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德意志第三帝国宣传部部长，纳粹的喉舌。

抽象地说，戈培尔和戈林是一类人，他们都有雄才无大略，不过是希特勒羽翼下的附庸。戈林长于交际，为希特勒掌权广交权贵；戈培尔则善于鼓动，而且凭借着深厚的学识粉饰纳粹的种种罪行，挑动德国民众的神经。

他幼年患病落下终生残疾，同时也埋下了阴险人性的种子。当戈培尔博士走出校门时，本想一展才华的他，却不得不为生计所困。他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对现状不满，急于寻找一条出路。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遇到了希特勒，从此卸下道德的束缚，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从1928年起，希特勒就视戈培尔为心腹，他虽然不像戈林、赫斯、鲍曼或是希姆莱那样成为希特勒的隐形继承人，可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核心圈。站在希特勒身边的人中，左边可能更换了很多人（二号人物），但在他右边站着的一直都是戈培尔（三号人物）。

当德意志第三帝国走向末路时，他选择了陪葬。这倒不是因为戈培尔幡然悔悟，而是不甘心在经受一番“屈辱”后，再领受胜利者的绞刑。德国战败后，选择自杀的高级官员并不多，最著名的要数“防御大师”莫德尔，他同样担心战败后会被清算。莫德尔在临死前给自己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们以后能好好地活下去。戈培尔则让妻子亲手杀掉了自己的六个孩子，然后才和妻子双双自杀。当时他的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5岁。

1897年10月29日，戈培尔出生在德国西北部的小城莱特，家中有四个孩子，他排行第三。四岁时戈培尔患上了小儿麻痹，导致左腿萎缩。在工厂做会计的父亲筹措了一笔钱，给小约瑟夫做了手术，但手术不算成功，他因此成了一个瘸子。

戈培尔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也成为日后了解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重要资料。他在日记中曾经表示，自己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参加军队检阅仪式，每次遇到这样的活动，他都在前一晚睡不着觉。

患病的小约瑟夫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关爱，他们竭尽全力供其读书，希望日后他能用头脑拟补身体上的缺陷。他们还给约瑟夫买了一架二手的钢琴，以免他待在家里太寂寞。

戈培尔的学习成绩一直十分优异，可惜这没有让他得到本应有的赞赏。同学们时常会拿他的身体残疾取乐，渐渐地戈培尔个性变得古怪、虚荣心强、傲慢。和同学相处时，他会精心编排一些戏码，其中少不了欺骗和谎言，渐渐地大家给他起了一个“乌勒克斯”绰号，意思是“诡计多端的人”。

1914年一战爆发，17岁的戈培尔也希望能够上战场，但是在体检时被淘汰。此后他继续留在学校读书，1917年他考取波恩大学文学院，之后又辗转多所大学，直到1921年时，他获得了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十足的学识渊博的人。值得玩味的是，他的导师贡尔夫是一位犹太人，后者给予了戈培尔相当多的帮助。

这段时间他有过两任女友，第一位是他好友的妹妹。后来他喜欢上了这位好友的女友，为了能和对方在一起，他不惜和好友决裂。第二任女友出身一个富贵家庭，二人因为身份鸿沟和观念的差距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这段感情对戈培尔有多大影响不得而知，从日后他的所作所为看，他一度支持冲锋队创始人罗姆的主张，在纳粹掌权后赞同清洗德国的权贵。

结束学业的戈培尔起初是希望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可此时的德国经济萧条，绝大多数人都经济拮据，大街上到处都是没有谋生职业的闲人。戈培尔先后当过记者、剧作家等职业，但都干不长。他写的剧本没有人愿意用，后来他了解到整个出版行业都被犹太人垄断，心中也因对犹太人产生了怨恨。

1922年6月，他在慕尼黑的街头遇到了希特勒。

戈培尔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演讲后，兴奋地给对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你像一颗初生的明星，出现在我们惊异的眼前。在一个充满怀疑的绝望世界，你给了我们信仰。”

希特勒是戈培尔的领路人，但两个人并没有在一开始就确立亲密关系。戈培尔此后在犹太混血女友的帮助下，谋得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这份勉强糊口的工作也只做了两年，然后再次失业。

1924年2月，戈培尔受聘一位议员，不久之后他又得到纳粹早期领导人卡尔·考夫曼的推荐，给纳粹早期二号人物施特拉塞当秘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加入了纳粹，迈出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施特拉塞是纳粹早期的一位重要成员，也是希特勒在纳粹内部树立权威的主要对手。他和希特勒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前者主张联合德共，剥夺贵族和大企业家的财产；后者则坚决反对，他需要这些人的资金支持，消灭了他们也就等于消灭了自己。

在戈培尔之前，担任施特拉塞秘书的是希姆莱。当时希特勒因为啤酒馆暴动被捕入狱，希姆莱看不到希望，回到了老家办了一个养鸡场。施特拉塞很赏识戈培尔，他认为戈培尔与自己的想法相近，而且能言善辩，更重要的是戈培尔拥有博士学位，这在纳粹内部凤毛麟角。

希特勒和施特拉塞的分歧导致后者出走，他和戈培尔离开纳粹的根基巴伐利亚，前往德国北部。当时纳粹虽然在德国南部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在北方的普鲁士邦等地区还鲜有作为。

施特拉塞在戈培尔的协助下，很快就在北方打开了局面，他们创办了一份报纸，宣传自己的主张。在此期间，戈培尔开始展露宣传演讲的才华，逐渐成了施特拉塞的左膀右臂。

1925年1月，服刑9个月的希特勒被提前释放。施特拉塞一派的崛起让他感到不安，如果任由这样发展下去，他们会动员起大多数人实施自己的主张，那也就葬送了自己的“事业”。1925年11月，施特拉塞在汉诺威召开会议，目的是联合纳粹北方成员通过一项决议，支持德共提出的“征用和接管退位的各王公贵族的大庄园和财产”。

希特勒获悉此事后十分震怒，这些王公贵族中，有不少人曾经给纳粹捐助了款项。此外有一些大工业家正打算在经济上资助希特勒，其原因是想利用纳粹压制德共。 如果施特拉塞和戈培尔的计划得逞，希特勒的收入来源就可能马上枯竭。

希特勒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并且派出心腹，也是纳粹最早的创始人之一戈特弗里德·费德尔代表他去镇压反叛者。戈培尔要求把费德尔轰出去，他喊道：“我们不需要奸细密探！”当有人提出这次会议是不合程序的，没有最高领袖在场，什么行动都不能采取的时候，戈培尔叫道：“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希特勒开除出党！”

施特拉塞日后的悲剧也许在这一天就注定了，他没有反击，而是就此不了了之。在1932年底，他公开背叛希特勒的时候，也是因为犹豫不决给了希特勒反击的机会。也许是出于对施特拉塞的失望，也许是希特勒在此期间的极力拉拢，戈培尔在这之后离开了施特拉塞。

希特勒邀请他去慕尼黑演讲，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我走进大厅，欢呼声震耳欲聋。我讲了两个小时，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我热泪盈眶，这是我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幸福。”1926年2月，戈培尔彻底倒向了希特勒。同年8月，他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与施特拉塞决裂。

希特勒拉拢戈培尔绝不仅是为了肢解对手的阵营，他看重的是戈培尔身上超强的宣传能力。他曾经和身边人说，他很欣赏戈培尔在德国北部地区取得的成绩。为了给戈培尔提供发挥才干的舞台，希特勒又多次为戈培尔站台，以示对他的赏识。戈培尔为了能让每场演讲都达到最佳的效果，他会在每次演讲前像演员那样进行认真的排练。对每个动作都精心设计，每个眼神都在镜子前反复体验，每个示意都进行深思熟虑。

他在演讲时也曾遇到过难堪的场面，人们有时会表现出极大的不尊重，口哨声、嘘声响彻全场。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不退缩，而是精湛地利用他声音的转调能力，压倒会场上嘈杂的声音。

每次演讲他都要事前了解听众是谁？他们的成分如何？情绪如何？如何才能抓住他们的心，使他们保持紧张。在演讲时他会使出浑身解数，肢体上、声音上和表现力上都力求达到极致。从尖酸讽刺到狂热兴奋，从激情的表忠心到刻骨的显仇恨，处处设法吸引听众，使演讲颇有艺术性，极富煽动性，恰到好处地调动听众的情绪。

1926年11月，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纳粹柏林地区的领袖，并直接向其本人负责，这一年他只有29岁。

戈培尔不负众望，他把柏林地区的工作搞得风生水起，《进攻报》是他宣传的平台，同时他还通过组织各种活动，为纳粹加强宣传工作，神话希特勒。他将霍斯特·威赛尔创作的《旗帜高扬》定为纳粹的党歌，鼓吹为纳粹事业献身。希特勒曾于1942年回忆这段时期戈培尔的工作，他说：“戈培尔博士带有言辞和才智两件礼物，没有这些礼物，柏林的局势就无法控制。”

1928年德国国会议员竞选被视为纳粹走向权力顶峰的起点，在这次选举中，纳粹提名的12个候选人全部当选，其中就包括戈培尔。也就是在这一年，戈培尔被任命为纳粹的宣传部部长，事业再上一个台阶。

在之后的几年中，戈培尔四处奔走、游历全国。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从他零星的言论中归纳出此人尊奉的信条：

真理是什么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要能够征服民众；

民众都是普通百姓，所以宣传的论点要粗犷、清晰、有力；

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的令人相信。

1933年1月，希特勒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授权组建新内阁。这一届内阁是由多个党派组成的联合内阁，其中只有三位纳粹成员担任部长级的职务，其中就有戈培尔出任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此后他在这个职务上干了12年，直到第三帝国灭亡。

他在上任伊始就对报刊、广播和电影实施严格控制，力图消灭任何与纳粹对立的传播媒介。在他上任前，德国有4703家报刊，一年后减少到3097家，两年后减少到2527家。主要竞争派别的报纸则全部被查封。

戈培尔第一件震惊世界的“杰作”是国会纵火案，在1933年初，希特勒虽然当上了总理，可并没有一下子就掌控全局。他上面还有老总统兴登堡，政府中有“协助”他的帕彭出任副总理，内阁中大部分部长也来自其他派别，这与他希望的独裁还相去甚远。

纳粹虽然是国会第一大派别，可支持率并没有超过半数，而如果想完全掌控权力，他们需要在国会获得2/3以上的席位。德共当时是纳粹最大的竞争对手，国会纵火案的目的就是要搞掉德共，然后在国会通过《授权法案》，让希特勒拿到独裁的权力。

在这起事件中，戈培尔和戈林联手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戈培尔负责动口，戈林负责动手。事件发生后，戈培尔通过电台将希特勒、戈林和他本人的声音传遍了德国的每一个角落。1933年3月23日，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德国国会正式讨论《授权法》。经过长时期处心积虑的准备，纳粹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国会以441票对84票通过了这一法案。希特勒终于攀上了权力的顶峰。

纳粹在掌控国内局势后，便着手为战争做准备。为了制造侵略的借口，戈培尔开始不遗余力地制造虚假宣传。在他的操纵下，国内的报刊大规模渲染波兰的野心，营造德国将遭受波兰入侵的氛围，鼓动民众准备好保卫家园。

战争临近时，《柏林日报》在醒目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当心波兰！”的文章。1939年8月31日，盖世太保首领海德里希带领150名党卫队员袭击了德波边境地区格莱维茨的一处电台，然后用波兰语发表了一番挑衅言论。当天下午，纳粹宣称波兰已经入侵德国。次日凌晨4时，德国军队越过德波边境，二战欧洲战场的战事正式爆发。

在战争期间，戈培尔想方设法通过宣传机器引导民众的情绪。他深知媒介的重要性，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民众获取信息的唯一来源全部被戈培尔一手控制。同时，德军每占领一个地区，他就迅速接管当地的电台，然后开动纳粹的宣传手段，日夜不断地发表各种评论报道，鼓吹德国军队如何英勇善战，诽谤攻击敌对国家的军队和首脑。他要让德国民众相信，德国一定会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每次战争准备期间，戈培尔也会配合情报部门散布虚假信息，干扰敌对国家的判断。1941年3月，德国已经决心入侵苏联，戈培尔在一家国内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暗示德军将攻取克里特岛”的文章。这篇文章告诫英国人“不要试图猜测，你们不会猜着，继续你们的工作，可以肯定届时你们将听到你们必须知道的消息。”

文章发表后，这家报纸就被戈培尔查封了，从而造成了“文章泄露军队秘密”的假象。此事对英国和苏联误判局势造成了多少影响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斯大林直到德国入侵前的几个小时，才向部队下达的战斗预警。戈培尔炮制的这起事件一定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1939年9月至1942年底，戈培尔在这几年受到了冷落。这段时间德军一直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希特勒几乎把所有的经历都用在了战场上，和他每天打交道的也是国防军和党卫军的将领们。像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这些政客并没有太多表现的机会。戈培尔在日记中抱怨：“元首变得只听从将军们的话，这使我的处境变得困难。”

戈培尔的转机是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惨败之后，他下令关闭国内娱乐场所三天，不久之后他又在15000名观众面前发表了一次长达135分钟的演讲。面对民众的质疑，他对斯大林格勒的惨败轻描淡写，转而重点谈了消灭犹太人和苏联的必要性；然后他开始宣扬“总体战”的必要性。最后他以一句“国家屹立而风暴消失”结束了演讲。

不久之后，希特勒下令施行“全国总动员”，除了适龄的青年被征召入伍之外，16岁至18岁的青年，以及38岁以上的中年人也被纳入了服役年龄。为了让这些人尽快投入战场，填补一线部队的缺额，1943年以后入伍的新兵缩短了训练的时间，德军在东线的兵员素质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下降。

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希特勒在此后对戈培尔更加倚重，任命他为“总体战动员委员会”总监，在不久之后他下达了第二次“总动员令”，战场上开始出现一脸稚气的童子军和满头白发的老人。

此时的希特勒实际上已经对战争失去了信心，戈培尔这个时候会屡屡提及普鲁士时期的传奇国王腓特烈大帝。他会引用拿破仑对腓特烈大帝的评价来激励希特勒：越是在最危急的时候，就越显得他的伟大，这是我们对于他能说出的最高的赞誉之词。

在对民众的宣传上，他清楚战场上一再撤退和连续不断的盟军空袭，已经无法用几句话就能消除大家的质疑。他改变策略，开始编造一些德国已经研制成功“秘密武器”的新闻。他还在一次演讲中煞有其事地介绍一种名叫“冷光”的武器，他对民众说：“当我走进武器库，看见这种武器，我的呼吸骤然停滞。它的威力如此巨大，破坏如此可怕，以至元首要求不到最后关头不能使用它。”

这类新闻一开始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时间久了也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谎言。

1945年1月底，苏军已经逼近柏林市区，戈培尔被任命为柏林城防司令。此时德国高层以及绝大多数将领都主张与英美和谈，转而共同对付苏联。戈培尔也主张和谈，但谈判的对象不是英美，而是东线的苏联。他认为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相比，斯大林更有政治魄力和手腕儿，所以如果德国能拿出足够的筹码，并且在战场上取得一些主动权就能具备谈判的基础。

希特勒倾向于戈培尔的意见，他在1945年2月先后在德国北部的东波美拉尼亚和匈牙利的巴拉顿湖对苏军发起反攻。德军在反击初期取得了有限的战果，但最终被苏军击退。此后，希特勒和戈培尔就彻底放弃了最后的努力。

1945年4月22日，他和他的夫人以及6个孩子搬到柏林的地下暗堡，和希特勒住在一起。戈培尔对战争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他不仅把自己和家人视为对希特勒效忠的证明，还将这些看做是自己退出历史舞台的英雄壮举。

他擅长的宣传能力已经派不上用场，在地堡的日子里，他除了读书，就是不停地写日记或者陪年幼的孩子们玩儿。他和妻子于1931年结婚，一共生了6个孩子。妻子玛格塔此前有过一段婚史，并且生下了一个男孩。

戈培尔对婚姻并不忠诚，他长期担任宣传部部长，其间结识了很多女明星，并威逼利诱和不少人保持着暧昧关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和捷克女明星巴洛娃的关系，两个人的绯闻曾经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让希特勒也不得不介入，命令他修复和妻子已经破裂的婚姻。

4月30日，希特勒在地堡自杀。5月1日，戈培尔和妻子亲手毒杀了6个孩子。继子已经成年，并加入了德国陆军，他在战场上被盟军俘虏，战后获得释放，并回到了生父的身边。

戈培尔和妻子在毒杀孩子的当天也选择了自杀，然后被部下埋在一处角落，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墓地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