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太平二年（557年）十月乙亥，江南初冬的冷风似乎预示着梁朝即将迎来终结。当时，梁朝相国、扬州牧、镇卫大将军、陈王陈霸先，在经历了三次推辞之后，最终接受了梁敬帝萧方智的禅让，于建康台城登基称帝，成为陈朝的开国君主，即陈高祖武皇帝。

梁敬帝萧方智则被陈武帝册封为江阴王，但不久之后便在其府邸中遇害，标志着梁朝的悲惨落幕。对陈武帝而言，这位54岁才登上皇位的君主（出生于503年，逝世于559年），这份迟来的胜利充满了苦涩。面对破碎不堪的江南大地与尚未稳固的新王朝，陈霸先回首过往，心中难免生出无限感慨。

在后三国时期，三国之间的争夺异常激烈，彼此间的影响深远，因此任何一方的命运都不完全由自身决定，陈霸先的登基之路也不例外。

要追溯陈氏的兴起，必须从对梁朝末年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北齐说起。

东魏与北齐的情况类似于梁陈，都是通过禅让的形式完成政权更迭。高澄继承了高欢的爵位后，朝廷上下普遍认为他将取代东魏，许多大臣纷纷劝说他称帝。

魏孝静帝元善见在高澄继位后备受压制。有一次，高澄用大杯向孝静帝敬酒，孝静帝不愿屈从于高澄，便不悦地说道”：“自古无不亡之国，朕留这副躯体又有何用！”

高澄当时勃然大怒，大声斥责：“朕！朕！狗脚朕！”意思是孝静帝如同狗的脚一样毫无价值。

随后，高澄还命令自己的心腹崔季舒殴打了孝静帝三拳。

悲愤交加的孝静帝元善见吟诵起谢灵运的诗句：

“韩亡子房愤、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

张良（字子房）在秦灭六国后，因愤怒而策划了刺杀秦始皇的行动，地点在博浪沙。而鲁仲连则在战国末期，面对赵国被秦军围困，赵国打算重新尊奉秦昭王为帝以解除邯郸之围的局面下，感到羞耻，不愿看到赵国屈从于强大的秦国。

在侯景之乱期间，高澄的篡位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但由于战事连绵，他暂时无法实现禅代的计划。

当时，忠于元氏的魏朝大臣从一首诗中读出了孝静帝要诛杀高澄的意图，于是发动了一次失败的政变。这次政变很快被高澄察觉，参与其中的常侍侍讲荀济、祠部郎中元瑾、大长秋刘思逸、华山王元大器、淮南王元宣洪、济北王元徽等人均被处决，孝静帝也因此被幽禁了三天。

颍川之战后，正如陈元康所言，高澄因主持大军攻灭西魏大将军王思政，声望达到了继位以来的巅峰。正当他谋划禅代之际，一场震惊东魏的刺杀案发生了。

东魏武定七年（549年）八月辛卯日，东魏孝静帝在高澄的建议下册立了太子。这一举动被视为高澄为了安抚元魏旧臣的心而采取的措施。册封太子的大典结束后，高澄召集中军将军、散骑常侍陈元康，吏部尚书杨愔，黄门侍郎崔季舒等人到他的府邸——城北东柏堂，秘密商议禅代事宜。

这个时候高澄家中的膳食奴仆兰京端着饭菜进入厅堂，兰京常常因表现不佳被高澄训斥责骂。

随后，高澄毫不避讳地对陈元康等人说：“昨晚，我做梦，梦见这个奴仆挥刀砍我，我必须找个时机尽快除掉他。”

兰京听到这话后，心中大恐，于是纠集了他的同党阿改等六人，假借送饭之名，手持藏在托盘下的刀具，闯入厅堂刺杀了高澄。

兰京是梁朝大将兰钦之子，曾在徐州战败后被俘虏至东魏。他曾多次请求高澄放他返回南朝，但均未获准许，反而遭到高澄的杖责。因此，兰京心中积怨已久，最终决定实施刺杀行动。

东柏堂的守卫人员，由于高澄与魏琅邪公主私通，不愿有碍眼之人，常被派遣外出，导致堂内的防卫几乎为零。

高澄见到兰京再次端着盘子上来，愤怒地问道：“我未索食，你怎么又来了？”

兰京举起刀，大喝道：“我来杀你！”随即招呼同党一起攻击高澄。

高澄大惊失色，急忙从座位上跳下来，还扭伤了脚，只能躲到了床下。堂上的众人都是一些文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杨愔十分惊恐，吓得拔腿就跑，跑的途中连一只靴子都跑丢了。

拳王崔季舒则立马往外跑，最后跑到厕所里藏了起来。

就只有陈元康英勇地与兰京等人争夺刀具，挡在前面，最后不幸被刺中腹部，导致肠子外溢，在当晚因伤势过重而不幸去世。

库直官纥奚舍乐和王纮也拔刀与刺客搏斗，纥奚舍乐不幸遇害。众人合力掀翻大床，最终将高澄刺死。

高澄的弟弟高洋得知刺客袭击的消息后，迅速采取行动，亲自出东门部署追捕。兰京等刺客当场被斩杀。

随后，高洋当众宣布，大将军虽受伤但并无大碍，并迅速处理了一系列事务。不久后，他前往晋阳，接管了军政大权。

武定八年（550年）五月，高洋接受了东魏孝静帝的禅让，改国号为齐，年号为天保，成为北齐的开国皇帝，即显祖文宣皇帝。

高澄遇刺的事件发生在东魏向北齐禅让前夕，显然并非一次简单的个人泄愤行为。由于史料的缺失以及可能的刻意掩盖，这一事件的真相至今仍难以完全还原。

然而，通过仔细分析刺杀案的前后经过并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我们仍能发现一些线索。

第一个线索，关于案发前的预兆。在高澄遇刺之前，已经流传着许多关于刺杀的传言。其中最为直接的一个是太史官对高澄说，宰辅星的光芒异常暗淡，这预示着他将面临不利的局面。然而，高澄对此只是付之一笑，未加理会。

兰京因厨艺精湛而受到高澄的器重，但由于无法获释返回南方，心中积怨甚深。尽管如此，兰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厨子，高澄自然不会怀疑他会对自己下手。从常理来看，一个小小厨奴的怨气，根本不可能在京师内外引发如此多的传言。

太史官向高澄警示宰辅星的黯淡，这或许源于他听闻了某些对高澄不利的传闻。这一警示表明，针对高澄的阴谋背后存在着更大的势力，并且事态已经发展到了关键时刻。

第二个线索，关于高洋的借故离开。高澄召集心腹重臣密谋禅代之事，并讨论新朝的重要官员安排，这无疑是当时最为关键的朝政大事，理应召集宗室心腹共同商议。作为高澄的亲弟弟，同时担任京畿大都督和尚书令的高洋，显然是首要人选。然而，为何高洋没有出现在城北东柏堂呢？这个问题引发了诸多猜测和讨论。

根据《陈元康传》记载，高洋当时有其他事情在身，但有什么事能比亲兄篡位更为重要呢？更何况，高洋只是回到了自己的宅邸，并没有前往其他重要的地方。更令人疑惑的是，在刺杀案发生后，高洋竟然能够毫不惊慌地指挥众人，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他确实具备超乎常人的心理素质。然而，我们仍不免怀疑，高洋的离开是否真的只是巧合？

第三个线索，关于案发后的处置。最令人质疑的是，兰京、阿改等六人在面对京城卫戍部队时毫无还手之力，完全可以将他们控制起来进行详细审讯，但高洋却下令当场处死所有刺客。如此重大的刺杀案件，竟不加以审讯、不查明真相，这难道不是对死者，尤其是对高澄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极不负责？

高澄和陈元康的死讯更是被隐瞒了数月之久，直到次年正月才正式发丧。

高洋究竟在害怕什么？是担心元魏宗室的反扑，还是害怕忠于高澄的政治势力的抵制？

综合来看，在高澄被刺一案中受益最大的人无疑是高洋，而案件中种种不寻常的迹象也隐约指向了他。

从当时的政治背景来看，高澄的死确实符合某些人的利益。高洋因兄弟之间的继承之争，有理由、有机会、有动机去谋杀高澄。

然而，从整体形势来看，尽管高澄平日里对弟弟并不友好，兄弟之间可能存在积怨，但凭借高澄的威望，高洋几乎无法撼动其兄长的地位。

真正有能力和动机谋刺高澄的，可能是东魏最危险的一个松散政治集团——鲜卑勋贵。

高澄掌权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厉打击鲜卑贵族，并广泛启用河北地区的汉族名士。这些举措对鲜卑贵族的既得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高欢手下的元老将领中，不少人对高澄既憎恨又畏惧。然而，在汉人势力日益壮大和高澄强势统治的背景下，鲜卑贵族在政治上几乎丧失了与之抗衡的能力。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唯一的手段似乎就是彻底铲除对方。对于这种暗流，高澄自然有所防备，他的心腹崔季舒也有所察觉。因此，崔季舒曾故意在勋贵面前吟诵鲍照的诗句：“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意在提醒众人，如果高澄去世，他所任用的亲信可能会遭到清算。

然而，高澄凭借其崇高的威望震慑了那些勋贵老将，并得到了河北汉人大族的鼎力支持。因此，对于邺下流传的谣言“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灯灯灭”，他并不以为意。

历史总是保留着最神秘的面纱，直到今天，我们仍未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鲜卑勋贵或高洋参与了高澄的谋杀。这或许正是历史的独特魅力所在。

吸引人们深入探究高澄被刺一案的动机，并非案件本身有多么离奇，而是高澄之死所引发的一系列东魏北齐政治变革，及其对后续三国局势的深远影响。

高澄去世后，高洋迅速展开了东魏禅让的政治准备工作。为了获得勋贵集团，尤其是晋阳掌军的老将们的支持，他不惜以惩罚汉人代表崔暹和崔季舒为代价。

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原本还心存幻想，希望借此缓解自身的压力，但看到高洋雷厉风行的行动后，不禁哀叹道：“此人似乎不容我活，我不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

高洋即位后，对鲜卑勋贵进行了大规模的封赏，其中包括已经鲜卑化的汉人和羯人等。

天保元年的诏书提到，已故功臣孙腾、尉景、娄昭、高昂、慕容绍宗、万俟干、段荣、刘贵、窦泰、刘丰、蔡俊都受到了就墓致祭的褒扬，其中只有高昂是河北汉人。此外，厍狄干、斛律金、贺拔仁、韩轨、可朱浑元、彭乐、潘相乐等人均被封为王爵，这些人均出自六镇，没有一个是汉人。

天保元年的一系列诏书表明，北齐基本上否定了高澄的政治措施。尽管高洋表面上继续尊崇其兄高澄，并追封他为皇帝，崔暹和崔季舒后来也获得了赦免，但汉人的势力再也没有恢复到高澄时代的强大地位，对鲜卑勋贵的制约作用也大为减弱。

因此，可以说高澄推动东魏汉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鲜卑贵族重新掌控了政权，之前一度有所改善的政治局势再次陷入混乱。

在军事方面，尽管高洋对晋阳进行了大量安抚工作，但他内心依然有所顾忌。为了稳定晋阳这个重要的军事中心，高洋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他颁布诏书，免除太原郡三年的田租，以争取民心；另一方面，他将目光投向北方，亲自率领大军多次北伐柔然、契丹、突厥等胡族，以此巩固自己在北方的统治地位。

从天保四年（553年）到天保八年（557年），在这段关键时期内，北齐派遣的军队主要集中在争夺淮南江北地区。无论是统帅的能力还是军队的数量，这些南征的部队都无法与北伐柔然的军队相提并论。因此，这种战略安排大大减轻了南朝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使得陈霸先成为了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在北齐取代东魏初期，江南地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虚弱期。天保四年（553年）二月，北齐任命侯景的旧将郭元建为统帅，在合肥集结了两万水军进行训练，并派遣邢景远和步大汗萨率部支援，计划东进攻打建康。

面对北齐的威胁，梁元帝命令王僧辩率领建康的军队抵御，陈霸先也派遣三千精兵增援。双方在东关爆发了激烈的战斗，结果北齐军队大败，损失惨重，伤亡超过万人。

到了天保五年（554年），尽管在江北遭受了失败，北齐依然坚持“北主南次”的战略，继续将主力用于对付北方的山胡部落。江淮地区的民众因不堪北齐的统治而怨声载道，一些地方豪强趁机发动了反齐起义。例如，宿预（今江苏宿迁）的豪强东方白额就率领当地民众杀死了北齐的官员，占领了城池。

陈霸先抓住这一机会，带领京口的军队渡过长江围攻广陵郡，王僧辩随后也出兵支援，进攻江北的秦郡（今江苏六合）、泾州（今安徽天长）和盱眙等地。为了稳定江淮地区的局势，北齐高洋派遣名将段韶率军南下指挥军事行动。段韶是北齐著名的三大名将之一，以其智慧和深远的谋略著称，深受高欢的器重。

段韶抵达淮南后，迅速洞察到淮南的主要矛盾在于江北的陈霸先部队。因此，他留下一部分兵力进攻宿预，亲自率领数千精兵南下袭击泾州。

此前，陈霸先的部队面对的都是北齐的三流将领，他们普遍认为北齐的援军会先北后南，逐个攻城。因此，当盱眙、泾州、秦郡的南军突然遭遇段韶的突袭时，顿时乱作一团，纷纷不战而退。陈霸先本人也不清楚北齐军的真实情况，于是解除对广陵的包围，渡江回到京口。

由于缺乏有效支援，宿预的东方白额随后也被段韶平定。此时，江淮地区的局势仍处于初期阶段。梁朝江陵政权因受到西魏的威胁，无暇顾及江北，基本上依靠王僧辩和陈霸先两人支撑局面。北齐对此地也没有太多兴趣，段韶在江淮的一击即退，主要目的是在北击柔然的同时，确保南方的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王僧辩和陈霸先凭借各自手中的数万军队，成为扬州一带的实际主宰。经过平定侯景之乱的合作，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王僧辩的儿子还娶了陈霸先的女儿。在对北齐的作战中，两人基本能做到同心协力，特别是陈霸先，由于梁元帝的命令，始终对王僧辩保持尊敬，以示主次分明。

然而，表面的和睦难以掩盖两家深层次的矛盾。两位将领手握重兵，难免对政权有所觊觎。一旦外部压力减弱，双方的利益冲突便会凸显。不幸的是，随着北齐对南方政策的变化，这种潜在的矛盾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局。

在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十月，西魏发起了对江陵的军事行动，目标是消灭位于江陵的梁朝政权。由于梁元帝萧绎在战略上的失误，未能有效指挥扬州地区的王僧辩和陈霸先两支军队，导致江陵城迅速落入西魏手中。

在江陵之战期间，萧绎多次下令要求王僧辩率领建康诸军前来救援，但直至江陵失守，援军仍未到达。梁元帝去世后，王僧辩与陈霸先在同年年底共同拥立梁元帝之子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承制。

绍泰元年（555年）正月，王僧辩作为梁朝新的主要掌权者之一，为了彰显其正当性，派遣大将侯瑱进攻在江陵之战中被北齐占领的郢州。当时，郢州刺史陆法和因受到西魏和北齐的双重压力，被迫投降北齐清河王高岳。

侯瑱与北齐的郢州守将慕容俨进行了长达五六个月的激烈对抗，梁军投入了十余万人进行围攻，但最终因实力悬殊，不得不撤退。

江北与郢州的战斗揭示了梁朝逐渐复苏的活力，王僧辩和陈霸先两位将领的实力并不逊色于江陵政权。如果时间允许，梁朝的新政权或许能够稳定局势，甚至收复失地。北齐借鉴了当年梁武帝利用六镇之乱立北海王元颢为魏帝的策略，决定扶持萧渊明为梁主，意图扰乱南朝的局势。

北齐政府和萧渊明本人多次向南朝的头号人物王僧辩致信，请求他接纳萧渊明入梁。萧渊明是梁武帝萧衍的后代，但在太清元年（547年）梁军北伐徐州时兵败被俘，其人品卑微，且由敌国扶持，自然不适合迎回。因此，王僧辩坚决拒绝了这一请求。

然而，北齐并未放弃，派上党王高涣率军护送萧渊明南下，试图像陈庆之送元颢入洛一样强行进入南朝。梁军在合肥东关进行了阻击，资深将领裴之横在这场战斗中被齐军斩杀。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王僧辩面临的困境，使他的政治地位更加岌岌可危。

得知此消息后，王僧辩深感恐惧，于是改变了初衷，同意接纳萧渊明为梁主。

陈霸先在京口得知此事后，多次致信王僧辩，劝说他不要犯错。但王僧辩另有顾虑，坚持要接纳萧渊明。这导致两人之间产生了嫌隙。

接纳萧渊明的策略，初看似乎难以理解。然而，从王僧辩的角度来看，这一决策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王僧辩和陈霸先的兵力相当，声望相近，两人同处江东，正如俗语所说，“一山不容二虎”。从长远来看，两人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王僧辩必须将陈霸先视为潜在的心腹大患。同时，北齐的压力日益增大，使得王僧辩内外交困，处境极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硬抗北齐的压力，不如暂时妥协，接纳萧渊明作为傀儡。这样做对王僧辩的实际实力并没有实质性损害，这可能是他当时的真正想法。

事实也确实如此。北齐上党王高涣率领军队护送萧渊明到达历阳，王僧辩则率领龙船和皇帝的仪仗队从江东前来迎接。然而，王僧辩只是将船只停在江中，不愿靠近江西岸。萧渊明在江岸边以南朝皇帝的身份与北齐上党王高涣盟誓，双方定下了两国通好的盟约。高涣按约定率军返回北方。

萧渊明要求将他的3000名卫队全部带过江，但王僧辩坚决不同意。经过一番谈判，最终只允许1000名散兵随行，实际上削弱了萧渊明的军事力量。

萧渊明进入台城后，立即登基称帝，并册封晋安王萧方智为皇太子，以此来安抚王僧辩和陈霸先等将领。同时，萧渊明向北齐称藩，王僧辩也送去了自己的妾室和儿子作为人质，以示诚意。

表面上看，王僧辩接纳萧渊明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萧渊明和萧方智都成了他手中的傀儡，而更大的好处是北齐撤军，建康的局势因此变得稳定，似乎是一举两得。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王僧辩的这一决定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梁朝自武帝萧衍以来，经历了多次动荡与挫折。简文帝萧纲、废帝萧栋、萧纪、梁元帝萧绎以及萧方智相继登基，加上西魏扶持的伪梁主萧察，使得江南局势异常混乱，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法统不正。

尽管梁元帝萧绎在个人品德上表现优秀，并凭借平定侯景之乱的功绩，勉强将梁室的法统归于己身，但无论如何，元帝一系已经成为江南最为合理且最具号召力的法统继承者。

王僧辩若想稳定局面，仅靠军事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急需一面能够凝聚人心的旗帜，而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智无疑是最佳选择。

王僧辩因迟迟未派兵救援江陵，导致梁元帝被西魏俘虏并杀害，这在政治上已经让他失去了不少支持。而当他废黜萧方智，转而支持萧氏远亲时，更是进一步损害了他的政治地位。这一举动无疑为手握重兵且一直位居王僧辩之下的陈霸先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政治机会。

承圣四年（555年）八月，江淮地区流传着北齐军队再次大规模集结于寿春，似乎准备大举入侵的消息。王僧辩派遣使者通知陈霸先，要求他加强防备。陈霸先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决定采取行动。

九月壬寅，陈霸先在其京口府邸召集心腹将领侯安都、周文育、徐度和杜棱，密谋袭击王僧辩。侯安都、周文育和徐度一致赞同陈霸先的计划，唯独杜棱表示反对。为了防止杜棱泄露消息，陈霸先用毛巾将其勒昏。随后，陈霸先假称率领军队防御北齐入侵，水陆并进，直奔王僧辩驻扎的石头城。

大将侯安都率领水军抵达石头城北。石头城北墙紧邻高地，侯安都弃船登岸，亲自带领士兵从北面攀城而入。陈霸先则亲自率领骑兵和步兵攻入石头城。

当时，王僧辩正在升帐议事，突然听到左右报告城南和城北有敌军入侵。紧接着，乱兵从四面八方涌入，王僧辩意识到情况不妙，急忙出逃，身边只有几十名亲信拼死抵抗，但根本不是侯安都大军的对手。情急之下，王僧辩和他的三子王頠逃上了南城楼，这才发现来犯之敌是陈霸先的军队。

石头城的守军闻讯后，在将军程灵洗的带领下与陈霸先展开激战。但由于准备不足，程灵洗最终战败投降。

王僧辩在城楼上苦苦哀求，请求饶他一命。然而，陈霸先毫不动容，命令士兵放火烧毁城楼。王僧辩被迫下城，束手就擒。

陈霸先质问王僧辩：“我有何罪，你竟然与齐国联手讨伐我？”接着又问道：“既然要对付我，为何石头城毫无防备？”

王僧辩明白陈霸先是在故意污蔑他，但不敢辩解，只能低声下气地回答：“我把建康的北大门交给你守卫，怎能说没有防备？”然而，再多的解释也无济于事。事变已经发生，王僧辩难逃一死。当夜，王僧辩及其儿子王頠被绞死。

尽管王僧辩已逝，但他的部队依然存在。自从击败侯景之后，王僧辩在建康经营多年，其势力范围广泛分布于三吴地区（即吴郡、吴兴、会稽）。

其中较为强大的有三支力量：

第一支是由王僧辩的弟弟王僧智率领，驻守在吴郡（今江苏苏州）；

第二支是由王僧辩的女婿兼勇将杜龛指挥，驻守在吴兴（今浙江湖州）；

第三支则由张彪领导，驻守在会稽。

除此之外，还有江州刺史侯瑱的部队，以及之前被王僧辩派遣前往岭南征讨广州刺史萧勃的王僧愔所率领的军队，这些部队也都实力雄厚。

这几支部队的总人数应该超过陈霸先的军队，但石头城事变发生得太突然，王僧辩的残余部队根本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便迎来了陈霸先的讨伐大军。

一方面仓促应战，另一方面则早有准备，结果显而易见。杜龛措手不及，其部将义兴太守韦载投降了陈霸先，而王僧智在吴郡战败后逃往了吴兴郡。

与此同时，陈霸先迅速迫使萧渊明退位，并迎立晋安王萧方智为皇帝，即梁敬帝。侯瑱和张彪则分别坚守自己的领地，拒绝向陈霸先投降。

王僧辩与陈霸先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似仅在几个月内激化，但实际上反映了梁朝末年南朝势力重新洗牌过程中的复杂斗争，远不止两家之间的矛盾那么简单。

这场大规模的斗争，无论是持续时间、涉及人员、地域范围还是战争的激烈程度，都超过了北朝魏末以来的任何一次冲突，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

王僧辩在南朝各股势力中脱颖而出，一度最有希望取代梁朝开创一个新时代。然而，从他在控制建康尤其是江陵政权覆灭后的表现来看，他更像是一位军事才能突出、但政治素养不足的将领，未能准确把握南朝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

在江陵政权灭亡前后，王僧辩为了实际控制建康，不惜背弃旧主，其长远目标显然是另立新朝。这一举动虽受到原江陵系势力的强烈批评，严重损害了他立新主的政治正当性，但也使他能够无后顾之忧地继续掌控建康。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权衡取舍，虽有争议，但至少在短期内实现了实际目标，勉强可以算作合格。

到了萧渊明事件时，王僧辩面临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他受到了南朝内部的强烈指责；另一方面，敌国的军事压力也不断加剧。

王僧辩做出的令人震惊的决定，几乎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即便陈霸先的兵变未能成功，王僧辩接纳伪主的举动也会引发南朝各地势力的联合反对，其最终的下场可想而知。

陈霸先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周密的计划，成功地平定了王僧辩的残余势力。然而，百密一疏，当他率军进攻三吴地区时，石头城却突然发生了变故。

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原为王僧辩的部下，而他的堂弟徐嗣先则是王僧辩的亲外甥。徐嗣先与徐嗣徽的两个弟弟——徐嗣产和徐嗣宗，从建康逃到了秦州，并说服徐嗣徽起兵反叛。

徐嗣徽一直对陈霸先心存不满，于是联合南豫州刺史任约（曾任侯景将领，后归降梁元帝，江陵失守后返回南豫州），在陈霸先率军外出之际，迅速袭击并占领了石头城。

与此同时，徐嗣徽向北齐求援，表示愿意献出秦州，并请求北齐军队迅速渡江，共同进攻建康。

北齐随即派遣5000名士兵渡江南下，进驻姑孰（今安徽当涂），为石头城提供远程支援。此外，北齐还命令柳达摩等人从江北的胡墅渡江，为石头城送来了3万石粮食和1000匹战马，以增强其防御能力。

石头城与建康台城相距不远，尽管三吴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陈霸先将石头城的突变视为头等大事，迅速率领主力部队返回建康，全力应对这次突发的军事叛乱。

新近投诚陈霸先的韦载为他分析了当前的局势，指出最糟糕的情况是齐军渡江向东，与三吴地区王僧辩的残部合流，这样建康将面临四面受敌的局面。江北有齐军威胁，建康西侧有石头城的压迫，东侧有吴郡、吴兴和会稽的叛军，南边还有姑孰的5000名齐军。一旦如此，局势将极为不利。

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齐军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石头城。因此，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切断齐军从建康附近渡江的路线，防止其与三吴地区的王僧辩残部合流。

陈霸先当机立断，立即派遣侯安都、周铁虎等人进攻江北各渡口，烧毁了齐军的千余艘船只，并迅速在秦淮河南岸修复了侯景当年建造的堡垒（即王僧辩率军进攻建康时，侯景在建康外城南侧所筑的堡垒），以保护建康与东府城及南徐州（今江苏镇江）之间的交通线，确保军队的后勤供应畅通无阻。

徐嗣徽与任约率领军队进攻台城，但遭到陈霸先的重创。为了稳固后方，二人留下柳达摩驻守石头城，自己则率部前往采石渡，迎接北齐的援军，准备卷土重来，再次进攻台城。陈霸先则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亲率主力部队向西进攻石头城，另一方面命令侯安都带领一支精锐部队袭击徐嗣徽的老巢——秦郡（今江苏六合）。

不幸的是，柳达摩被徐嗣徽的计谋所迷惑，率领着对地形不熟悉的北齐援军，与陈霸先的精锐部队交战，结果惨败，几乎丢失了石头城。

与此同时，侯安都迅速攻占了防守薄弱的秦郡，俘虏了徐嗣徽家中的琵琶和猎鹰，并派人将这些物品送回给徐嗣徽，还客气地说道：“昨日到府上取到这些物品，现奉还。”

陈霸先在复杂的战局中表现得沉着冷静，不仅指挥若定，还能在紧张的战斗间隙戏弄对手，其从容不迫的风度令人赞叹不已。

徐嗣徽和任约原本带着北齐的一万多援军从采石渡返回，得知老巢被攻破的消息后，顿时心生恐惧，士气大减。双方在石头城下再次激战，陈霸先以逸待劳，轻松击败了长途跋涉而来的齐军，徐嗣徽和任约只得乘船仓皇逃走。

在遭受重创之后，柳达摩再次面临陈霸先的攻势。此时，石头城内的守军已经疲惫不堪，难以继续抵抗。与此同时，陈霸先也面临着三吴和江州侯瑱未平定的局势，急需集中力量平息内乱。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决定暂时停战，达成协议：梁朝同意向北齐送交人质，北齐则全面撤出江南地区，梁朝不再追究徐嗣徽、任约叛乱中的相关人员。石头城的首次危机得以暂时缓解。

绍泰二年（556年）二月，陈霸先集结大军，再次对三吴地区发起进攻。王僧辩的残部被彻底击败，杜龛、张彪战死，王僧愔逃往北齐，其弟王僧智也被捕杀。然而，侯瑱依然拒绝投降。

正当陈霸先准备全力攻打江州之际，徐嗣徽与任约再度勾结北齐军队南下入侵。此次北齐的出兵规模庞大，约有10万兵力，这在当时的三国中任何一国都足以造成灭国之灾。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北齐的领军将领竟是萧轨。

根据《北史》和《北齐书》的记载，萧轨并没有传记，仅在《隋书》卷26《百官上》中提到，梁天监九年（510年）曾选拔了五名“才地兼美”的官员担任尚书五都令史，其中就有萧轨的名字。

然而，从时间上看，510年到556年相隔45年，如果这个萧轨就是后来北齐的萧轨，那么他的年龄至少有65岁，这似乎不太可能是同一个人。

在北齐时期，萧轨官居仪同三司，这是一个荣誉性的官职，属于第二品，通常没有固定的职权。在东魏和北齐的多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都没有见到萧轨参战的记录，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具备指挥10万以上军队的能力。

更为奇怪的是，这次出征的其他几位主将，如侍中裴英起、洛州刺史李希光、东广州刺史独孤辟恶、厍狄伏连（厍狄伏连后来在北齐后主时被封为郡王，似乎并未参与此战）、尧难宗、东方老等，他们的地位相当，彼此之间互不服气，导致号令不一。对于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来说，这种内部矛盾是非常致命的。

在北齐的这次南侵行动中，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此次战役的老将和勋贵几乎无一随军出征。与之前北齐派遣高岳进攻郢州、高涣护送萧渊明、段韶攻打淮南时的将领阵容相比，这次的将领选择显得颇为不同寻常。

进一步分析，这支南侵部队中包括了东方老、李希光等高昂旧将，他们所率领的部队大多为高昂的旧部。

考虑到当时北齐文宣帝高洋推行的“抑汉尊胡”政策，这次军事行动很可能是为了借战争削弱汉人的军事实力。若此战胜利，则可对南朝造成打击；即使失败，也不会损害北齐的核心利益。不过，这一推测尚缺乏足够的历史证据支持，需要更多史料的发现来验证。

萧轨率领军队渡过长江，从芜湖沿江北上直逼建康。面对这一威胁，陈霸先迅速派遣将军黄丛南下迎敌。双方在梁山（即李白《望天门山》中提到的“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之地）相遇。

梁山地势险要，两岸山峰夹江而立。黄丛在此击败了齐军的水师，迫使萧轨撤退至芜湖。为了确保建康周边的安全，陈霸先还命令大将侯安都渡江攻击历阳，重创了齐行台司马恭的部队，从而稳固了建康西部沿江的防御态势。

绍泰二年（556年）五月，萧轨率领大军北进，步骑兵从丹阳出发，水军则由徐嗣徽和任约带领沿江而上。然而，梁军将领周文育和周铁虎在青墩和板桥浦等地连续击败北齐水军，迫使徐嗣徽仓皇逃回，与萧轨的步骑兵会合，共同占领了秣陵旧城。北齐的侦察骑兵甚至逼近了台城附近，建康城内一片震动。

为了稳定人心，陈霸先在大司马门外的白虎阙召集宗室大臣和禁军，举行了一场庄严的誓师仪式。他亲自刑白马以祭天，登上祭坛发表慷慨激昂的誓言，谴责北齐背信弃义再次侵犯，激励建康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抵御敌人。陈霸先声泪俱下，言辞激昂，观者无不深受感动。

这一场景与二战期间斯大林在红场举行的阅兵仪式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宏大的仪式展示统帅的决心，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机，梁军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战斗力，背靠着已显残破的台城，与北齐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齐军占领台城南部的秣陵故城后，因水师力量不足，在城南与梁军交锋时未能占据优势，因此选择绕道从城东向北进攻。他们经过城东的方山（今南京方山风景区附近）和倪塘（大致位于今南京江宁区上坊镇泥塘村附近），一路向北推进至钟山的龙尾。

这种战略安排似乎借鉴了侯景当年攻破台城的经验，意在到达城北后决开玄武湖以水淹梁军。当时，梁军主力集结在朱雀航以南抵御齐军。在陈霸先的亲自督战下，大将周文育在湖熟县（今南京江宁区湖熟镇）的白城大败徐嗣徽部。

然而，城北的防御显得较为薄弱。侯安都率领的部队在钟山龙尾与齐军遭遇并展开激战，尽管梁军成功击伤了齐军大将东方老，但自身损失更为惨重，最终军主张纂在此战中阵亡。齐军避开了梁军在城北的防守力量，继续向西北方向推进，占领了幕府山，并抵达玄武湖之北。

尽管这一战略路线较长，但有其合理性。建康之北隔江便是北齐东南道大行台赵彦深的驻地，一旦战局不利，齐军可以依靠江北的援军支持。

至此，齐军的意图已完全暴露，陈霸先顿悟并迅速制定了天才般的战术部署。按常理，面对敌军压境，应立即进攻以解除水淹台城的威胁。然而，陈霸先却另辟蹊径，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行动。

首先，他派遣大将沈泰率领三千精兵北渡长江，奇袭北齐东南道大行台赵彦深于瓜步，俘获了大量粮食。接着，命令将军钱明率水师出江乘（今南京仙林一带），切断齐军的粮道。陈霸先本人则亲率主力部队驻扎在覆舟山北（今南京九华山公园一带），扼守玄武湖南面的重要通道，阻止齐军决堤。

这一系列行云流水般的战术安排令人拍案叫绝。梁军从东、北两面截断了齐军的退路，台城西面的大江全由梁军水师掌控，玄武湖以南则依托坚固的城墙据险而守。纵观整个建康战场，齐军已被困在一个大口袋中，只待梁军一举歼灭。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陈霸先的战术安排或许并不稀奇。但在古代，战场侦察手段极为有限，信息获取效率极低，统帅很难实时掌握敌军动向。陈霸先能够做出如此精准而恰当的部署，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天才般的战场直觉和数十年的军事经验。

令人叹息的是，北齐军的将领们自以为聪明，却做出了舍近求远的决定，结果自陷绝境。后路被切断的齐军缺乏粮食补给，只能宰杀军中的马匹和驴子充饥。更糟糕的是，天气也对他们不利。

进入六月后，建康附近连日大雨，天空仿佛漏了一般。齐军在露天中无处可躲，只能在雨中苦苦支撑，士兵们的手脚都被雨水浸泡得溃烂不堪。

相比之下，梁军背靠着地势较高的台城，有建筑物可以避雨，处境要好得多。为了缓解台城的粮食短缺问题，陈霸先的侄子陈蒨（即后来的陈文帝）从吴兴运来了3000斛大米和1000只鸭子，大大缓解了梁军的困境。

六月甲寅，大雨渐歇，陈霸先认为时机已到，便命令手下煮米烹鸭，用荷叶包裹米饭，上面覆盖鸭肉，每个士兵分得一份。次日黎明前，士兵们饱餐了一顿美味的鸭肉盖饭，士气大振。如今南京人喜爱食用鸭肉，或许与此历史事件有关。

天刚蒙蒙亮，陈霸先亲自指挥梁军发起了全面进攻。大将侯安都在战斗中冲锋在前，不幸被齐军刺伤，从马上摔下。侯安都的部将萧摩诃，时年24岁（532-604年），以勇猛著称，他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成功救出了侯安都，齐军见状纷纷退避。大将沈泰与吴明彻前后夹击，打得齐军溃不成军。最终，齐军将领萧轨、东方老等46人被俘虏，仅有王僧愔和任约二人侥幸逃脱。

钟山一战中，陈霸先所向披靡，成功全歼了北齐的10万大军，这场胜利意义非凡，这是自梁天监六年（507年）钟离之战以来，南朝对北朝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这场战役使得北齐无力再南下进攻，建康的局势也因此迅速稳定下来。陈霸先在这场战役中的卓越表现，使他在南朝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声望，为他最终取代梁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战前，北齐的术士由吾道荣曾预言萧轨大军南下可能会战败。《北史》卷89《由吾道荣传》更是将这一预言描绘得神乎其神，称萧轨战败当天，由吾道荣对人详细描述了战败的情景。后来，有人询问败还的南征士卒，发现情况果然如他所言。尽管这一说法显得有些荒诞，但它也反映了北齐内部对此次战役的态度并不积极。

无论萧轨南侵之战是否掺杂了高洋剪除异己的成分，但从整体上看，北齐进攻南方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国策的重点并不在此。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陈霸先及其代表的集团得以崛起，逐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绍泰二年（556年），南方历经十年的侯景之乱终于逐渐平息，陈朝作为最强大的核心崭露头角。陈霸先在稳定建康周边地区后，先后出兵平定了王僧辩的旧部侯瑱以及广州刺史萧勃等势力，并通过安抚手段笼络了周迪、陈宝应、留异等江南地区的豪强，基本实现了对江南半壁江山的统一。然而，原湘州刺史王琳占据长沙，拒绝接受陈朝的命令。

尽管王琳与梁元帝之间曾有矛盾，但他一直以梁朝将领自居。梁元帝去世后，王僧辩拥立晋安王萧方智，试图延续梁朝的正统。这一举动本有可能将王琳纳入其控制之下。然而，萧渊明之变使得王僧辩失去了政治上的正当性。尽管陈霸先后来重新拥立萧方智为帝，但这已经给了王琳可资利用的理由。

西魏的宇文泰迅速洞察了局势，随即向王琳表达了合作的意愿。经过一番交流，王琳同意与西魏建立友好关系，并提出希望西魏能够归还梁元帝及其太子萧方矩（也称萧元良）的遗体。

在此之前，王琳曾多次率领湘州的军队进攻江陵，意图摧毁萧察的政权，并坚定地与西魏和后梁对立。

然而，宇文泰并非等闲之辈。他深知江南的局势主要掌握在王琳和陈霸先手中，而陈霸先的势力远超王琳。如果王琳被消灭，江南将重新统一，这是西魏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宇文泰不仅同意归还元帝的灵柩，还册封王琳为西魏大将军、长沙郡公，并释放了在江陵被俘的1000多名梁朝家属，其中也包括王琳的家人，以此表达对王琳的支持。

尽管西魏仍然拥有后梁萧察这一棋子，但由于梁室已经衰落，继续利用萧察对抗建康政权实际上已无太大意义。

此外，西魏对萧察的后梁政权一直保持警惕，担心其借助江南的机会发展壮大。

陈霸先也曾尝试拉拢王琳，以朝廷的名义封王琳为司空，并邀请他前往建康任职。然而，王琳背后有西魏的支持，拒绝了这一任命，并在湘州集结兵力对抗陈朝。此时的陈霸先已经54岁，在古代这已是晚年。经历了数十年的征战，这位老将的身体似乎已经开始发出警讯。

如同宋武帝刘裕一般，陈霸先并未等到完全统一江南、恢复南朝旧疆，便在受封陈王爵位后的第三天，匆匆在建康即位，年号为永定。然而，不到两年时间，永定三年（559年）六月，陈霸先因病重而驾崩，享年56岁。

陈武帝陈霸先是梁末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南朝四位开国皇帝中（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陈霸先面临的开国形势最为艰难。首先，南朝内部的崩坏程度最为严重；其次，北朝的国力非常强大。

陈霸先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英勇崛起，对外抵御北齐的强大压力，对内平定各方敌对势力，精心经营。他在侯景之乱后的十余年间，逐步稳定了局势，堪称一代枭雄。

尽管陈霸先生前未能彻底消灭王琳、实现江南的完全统一，但在梁陈禅代的过程中，局势逐渐趋于稳定。梁朝的正统地位不再是江南唯一的象征，经过十余年的纷争，江南民众的心态也逐渐从支持梁朝转向支持陈朝。这为日后南朝的统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这也是陈武帝最大的功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