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就有乱世用重典的说法，可见治理社会用刑法已经成了一个常用的方法。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增加罪名，这样才能把更多的行为纳入刑法。当前，我国的刑法罪名数量在不断增加。据最近一次的更新，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二）》颁布后，刑法罪名由原先的468个增加到483个。从数量上看，这个并不算多。一些域外国家的刑法典，比如日本刑法典现有424个罪名，德国刑法典有326个罪名，意大利刑法典有约400个罪名。看起来不太多，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很多国家在刑法典之外，还规定有治安犯罪罪名、行政犯罪罪名和经济犯罪罪名等，加起来数量并不少。

问题在于，增加罪名对社会影响的多少还要看案件数量。有的罪名增加了，但是能够触犯的人很少，有的罪名很容易就会触犯。比如已经废除的投机倒把罪，当年就有不少人栽在这个罪名上。因为这种罪名定义很宽泛，有的行为可以算，也可以不算。现在的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罪、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也是这个道理。很容易触犯。所以整体上罪名增加，案件也会增加，接着就是罪犯会增加。增加一个罪犯是有成本的，从抓捕到审判、关押、坐牢，至少有十几个人要“服务”他，每个“服务人员”一天人工好几百，算下来就是一天好几千。

除了这个成本，还有罪犯的后续问题。比如回归社会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靠劳动致富。要是不能，接下来要么仇恨社会，要么重操旧业，结果国家还要花钱，老百姓也不得安宁，这也是成本，也要耗时耗力耗钱。但是，这些成本不是太明显，国家虽然知道，但是很多人没有想清楚，更没有亲眼看见这个消耗，所以觉得刑法很方便，一遇到问题就想拿刑法治理社会。古代皇帝也发现，越治越乱，越乱越治。

这里面还有文化原因。有的国家觉得每个人都有“罪”，有罪并不是什么特别可耻的事情。有的国家觉得有“罪”应该低人一等，是道德败坏的表现。所以有的国家罪犯多，但是社会也是稳定的，有的国家罪犯多，社会就不稳定，因为罪犯在社会上是没有出路的。

这就要看国家对社会的理解和把握了。有的人清醒知道在“可耻文化”中罪名越多，社会越承受不了，就想其他办法治理社会。比如，改进一些技术。强奸罪多了就搞搞化学阉割。韩国国会于2010年通过了“对于以儿童为对象进行性犯罪者，为了防止重犯或习惯犯罪的预防和治疗法案”（又名“化学阉割法案”），成为亚洲首个引入这一手段的国家。根据该法案，对于所有实施性暴力犯罪，且被医学诊断为“性欲倒错症”患者的罪犯，韩国法院都有权判决实行“化学阉割”。2013年3月18日，韩国法务部宣布将“化学阉割”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性暴力犯罪。

还有的国家搞合法化。比如抽大麻禁止不了，就不再规定买卖大麻是犯罪。卖淫禁止不了，就同意“领证上岗”。组织卖淫的企业要合法经营，按时缴费。有的国家觉得治理成本太高就把权力下放。比如给公民持枪，把自卫范围规定得宽泛一点。在美国，根据城堡法（Castle Doctrine），在自己的家中或私人领地内，个人可以使用枪支来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侵害。

总体上看，靠增加罪名治理社会最多只能算一种治标的方法。时间长了，问题会越来越多，肯定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