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就是＂西瓜皮＂，可等着你了！美蒋特务刘云臣大连港落网记

1946年的大连，春寒料峭。这座被誉为＂东方鲁尔＂的城市，正处在国共两党协议下的特殊时期。作为东北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港口城市，大连虽然表面平静，但暗流涌动。一个自称从青岛来投奔解放区的商人，带着＂妻子＂和＂儿子＂走下了客轮。他衣着体面，举止文雅，但那双不安分的眼睛总是在四处游移。检查站的民警李长金注意到，这个操着浙江口音的男人和说着山东话的＂妻子＂似乎有些不协调。更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一个从国统区逃来的商人，会穿着一身革命干部服？这个自称刘云臣的男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他那个被称为＂西瓜皮＂的身份背后，又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蛛丝马迹

1946年3月15日，大连港码头笼罩在浓重的海雾中。远处传来汽笛的轰鸣声，一艘从青岛开来的客轮正缓缓驶入港口。这艘客轮是当时少有的能够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往来的民用船只之一。

大连港检查站设在港口的出口处，由大连市公安局派驻专门人员值守。这天上午，检查站格外忙碌。民警李长金正在检查站门口处理日常事务，一队队旅客排着长队等待检查。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老王是港口的摆渡工人，同时也是公安局培训的治安积极分子。这位年过五旬的老工人平日里为人谨慎，很少主动找检查站的同志汇报情况。但这一次，老王匆匆跑来，脸上带着少有的凝重表情。

＂李同志，刚才搬运行李的时候，发现一个可疑的情况。＂老王压低声音说道，＂有个男人打听检查站的情况，问得很仔细，还特别关心检查的程序。＂

李长金立即警觉起来。根据之前的工作经验，正常的难民很少会过分关心检查程序。他让老王指认了那个可疑人物的位置，随后开始仔细观察。

这个男人身材中等，年约三十岁左右，穿着一身蓝色的革命干部服，站在队伍里显得格外醒目。他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妇女和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乍看之下，是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但细节之处却处处透着蹊跷。

首先，这个男人虽然穿着革命干部服，但举止间却带着商人特有的圆滑。其次，他操着浙江口音，而他的＂妻子＂却说着一口地道的山东话。最令人生疑的是，这个男人在排队时的表现：他的目光不停地在检查站的各个角落游移，特别是在看到持枪警卫时，身体会不自觉地微微颤抖。

就在李长金观察的时候，港口的另一名老工人张大叔也凑了过来。他小声告诉李长金，这个男人在码头上曾经试图打听去往中山区的路线，而中山区恰好是大连市公安局所在地。

这时，检查站的值班室里传来一阵电话铃声。电话是大连站派出所打来的，通报说刚刚接到上级通知：最近有特务可能会通过海路潜入大连，让港口检查站提高警惕。这个消息更加印证了李长金的怀疑。

二、破绽初显

李长金决定采取行动。他走向那个可疑的三口之家，按照惯例要求查验证件。那个自称刘云臣的男子立即鞠躬解释说没有任何证明文件，称是从青岛匆忙逃出。在说话时，他的浙江口音格外明显。

站在一旁的＂妻子＂随即用标准的山东话帮腔，解释他们是逃难而来。这对＂夫妻＂的口音差异引起了李长金的警觉。在东北地区工作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即便是商人，夫妻双方的口音经过长期生活也会相互影响，不会如此泾渭分明。

更令人生疑的是刘云臣的着装。他身上的蓝色干部服是解放区干部的标准制服，但从剪裁和面料来看都是新制作的。作为一个声称从国统区逃来的商人，不可能提前准备这样一套制服。而且，他的衣着过于整洁，不像是仓促逃难的样子。

李长金将三人带到办公室后，分开询问。通过询问发现，刘云臣自称今年三十岁，二十岁在青岛结婚，二十二岁生子。而那位＂妻子＂则说自己二十八岁，同样是二十岁结婚，二十二岁生子。这个年龄差异立刻暴露了问题：如果双方都是二十岁结婚，年龄相差两岁，婚姻关系显然是编造的。

港口工人老王这时又带来了新的发现。他注意到刘云臣的行李中有一个皮箱特别沉重，但搬运时听不到常见的衣物摩擦声。而且，皮箱的铜扣上还能看到新磨损的痕迹，似乎经常开启。

更重要的线索来自那个八九岁的男孩。当女警小李带他去食堂吃饭时，男孩无意中透露刘云臣只是＂刘先生＂，并非他的父亲，那个女人也只是他的＂姐姐＂。这个称呼彻底揭穿了这个＂家庭＂的虚假关系。

与此同时，检查站收到了青岛方面的一份电报。电报称，近期有一名代号＂西瓜皮＂的特务可能会从青岛潜入大连。这名特务的特征之一就是有着明显的浙江口音，而且会装扮成商人或干部的身份。

老王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刘云臣在船上时曾经悄悄打听过码头附近的无线电器材商店。这个询问看似普通，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极不寻常。因为1946年的大连，一般商人和难民很少会对无线电器材产生特别的兴趣。

就在检查站准备进一步审查时，又一个意外的发现坐实了怀疑。清点刘云臣的随身物品时，在他的衬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青岛某茶馆的账单，账单背面潦草地记着几个可疑的数字组合，这些数字很可能是某种联络暗号。

三、深入调查

证据逐渐指向一个方向：刘云臣极有可能就是代号＂西瓜皮＂的特务。大连市公安局立即派出专案组进驻港口检查站，对这起案件展开深入调查。

专案组首先采取了分别审讯的策略。在单独询问中，刘云臣声称自己是青岛德聚昌商行的老板，因为生意失败才逃到大连。但当问及具体经营品类和商业往来时，他的说法前后矛盾。经过电报查证，青岛根本不存在这家商行。

那位自称是刘云臣＂妻子＂的女子在单独谈话中很快就露出了马脚。当专案组故意问起青岛德聚昌商行的具体位置时，她说的地址与刘云臣所述完全不同。更关键的是，她在紧张时会不自觉地用上海话回答问题，这与她之前的山东口音形成鲜明对比。

专案组在搜查刘云臣随身物品时，有了重大发现。在那个重得异常的皮箱夹层中，搜出了一本密码本和一部微型收发报机。密码本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将常见的商业用语对应成数字代码。这与之前在衬衣口袋里发现的纸条上的数字完全吻合。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女子的行李中发现了一封未寄出的信。这封信使用特制的显影液才能看清内容，上面详细记录了大连港近期的船只进出情况。信中还提到了几个可疑的地名缩写，这些缩写经过破译，指向了大连市几个重要的军事设施。

那个自称是＂儿子＂的男孩在专门人员的耐心交谈下，透露了更多信息。他说自己是上海人，父母都在上海，是被一位＂叔叔＂安排来大连的。按照指示，他要配合刘云臣和那位＂姐姐＂演好一家三口的戏码。

专案组随后对刘云臣声称在青岛的商业关系进行了深入调查。通过与青岛方面的密切配合，发现刘云臣使用的商人身份完全是伪造的。他所谓的商业往来证明都是精心制作的假文件，上面的印章也都是仿制的。

在搜查过程中，专案组意外发现了一封用特殊墨水写就的电报底稿，这份底稿记录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信息：刘云臣此行的真实目的是打探大连造船厂的情况，并准备在适当时候策反几名重要技术人员。

经过进一步调查，专案组在刘云臣的皮鞋鞋跟中发现了一个秘密夹层，里面藏着一张美军驻青岛情报处的联络证明。这个发现证实了一个重要事实：刘云臣不仅是国民党特务，还与美军情报机构有着密切联系。

更为关键的是，专案组通过对收发报机的技术分析，破获了一组尚未发出的电报。这些电报记录了大连港口的防御部署、军事设施分布，以及近期进出港口的军用物资情况。这些信息如果传出去，将会对大连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四、真相大白

面对确凿的证据，刘云臣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原名周仲明，1916年生于浙江宁波，1937年加入国民党军统局。在日本投降后，他被派往青岛，担任军统局青岛站的情报组长，代号＂西瓜皮＂。

据周仲明交代，这次潜入大连是一项代号为＂北海＂的秘密任务。任务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情报网，搜集大连港口的军事情报，特别是港口设施、船只调度和军用物资运输等信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商人的身份。

那位自称是＂妻子＂的女子名叫张玉华，是上海军统局培训的专业情报员。她擅长伪装和密电通讯，这次是作为助手协助周仲明完成任务。至于那个男孩，是上海一个码头工人的儿子，被他们诱骗来充当掩护。

专案组通过审讯得知，周仲明此行携带的装备都是美军驻青岛情报处提供的。那部微型收发报机是最新型号，具有防干扰功能，可以在复杂环境下保持通讯。密码本采用了商业暗语作为掩护，将军事情报伪装成普通的商业往来信息。

更重要的是，专案组发现周仲明在青岛期间曾经密谋策反几名在大连工作的技术人员。他手中掌握着这些人的详细资料，包括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这些人大多在抗战时期就被军统局收买，战后继续潜伏在关键岗位。

在搜查张玉华的行李时，专案组发现了一份详细的联络计划。计划显示，他们准备以商业活动为掩护，在大连建立一个由十几人组成的情报网。这个网络将分布在港口、铁路和工厂等重要部门，负责搜集各类军事和经济情报。

周仲明还交代，他们此行携带了大量美金和金条，准备用于收买情报员和支付活动经费。这些资金被精心隐藏在各种日用品中，如空心的牙膏管、双层底的茶叶罐等。专案组在清点这些物品时，共发现美金两万余元和黄金十二两。

审讯中，张玉华详细交代了他们的联络方式。每周二和周五晚上八点，他们要用特定频率向青岛发报。如遇紧急情况，则采用事先约定的暗号，通过青岛《大众日报》的广告栏发布消息。这种看似普通的商业广告，实际上暗含着各种隐秘信息。

通过深入调查，专案组还原了周仲明等人的整个行动计划。他们准备首先在大连站稳脚跟，然后逐步向其他东北城市渗透。利用收集到的情报，为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北提供重要参考。这个计划如果得逞，将会严重威胁东北地区的安全。

在搜查缴获的物品中，还发现了一份青岛军统局的工作报告。报告详细记录了他们近期在东北地区的情报活动，包括已经建立的联络点、发展的线人等信息。这份报告的内容，为肃清国民党特务在东北的情报网络提供了重要线索。

五、全面收网

根据周仲明和张玉华的供述，专案组立即展开了一系列收网行动。首先在大连港口附近的广和旅社内，抓获了他们的一名接应人员刘德海。搜查刘德海的房间时，发现了一份标注有大连军事要地的详细地图和多份空白的出入证明。

专案组随后对周仲明提到的几个潜伏人员进行了秘密监视。在大连造船厂，成功抓获了技术科科长助理吴志远。吴志远表面上是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实际上早在1939年就被军统局收买。他定期向青岛方面提供造船厂的技术资料和生产计划。

在铁路局，专案组发现了另一名重要特务。档案室主任张明远利用职务之便，长期搜集军用物资运输的情报。他将这些情报用特殊方法记录在火车时刻表上，再通过火车员将情报传递出去。专案组在他家中搜出了大量记载军运信息的密写文件。

为了打击整个特务网络，专案组决定利用缴获的电台和密码本，与青岛方面周旋。他们按照原定时间发报，佯称已经在大连站稳脚跟。青岛方面很快回电，透露了更多潜伏特务的联络方式。根据这些新线索，专案组又抓获了三名隐藏在码头、银行和报社的特务。

专案组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传递据点。在大连市中心一家照相馆内，特务们以冲洗照片为掩护，将情报藏在相片夹层中传递。照相馆老板孙德明是军统局1940年派来的老特务，专门负责情报中转。专案组当场查获了大量未及发出的情报照片。

与此同时，专案组对那个被利用的男孩展开了救助。经过调查，确认男孩名叫王小明，父亲是上海提篮桥码头的搬运工。专案组立即联系上海方面，设法将男孩安全送返家中。这个行动不仅挽救了一个家庭，也打击了特务组织利用无辜群众的卑劣手段。

通过这次专案行动，共抓获特务人员十二名，缴获电台两部，密码本三册，各类情报文件数百份，以及大量活动经费。更重要的是，破获了军统局企图在东北建立情报网络的阴谋，保护了大连这个重要港口的安全。

专案组还在周仲明的笔记本中发现了一份境外联络人名单。这份名单详细记录了他们在日本、韩国等地的情报联络员。通过及时通报相关方面，又有多名境外特务被抓获，进一步打击了国民党的海外情报网络。

在清理特务网络的同时，专案组也加强了对港口、铁路等重要部门的安全防护。他们总结了这次案件的经验，制定了更严密的安全审查制度，并对重要岗位人员进行了一次全面排查。这些措施有效防止了类似特务渗透事件的再次发生。

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始于港口检查站李长金等同志的警觉。他们及时发现疑点，严格执行查验制度，为最终破获这个特务案件奠定了基础。这个过程再次证明，在反特工作中，基层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敏锐性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