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凭一张空白信纸上的印痕，上海公安局抓获军统少将杀手

1950年夏初，上海浦东一个名叫“凌家宅”的村庄里，来了一个身份神秘的外客。

他的名字，叫封企曾。

凌家宅是一个平静的小村落，这里只有18户人家，萧条落后，但是交通倒是很便利。村子四周河网密布，水路四通八达，坐上船往西可达上海市区，往东可直抵东海边，北通江苏，南通浙江。

这么小的村子，自然是熟人社会。按理来说，一个陌生人突然闯进来，是会引起人们警惕的。

但是这个叫封企曾的人是个例外。

因为村里住着一个姓蒋的老头，早在建国前几年，封企曾就经常来凌家宅看望蒋老伯。

据他自己说，他和蒋老伯的儿子是在外面认识的干兄弟，两人还拜过把子。后来小蒋去世了，封企曾就常常来村子里照顾他的父亲。

村民们都认识封企曾，还一致认为这个年轻人心善、讲义气，对他很有好感。

正是如此，即使是在建国初这么特殊的时刻，封企曾突然出现在凌家宅，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但是朴实的村民绝对想不到，这个看似忠厚热心的年轻人，身上背负着一个惊天秘密。

1950年5月12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收到一条重要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将于近日派遣一个名叫封企曾的“王牌杀手”赴沪执行一项代号为“1243行动”的秘密任务。

任务的主要内容，就是暗杀上海市市长陈毅，罗瑞卿当即将这个情报发送给了上海。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密电后，先将通报了陈毅市长，又即刻组建了专案组，全力缉拿杀手封企曾。

很快，专案组就摸清了封企曾的老底。

此人是个军统老特务、国军少将，枪法准，擅长易容伪装，在解放战争时期执行过多次暗杀任务，属于“老牌杀手”。

更重要的是，封企曾很熟悉上海的环境，在上海有不少人脉关系。

抗战期间，他受戴笠的指使在上海滩潜伏五年之久，暗杀过多个汪伪政府的高官，这次保密局派封企曾出马，显然是有备而来，不达目的不罢休。

就在专案组摸清此人底细后，从北京方面传来了第二个消息——封企曾已于日前抵达上海。

一时之间，气氛顿时焦灼了起来。

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赛跑，必须赶在封企曾动手前找到他，否则他一旦得手，后果不堪设想。

从5月20日开始，专案组以“查户口”的名义，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排查。市区和郊区的各个旅馆、浴室、戏院、电影院、茶馆、书场，都被翻了个底朝天。

此外，市政府还发动各个派出所，对全市各街道、里弄都进行了人口清理。

这次大搜捕虽然没有获得和封企曾有关的线索，但也不是一无所获。

一批隐藏在上海民间的反革命分子、恶霸、重刑犯在这次行动中落网了，也算是意外收获。

那么此时的封企曾在哪里呢？

他正躲在凌家宅蒋老伯的家中，闭门不出，终日睡觉，两耳不闻窗外事。

早在封企曾潜入大陆之前，毛人凤曾经给他提供了两个隐藏在上海的联络人，让他去这两人的家里落脚。

但是封企曾为人多疑谨慎，从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的感觉。

他害怕毛人凤提供的这两人早就进入了上海公安的黑名单，因此根本不敢去找他们，而是擅作主张，选择了偏僻又可靠的凌家宅作为安身之处。

其实在5月20号公安组织的排查中，也没有漏掉凌家宅。民兵分队来村子里盘问过，最近有没有可疑人员在村中出没。

由于村民们都把封企曾当成了老熟人，所以一致说没陌生人来过。

就这样，封企曾靠着和蒋家的特殊关系躲过了一劫。

另一方面，专案组的全市大搜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后，决定从封企曾的老历史下手，排查一切和他相关的人与事。

皇天不负有心人，这次的排查终于有了进展。

侦察员在讯问一个在押军统分子时，得到了一条宝贵的线索——有个叫汪焯的人在抗战期间和封企曾比较熟悉，两人经常来往。

而这个汪焯，现在正在提篮桥监狱服刑。

5月30日上午，三名侦察员去了提篮桥监狱，汪焯原先也是军统人士，后来被人民政府判了7年。

此人有点文化，呆在监狱里没事干，居然还写起了个人回忆录，将自己当年给军统干“黑活”的事情添油加醋，当成了在狱中吹嘘的资本。

侦察员到了提篮桥以后，先从管理人员那里拿到汪焯的回忆录翻了翻，里面果然提到了抗战期间，汪焯在封企曾手底下干活的事情。

看来此人确实和汪焯有旧情，说不定从他口中能套出一些有用线索。

面对侦查员的讯问，汪焯态度很老实。他抱着戴罪立功的心态，一五一十交代了和封企曾有关的事情。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1943年2月的时候，一个姓蒋的特务死后，汪焯曾经陪同封企曾去蒋某的老家凌家宅吊唁。

汪焯还记得，蒋某的老爹至今还生活在凌家宅。

就这样，毫不起眼的小村庄凌家宅走入了办案人员的视线。

5月30日下午，侦察员李蒙、滕扣根，在乡政府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前往浦东凌家宅调查。

他们先找到了村里的农会组长。

组长是一个老老实实的种地汉。他告诉侦查员，前几天就有人来村里调查了，但是凌家宅最近没有陌生人来过，一切都很正常。

李蒙问道：“那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蒋的老人。”

组长说：“姓蒋的，有啊！有个叫蒋阿成的老阿公，住在最东边。”

李蒙如获至宝，追问道:“那他家里，有没有来客人？”

农会组长如梦初醒：“有啊，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那人不是陌生人啊，这是老蒋儿子的好兄弟，以前经常来的，我们都认识他。”

乡里的工作人员急了：“那你怎么不早说啊？”

组长结结巴巴回答道：“当初说找陌生人，也没说认识的人也算啊......”

李蒙见乡里的人要怪罪组长，连忙替他开脱：“算了算了，他们都是老实人，哪里有这种警惕心。”

从组长家里出来后，侦查员马不停蹄赶去了蒋阿成家。

谁承想一行人扑了个空，蒋阿成不在家，门口还锁了一把大锁。

就在侦查员准备发动村民全村找人的时候，蒋阿成正好回来了。

李蒙问他：“你家的客人呢？”

蒋阿成说：“昨天下午早走了。”

“去哪里了？”

“他没有说呀。”

“还回来吗？”

“说过几天再来。”

当问及封企曾的军统背景时，蒋老伯连忙大声喊冤：“大人，我真不知道什么军统啊！”

但是侦察员显然不相信他的话。

就算他对封企曾的来历一无所知，难道还不知道自己儿子之前是干什么的吗？

此时，天色已晚。李蒙让农会组长叫来了几个人，点着煤油灯把屋子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

在屋内转了好几圈没有什么发现，但是在屋外那片载着竹子的土地上，李蒙发现了异常。

当侦察员用铁锹挖地时，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再继续挖下去，居然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木盒。

打开一看，里边是两支手枪、一盒子弹和两枚微型定时炸弹！

很显然，这应该就是封企曾留在此处的作案工具。

事到如今，案情有了重大突破。

李蒙断定，既然封企曾把行凶用的枪支弹药藏在这里，那么一定会再回来，所以安排了人在凌家宅24小时守株待兔。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打草惊蛇，侦察员们一连守了三四天，都没能等到封企曾。

反倒是6月3日这天，被监视的蒋阿成准备收拾东西逃跑，被逮住了。

这一次，李蒙没有再对蒋阿成客气，而是直接严厉警告他：“你再不老老实实交代，就是包庇反革命分子，到时候一起送去判刑！”

蒋阿成毕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农民，根本经不起吓唬。一听说可能要蹲大狱，他立马就吐了个干干净净。

原来封企曾在离开凌家宅的前两天，曾向他打听过有没有去青浦的轮船。

难道封企曾想要坐船去青浦？是有同伙在青浦吗？

李蒙马上下令：“立刻查阅材料，看封企曾有没有和青浦有关的人或事。”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1937年春，军统在青浦举办过一期短期特务训练班，封企曾作为“优秀代表”，曾经去上过课。

而在那期训练班上，有一个名叫沈必渊的人是青浦本地人，和封企曾关系最好。

于是，专案组于是决定立即派李蒙、滕扣根前往青浦进行调查。

6月4日上午，李蒙等人到了青浦县公安局。

据当地资料显示，确有沈必渊其人，36岁，参加过军统特训班。

但是他从特训班离开后，并没有给国民党干过什么脏活，抗战期间还掩护过我党地下成员转移，算得上对革命有功之人。

李、滕二人决定直接找沈必渊谈话，很快，沈必渊被传唤到了公安局。

据他所说，封企曾确实在5月30日上午来过，住了三个晚上，6月2日上午离开了。他住在沈家期间，连门都没有出过。

沈必渊和封企曾多年未见，也不知道对方来青浦做什么，纯粹是处于往日情谊接待了他。

此外，封企曾期间也没和他聊过什么重要的事情，说的都是建国前那些陈谷子烂芝麻。

由此看来，封企曾找沈必渊，纯粹是觉得呆在凌家宅不够安全，想要另外找个落脚点而已。

李蒙向沈必渊提出，能否去他家里看一看，说不定封企曾会留下什么线索。

沈必渊一口答应了，没想到，这一去竟有了意外收获。

沈必渊的房子很宽阔，封企曾借住期间，一个人住在后院的楼上。

在他住过的房间里，侦察员发现了一沓用过的信笺纸，上面压着一支钢笔。

沈必渊说这笔是自己借给封企曾的；信笺纸是从街上文具店购买的。

而在没用完的信笺纸上，眼尖的李蒙发现，依稀能看到一些笔迹印痕。

侦察员将纸带回了专案组，经过技术处理，上面的印痕清晰无误地显现了出来：“老凯，6月4日上午9时在杭州路眉州路口见面，不见不散。”

这是一条颇有价值的线索，最起码可以预判封企曾下一步的行动。

但同时，这也是一个不好的预兆。

显然，封企曾已经把活动的触角伸向了市区，甚至和同伴接上了头，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准备开始行动了？

时间紧迫，必须立刻将他逮捕归案。

可是专案组把所有的资料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也没找到任何与“老凯”相关的任何线索。

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物。既然无法从“老凯”下手，侦察员只好把精力放在了信中所写的地点上。

杭州路眉州路口，当时还是属于比较偏僻的地段。

封企曾把跟“老凯”碰头的地点约在那里，会不会是因为“老凯”的家或者单位就在那里？

专案组选择了广撒网的方式，对那一带的所有居民区和企业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好在这番功夫没有白费，当地辖区的派出所收到了一条可靠情报——眉州路上有一家机器修理厂，有个工人名叫崔镜明，绰号“老凯”。

此人原是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交友广泛，为人讲义气，三教九流都有朋友，其中不乏“军统”、“中统”的特务。

侦察员一听崔镜明的历史，就立刻判断出此人很有可能和封企曾是老相识。

当天晚上，崔镜明落网，一讯问，果然和那封信上所说的一样。

封企曾曾经在6月4日约崔镜明出来见面，还拜托他在市中心租一套房子，最好是二楼或者三楼，价钱无所谓，还约定6月11日上午10时在江浦路口再次碰头。只可惜崔镜明在市区转了好几天，都没找到合适的房子。

很显然，封企曾是想要寻找合适的狙击地点，伺机暗杀陈毅。

上海市公安局当即进行了紧急部署，在江浦路口布下埋伏，试图活捉封企曾。

1950年6月11日上午9时50分，崔镜明提前到了江浦路口。

大约5分钟后，一个头戴黑色礼帽、身穿黑色风衣的男子向他走来。

崔镜明举手大声打招呼：“来啦！”

这是公安事先和崔镜明约定的暗号。

话音刚落，十几名干警从四面八方飞奔而出，扑向封企曾，还没等他作出反应，便已经被掀翻在地，戴上了手铐。

封企曾被捕后供认不讳，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想到你们动作这么快。”

他受毛人凤指使，暗杀陈毅，本来打算在陈毅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租一套房子实行计划，但是没料到房子还没租到手，人就已经落网了，毛人凤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也就此破产。

1951年4月30日，封企曾在上海龙华刑场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