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日至31日，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1958年的“大跃进”尽管热火朝天，但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也带来了种种问题。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有了觉察。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问题，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为了进一步廓清“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毛泽东提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核心人物统统召集到他一直想去的江西庐山。

庐山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一、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从汉口到九江的轮船上，确定了庐山会议将要讨论的包括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等19个问题。此前他与还在北京的周恩来通了电话，还在周的建议下又增加了一个“国际问题”。

按毛泽东的想法，庐山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后面的工作做出科学安排。因此毛泽东准备了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公共食堂问题等18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此时的毛泽东，认为当前的工作“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问题不少，所以准备在庐山会议上肯定成绩，改正错误，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

7月1日，毛泽东登上庐山，下榻在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经住过的“美庐”别墅。一进别墅，他便风趣地说了一声“蒋委员长，我来了！”

毛泽东一到庐山，江渭清、聂荣臻、曾希圣等人便来看望。毛泽东高兴地把他们迎进美庐别墅，对前来看望的几人说：“你们把形势和问题，都一块儿说说，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主要是反‘左’的问题，不要怕右。”

送走江渭清等人后，心情不错的毛泽东，还在“美庐”别墅提笔写下了一首诗:“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看得出来，毛泽东对这次庐山会议的“纠左”，还是充满期待的。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会议的宗旨：“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

从7月3日开始，庐山会议按毛泽东定下的基调，围绕形势和任务分6个大区分组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的还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气氛十分融洽。薄一波曾回忆说：“会议的开始阶段气氛很轻松，大家都将之称为‘神仙会’。”

二、

会议风向的变化是彭德怀的那封“意见书”。

按照毛泽东7月10日在组长碰头会上的安排，庐山会议准备在7月15日结束。14日这天，会议已经印发了胡乔木等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草稿)》，只待最后通过。但就在这一天的傍晚，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一封信。

在这封“意见书”中，彭德怀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认为这次会议尚未冷静地研究“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建议中央采取措施加以克服。

彭德怀在信中对大跃进用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左倾错误”等评语，让毛泽东无法接受。毛泽东试图给大跃进“降温”，并已经着手进行局部纠正，但他不愿意有人给形势泼冷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是存在的，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是把总路线引到错误的方向去。

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支持彭德怀的观点，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同志则反对彭德怀的观点，并强烈要求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把彭德怀彻底开除出党。

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只同意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庐山会议是在“左”倾错误所造成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需要全党团结带领人民渡过难关时召开的，当时的形势需要，党内不能分裂折腾，毛泽东从大局出发，为了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只能“挥泪斩马谡”。正如他在1966年说的那样：“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也在庐山会议后，被带上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帽子。比如黄克诚就在会后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政治待遇基本取消，工资降级，在北京大水车胡同四号院过上了赋闲生活。

三、

庐山会议时，有三位重要人物没去参加。如果他们参加了这次大会，按他们的性格，很有可能也要受到牵连。

第一位是当时分管经济的副总理陈云。

作为分管经济的副总理，陈云按说是必须出席这次会议的。不巧的是，庐山会议前，陈云的心脏病犯了，躺在病床上不能下地，连说话都困难，最后不得不向中央请假。

陈云当时在中央常委中排名第五，也是党内公认的经济专家。建国之初，国共产党面对的是物价飞涨、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打仗是一百分，搞政治八十分，管经济只能是零分。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被一些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市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并且断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为了整顿上海经济秩序，陈云被派往上海坐镇，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大获全胜，控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毛泽东大喜，为陈云写了一个“能”字，并高度评价这次以上海为重点、涉及全国范围的经济斗争，“不下于淮海战役”。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为提早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曾提出以反对右倾保守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结果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陈云发现了这一问题，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

遗憾的是，当时的毛泽东产东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开始批评陈云搞“反冒进”，说一反就泄了气，泄了6亿人民的气，说这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言外之意，陈云做经济工作不行了。

在这之后，毛泽东亲自统揽了经济工作的大权，加大了反“反冒进”的力度。1958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反冒进”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反冒进”的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50米远”。无奈之下，陈云发言检讨了自己“反冒进”的“错误”，并表示对“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1958年4月的汉口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毛泽东的这番话，矛头无疑是指向陈云的。通过批评“反冒进”，毛泽东终于为“大跃进”扫清了思想障碍，从而形成了“大跃进”的高潮。

四、

在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陈云更加谨慎。“大跃进”正热的时候，经济学家薛暮桥曾私下对陈云说，希望他找毛泽东谈谈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庐山会议前，陈云接连 考察了天津、河北、河南等地的工业和农业，对全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对怎样才能迅速克服困难、恢复国民经济，肯定有着自己的想法。再加上陈云一直是一个不太愿意讲违心话的人，如果他上了庐山，极有可能会站在彭德怀这边，其后果必然是被视为“右倾”的代表而遭到批判。

正因为没在庐山会议上受牵连，陈云才能在1962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实事求是地估计了我国当时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确定了实行经济调整的原则和具体措施。

会后，刘少奇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内容，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并商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使调整方针得到全面贯彻，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五、

第二位没有出席庐山会议的，是陈赓大将。

和陈云一样，陈赓当时身体非常不好，甚至无法长时间坐着。医生建议他休息，不要参加任何会议或活动。毛主席也知道陈赓的健康状况，特别嘱咐陈赓不必出席会议。

陈赓虽然没有出席庐山会议，但他还是很关心会议的情况，每天都让护士给自己读会议简报。看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后，陈赓当时就意识到彭德怀可能会出事。

庐山会议还没结束，便有人来找陈赓，让他发表一下对彭德怀的看法，但陈赓以自己正在养病，不了解会议情况为由，拒绝了对方。

庐山会议结束后，陈赓本想去看望彭先生，但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一年多之后，陈赓因病 去世，享年58岁。

第三位没有出席庐山会议的，是邓公。他没有参加会议，是因为在会议前不久不慎摔倒，摔断了大腿，一直在住院治疗，无法起床，更无法参加会议。经中央批准，他也缺席了庐山会议。

从后来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三位缺席庐山会议的重要人物，在对待彭老总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除了早逝的陈赓外，另两人在十几年后，完成了对彭老总的平反。

参考资料：

中新网：《七千人大会留悬念，陈云为什么不讲话？》

凤凰网：《杨尚昆揭秘：庐山会议之后的彭德怀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