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安石唱对台戏的司马光，是一个比王安石更不合格的政治家

文：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化学者)，摘自作者新书《法度与人心》（中信出版集团），读史系授权发布

就像河流不能决定自己的流向，历史也无法决定前进的方向，就算它知道什么是更好。

在很多时候，是大大小小的“偶然”决定了历史河流的走向。比如神宗最初选择的理财人选是张方平，张方平应该会走一条更为平衡的路线，可是其父在张方平刚当上副宰相的时候驾鹤西游了，张方平被迫辞职回家守孝。

又比如，在王安石之后，被选中出来收拾局面的人偏偏是司马光。

神宗驾崩之后，在洛阳闲居了十五年的司马光第一次重返开封，受到首都汴京开封府军人、百姓的热烈欢迎。守卫宫殿的士兵认出他来，手拍额头说：哎呀，这就是司马相公啊！

几千名开封百姓在街上拦住他的马头，齐声高喊：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天子，给百姓寻一条活路！

这些记载都出自苏轼的笔下。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苏轼没有夸张。司马相公是众望所归的。饱受王安石与神宗政策之苦的人们盼望他，希望他能够把宋朝国家和社会带到一条不同的路上，带他们回到仁宗朝；

王安石与神宗路线的支持者虽然不愿意，但是也认为，司马光必定会主政。这应当是当时的朝野共识。

可是，恕我直言，司马光真的不是那个合适的人选。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八个月，司马光获得了宋王朝实际掌舵人太皇太后的高度信任，得到了改造宋朝政治的机会，然而这十八个月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司马光没有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急不可耐、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却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案，有破坏而无建设，“寥寥然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王夫之《宋论》）。

不仅如此，司马光还丢失了他一向所珍视的宽容政治作风。苏轼反对司马光的政策调整，两人当面讨论，争执不下，苏轼大喊：从前您做谏官，宰相有错误，您据理力争。“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难道说你今天做了宰相，就不许我说话了吗？

苏轼给司马光取得外号“司马牛”更是尽人皆知。在司马光执政的十八个月当中，官僚集团的分裂不但没有得到弥合，反而在不断加剧，王安石的追随者被赶出了政府，仇恨在延伸。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撕裂了北宋的官僚集团。

然而，王安石是求仁得仁，他骨子里就反对宽容。司马光正好相反，他在思想上仍然主张宽容，努力谋求和解，只是他的所作所为却最终导向了分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种瓜得豆的荒唐故事，然而它的确发生了，而且这样的故事在政治史上绝非仅有。所以特别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司马光对于他所面临的政治局面的复杂性认识严重不足。司马光的政改方案，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他在政策上的诉求是推翻王安石与神宗的新法，罢青苗法、免役法，废除保甲法，给农民减负；废除市易法，政府从经济领域后退，恢复工商业的活力。斥退聚敛之臣，表彰爱民之官。停止对外扩张的政策，与周边政权恢复和平交往；约束宦官，不让宦官统兵，以免引发祸乱。

第二，在政治风气上，司马光希望和解，重返多元宽容。“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朴之化。”

而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人事调整是必须进行的。

司马光对王安石本人和在王安石与神宗路线下成长起来的神宗旧臣均无恶意，他对王安石身后事的处理是大度得体的。按照朱熹的理解，司马光甚至想要团结部分神宗旧臣共同改造神宗的政策。然而这谈何容易？司马光远离开封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之中，北宋政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宽容走向了专制。神宗与王安石共同确定了以“国是”为核心的专制政治模式。

所谓“国是”，就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国是”可以由掌权者改变，然而一旦确定，则不容置疑，从此之后，一切用人、施政均围绕“国是”展开，路线方针、具体政策和人事是捆绑联动的。司马光想要在不引发人事地震的情况下进行政策调整，梦想改变“国是模式”，重返宽容政治，他实在是把情况想象得太过简单了。

司马光面临着诸多难题：他需要论证变革的思想基础，我们为什么、凭什么要改变先帝的法度？只有这一步理清楚了，才有可能统一思想，避免官僚队伍的动摇和分裂。

为了统一思想，他需要一支舆论队伍，掌握舆论的台谏官在这些大的理论问题上是能发出尽可能一致的声音来的。新法破坏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原则，但是它对国家有利，广大官僚队伍也是新法的受益者。

要改变新法，又要保持官僚队伍的稳定，该怎么做？

新法推行之前，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困难，新法的推行有效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如今要推翻新法，财政收入必然减少，该怎样应对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强大的行政和政治经验，需要财政专家、行政专家的支持，需要对国家财政运行状况充分了解，还需要足够的耐心。

而这一切，司马光都欠缺。

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先帝的法度？这是司马光作为思想和政治领袖必须解决的问题。请注意，这是在皇帝制度之下。司马光作为宰相，可以是政治变革实际的主导人，但是在理论上，只有小皇帝哲宗才是唯一有资格主导政治方向的人。

因此，改变先帝法度的问题，实际上是“当今圣上”和“先帝”父子之间的问题，它关系到“今上”对“先帝”的孝道，也关系到“今上”与打着他的名义实施变革的臣子之间的关系。当哲宗成年之后，他如果不能接受司马光的说法和做法，是很可能引发新的政治动荡的。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解决方案。最聪明简便、不易引发混乱的做法，是从先帝的言辞中找寻“悔咎”“欲改”的蛛丝马迹，从而把政策调整转换成“继承先帝遗志”的孝道行为。

这个解决方案最滑头，也不是没有隐患。而司马光所采取的，却是直截了当地承认先帝犯了错误，而“今上”作为先帝的孝子，发挥“天子之孝”，有责任改变父亲的错误，把国家重新引上正确的道路。

这符合孝道的规定和儒家经典的教导，叫作“干父之蛊”。司马光引经据典，充分论述了“干父之蛊”的合理性，最后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如今是太皇太后实际当家，儿子有错，母亲改正它，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这一句画蛇添足的话却被广泛引用，司马光的理论因而被称为“以母改子”。

老实说，“以母改子”的说法是非常荒唐的，儒家经典并未赋予母亲这样的权力。这不是司马光的论述重点。但是，不管“以母改子”还是“干父之蛊”，都严重地伤害了小皇帝宋哲宗的感情，为哲宗亲政以后的政治迫害埋下了苦果。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除了“以母改子”这段蛇足，从理论上讲，司马光没有错，但是他太方正，不肯折中。这也正是司马光的人格特质所决定的。

关于财政的问题。司马光显然也想得太简单了。在王安石新法之前，财政本来就困难，司马光当时的思路很简单，就是减支。而王安石的解决办法是增收。

在王安石与神宗路线指引下，政府规模、官僚的人数和特权都是不必削减的。王安石与神宗路线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加剧了社会矛盾，治安问题突出的“重法地”变得越来越多。

司马光上来之后，废除新法，等于是大规模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政府的运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在不裁员、不减支的情况下减收，政府怎么支持？撑不下去的。所以，最被诟病的青苗法才得以废了又复。

司马光临死之前不足一个月，听说青苗法又恢复了，扶病上殿，疾呼“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

殊不知，恢复青苗法的却是司马光最信任的范纯仁（范仲淹次子）。

为什么？钱不够花！曾经有人劝司马光，神宗留下的财赋还是很丰富的，应当首先清点国库，看看还有多少钱，然后再通盘考虑国家的财政安排。可惜，这样的建议，司马光没能听进去。他对国家行政的运作，实在是缺乏源于实际经验的认识。

司马光的身边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才队伍。爱戴他的人很多，但是这里边，第一缺乏财政、行政专家。财政行政专家都是王安石与神宗培养出来的。比如说司马光要废除王安石的免役法，竟然要请户部尚书曾布制定细则，曾布回答说：“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

司马光为什么要请曾布帮忙，因为他这边没有专家。实践出真知，行政事务专家一定在行政机构里，财政专家在户部。

第二，司马光对于爱戴、追随他的人没有约束的意识，他从宽容政治的传统出发，情愿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发声，所以，司马光提拔起来的台谏官是可以批评他的，所以，苏轼可以当着他的面喊，你当了宰相，凭什么就不让我说话了！

苏轼能喊，就说明司马光是让他说话的。然而这帮台谏官的政治格局太小了。司马光和宰相等大臣想要和解，他们却忙着揪斗，把王安石路线的追随者揪出来斗，赶出政府。而司马光身边也没有一个帮手像吕惠卿帮王安石那样出面去整饬“不听话”的台谏官。

作为政治领袖，司马光干净而无力。

对于政治同盟，他缺乏必要的沟通；对政治上的敌人，他缺乏应有的警惕；应当互为臂助的台谏官，他推荐的人选，在政治上却并未与他保持一致。

邵伯温说：“温公不立党。”他真的了解司马光。

司马光批评王安石“足己自是”，“有人与之同则喜，与之异则怒，喜则数年之间，援引登青云；怒则黜逐摈弃，终身沉草莱”，以权势压迫官僚集团实现自己的主张。而他自己的做法却是正好相反的，他不要同盟，不要打手，不要算计，而梦想靠高尚的道德、严格的自律来感化、影响其他人走上正确的道路。这种一厢情愿充分暴露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幼稚。

凝聚开封军人、百姓期待的“司马相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而历史却选择由他来解决神宗死后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这就注定了结果的悲剧性。

在神宗的两个儿子哲宗和徽宗的时代，儿子对父亲的私人之爱压倒了皇帝对江山社稷的责任，皇帝私欲的魔鬼从瓶子里冉冉放出，无限膨胀，奢侈腐败、任人唯亲，无节制的战争与好大喜功的政治表演交叉上演。王安石的追随者重掌大权，仇恨爆发，赤膊上阵对付反对派的政治迫害，文字审查、政治黑名单一一上场，官僚集团出现“恶性分裂”，道德破产，北宋政治耗尽了它残余的理性，彻底偏航。

幸好，开国以来所形成的精致细密的分权制衡的国家制度仍在，内部的问题虽然大，但还不至于形成颠覆势力，从内部推翻赵宋统治。社会以其自身的韧性在国家的剥削压榨下顽强生长，国家凭借强大的搜刮能力积聚了海量财富，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皇帝在首都建造了天堂般的艮岳。

大晟钟——徽宗亲制的乐器，现代学者认为是音准器，统一了标准音高，与世界现行标准音高相同——把悦耳的音乐从开封传向整个宋朝社会。

太学“三舍法”试图以学校分级教育取代科举，穷人公墓“漏泽园”让孤独的亡魂得到安顿，“居养院”实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愿景，这一项项具有创造力的新事物营造出一个“大同新世界”。

然而，这个花团锦簇的“大同新世界”背后，却是越发无耻的政治与越发无序的统治。这就是北宋末年的总体图景。虚弱的东京梦华，禁不起风吹雨打，更何况是女真兵马。这应当就是北宋灭亡的真相，也是北宋政治的结局。怎能不让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