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 | 旺仔
编辑｜芝士咸鱼
十点人物志原创
世世代代生活在母系社会是种怎样的感受？
充满神秘感的摩梭人，大多聚居在云南西北方向，属于纳西族一支，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这些年，经过媒体对“走婚”和“中国最后的母系社会”的不断报道渲染，让摩梭文化成为外界窥探欲的磁石，被蒙上了一层猎奇色彩。（走婚：男不娶女不嫁，性关系和经济关系上互不独占。）
注意力的潮水升起又褪去，循环往复。古老的摩梭安静不响，任凭人们探寻它的过往与当下。
出生于70年代的芭纳木，是一位摩梭女性，也是摩梭文化的研究者。她自小生活在母系大家庭里，相信男女生而平等，仅是分工不同。16岁时，她曾给造访村里的学者当向导和翻译。后来，当她离开摩梭村庄，步入更广阔的城市学习工作，跟一位汉族男人进入婚姻，几年后这段婚姻以离婚告终。
如今，她再次回到生养自己的村庄，在这里摄影、写作、研究民族文化、陪伴父母老去。离家多年后，她在故土找回了内心的安宁。
以下内容根据芭纳木的讲述而整理。
母系大家庭：
舅舅代替父亲，女人掌管财政
我叫芭纳木，妈妈是摩梭人，爸爸是普米族人。在我家所处的泸沽湖区域，普米族已经被摩梭同化了，都是母系家庭（即和有母系血缘的亲属一起生活）。
我出生于70年代，15岁以前生活在典型的摩梭大家庭里，家里有15口人，光老人就有很多，大姨婆、舅公、外婆、小姨婆都很疼我们。大姨婆生养的三个儿子年幼夭折，把我们当成是自己的后代。舅公跟两个女人走过婚，养有一儿一女，孩子都待在各自的妈妈家里。
我的爸爸是转业军人，在体制内工作，不方便走婚，因此成了上门女婿。这在当时的摩梭家庭很不常见，极少的孩子会跟亲生父亲住在一起。
以前在我们民族，走婚关系的父亲和亲生孩子之间一般不会联络，除非各自所属的家庭处成亲戚。家庭中的舅公和舅舅嵌合在纵横交织的母系网络里，耕田种地、修房子，供养家族里的孩子读书，担负起父亲的职责。所以摩梭有一种说法，“天上飞的鹰最大，地上走的舅舅最大”。
虽然爸爸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但在我和姐姐们的心中，舅舅与父亲地位相同。我们甚至觉得应该对舅舅更好，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孩子，一直在养育我们。现在舅舅生病，都由我们这些外甥子女带他到外面看病。
在摩梭家庭，财政大权由女人把持，我妈妈是一家人的“管家婆”。家里的收入归她管理，家庭的一应开支全部由她安排，节俭而合理，井井有条。“女人管家财，男人掌礼仪”是摩梭传统的性别分工，依循的是男女不同的办事风格与能力特点。
图片源于纪录片《纳人说》，讲述摩梭人的故事
摩梭人有一种理念，“家庭需要男也需要女”，男孩由舅公和舅舅传授犁地、砍柴、修房子的技艺，女孩则跟着长辈学洗衣服、织布、酿酒、割猪草、喂猪和做饭。我们从不会说“你是个女孩，所以要怎么样”，或者“你要学这些，以后要嫁到别人家”。
男和女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一如主屋里陈设的左柱和右柱，右边的大柱子是男柱，左边的大柱子是女柱。早期有大柱子的时候，这两根柱子要取自同一棵树，下段做男柱，上段做女柱，寓意男女都是家庭的顶梁柱。
摩梭房屋，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家院子里有三所房子，对着大门的是主屋，摩梭语叫“依米”，是一家人起居的地方。主屋里有火塘，古朴温暖，记忆中火舌舔舐着柴枝，摇曳之间映照出家里人质朴而安详的面庞。
火塘两边铺了木地板，男性坐右边，女性坐左边，老人和孩子往往坐在最靠火塘边里面，更安全更暖和，这也源于我们文化中对弱者的关爱与同情。
摩梭的孩子们，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姨妈和妈妈负责分餐，有时忙得没时间好好吃饭。舅公在火塘边教了很多规矩，比如吃饭不能总说话，动作要轻，先吃完不能离席，要等着大人收完碗筷。哪个小孩多嘴多舌，舅公一眼扫过去，就立马闭嘴了。
白天大人们各自干活，学生读书。到了晚上，一家人聚在火塘边吃晚饭。吊一盏暖黄色的低瓦灯泡，停电时就会燃起松明（一种传统照明工具）。那时还是分餐制，每人一碗米饭一碗汤一片肉，客人来了还会杀鸡。火焰在火塘中欢快地跳跃，饭菜飘香，家人们和气地围坐一堂，这场景到现在还总是进入我的梦里。
因时而变的走婚习俗
不少人是通过“走婚”了解到摩梭这个民族。走婚是摩梭人独特的婚嫁习俗，男女双方平时居住在各自的母系家庭里，只有晚上睡在一起，白天几乎不共同生活。
我的外婆于四十年代走婚，那时开放而自由，在田间地头集市上看对眼就可以建立关系，就算同一时段跟不同的人交往，也不会发生情闹纠纷事件。相反，如果哪个男人或女人为了这些事吵吵闹闹，大家会认为你小题大做。
那时的女人选择走婚主要是为了给家族诞下孩子，所以比较看重男方的基因：外形是否标志？身高如何？有没有疾病？聪不聪明？村子里的劳动能手，比如木匠、喇嘛、生意人，往往是少女们倾慕的对象。
摩梭的村庄，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那时走婚甚至不需要知会大家庭里的人，男女之间可以偷偷来往，好聚好散。孩子生下后，由女方的母系家庭抚养。如果男方想长期固定往来，就可以公开来往，同时照顾自己的孩子。
在我妈搞对象的六七十年代，政府部门要求实行一夫一妻结婚制度。此时，选择走婚的男女白天各居母家，晚上走动往来，如果夫妻之间有纠纷，按照婚姻法处理。
摩梭人婚姻嫁娶的过程中，男方要先请能说会道的长者提着礼物去提亲，征得同意后方可办婚礼，婚礼上，要请摩梭的神职人员达巴主持仪式。在正规的婚嫁仪式里，达巴要把女孩的“灵魂”从原来的母系家庭迁到新的家庭，就像把户口转过去一样。新郎要给新娘和她的长辈送衣服，但不需要给彩礼。
摩梭老奶奶，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到了我们这一代，都是固定专偶走婚，同一时段只跟同一个人来往，孩子的养育费用、读书费用等，也是由父母双方承担。但大部分男女还是各自住在自己家里，所以我们还是叫走婚。
时至今日，走婚主要发生在摩梭的农村地区。那些进城打工的小年轻，两口子肯定是单独住在一起的。农村大部分还是走婚，因为现在年轻孩子少、独生子女居多，哪个大家庭都不愿意把年轻人拱手相让。很多年轻人结婚后，还是各自生活在各家。
去年我做调查时遇到了两个90后的小姑娘，都是走婚，她们的丈夫一个是汉族人，一个是摩梭人。她们在结婚前就跟男方讲好，自己是独生女，领证后依然会留在娘家，既不算娶也不算嫁。“如果都按以前的风俗走婚，没有经济牵扯，也没有婆媳矛盾，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不是很好吗？”
劳作的摩梭女性，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听完她们的话我很欣慰。年轻时，我看到网上有人污名化摩梭的走婚，说这是“一夜情”、“性开放”，我觉得很愤慨，写了长长的小作文去反驳。现在我佛系了，相信摩梭的走婚是有科学性和优越性的，新一代年轻人也发现了这点。
这个年代的走婚，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密切了很多。但如果要离婚，基本还是女方家庭养孩子，大部分不会管男方要抚养费，也很少闹到法庭上。
四五年前，我有亲戚因为男人出轨离婚，最后对簿公堂，倒不是为了那点抚养费，主要是姐妹们觉得愤慨，想讨个说法。当时我觉得中间有孩子不宜闹大，今后孩子会想爸爸，爸爸会不好意思来看孩子，但他们还是打了官司，官司一打，两家就变仇家了。摩梭是一个亲和的民族，大多数家庭不会闹到这个份上，会看更长远的未来。
摩梭家庭对于离婚很包容。去年我遇到一个老奶奶，她笑眯眯地对我说：“我的小女儿远嫁到四川，隔得很远，谢天谢地，她现在离婚回来。”
这种观点，除了摩梭人不喜欢家人分离以外，也跟摩梭家庭的财产继承制度有关。很多民族的女儿回到娘家，意味着要跟儿子分摊财产。但摩梭家族的财产是所有人共有的，老老少少都有继承权，不涉及利益纷争，我们认为亲人居住在同一个家里才是最好的。
我谈过几段恋爱，但遗憾没有遇到本民族的男人。摩梭的男人笑起来特别温暖亲和，像冬日里静静燃烧的柴火。我跟离婚的女性朋友们说，再婚找摩梭男人最好。因为他们的血缘意识不强，对待继子继女跟亲生孩子一样。
出走与回归
这些年我如同候鸟，从大家庭迁徙小家庭，再建立自己的家庭，最后回归到父母身边。家对于我而言，像天边的月亮，我如同潮汐随着它的引力涨落涌动。在15岁那年，因为原来外婆的大家庭人口众多，舅舅有点排斥父亲，父母带着我们离开大家庭分家了。
分家不仅是物质上的剥离，更是对身份与归属感的剥夺。我特别伤心，对父母的怨气持续了一年多。
家乡风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长大后我观察到，母系大家庭的小型化演变，是摩梭人发展的整体趋势。传统的聚落敞开，广阔世界涌入眼帘。族人们走出世代栖息的天地，寻找新的位置，建立与长辈们截然不同的家庭关系。
15那年我也独自来到丽江市，在中等师范求学，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后来又去昆明读大学。毕业后，我在县里的一所高中当美术老师。
从我这一代开始，很多受过教育的摩梭女性会走出村庄，到县里或市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工作，跟其他民族的人走入婚姻，组建家庭。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每次走进教室，我总是带着笑容给孩子们上课，并对家庭困难、成绩不好、自卑的学生格外关爱，给他们更多鼓励。那时，我的工作还包括指导美术特长生，揪心地发现：很多女同学的家庭对她们的教育不重视，不支持她们学艺术。艺术专业的学习成本极高，费用往往是普通学科的两到三倍，这让家长们的态度更为消极回避。于是，我一家一家地做工作，说服她们的家人。
我逐渐感到学校就像高压的铁笼，教室像一台巨大的榨汁机，将学生和老师一同绞入，能榨出什么呢？直到后来，我已经厌倦到害怕路过学校大门，不想再看到它。
那时我正处于上一段婚姻的尾声。我的前夫是汉族人，我们一起生活后，发现两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太大，加上年少气盛，不愿意为对方改变和妥协，导致最终分手。
2002年，我辞掉老师的工作，来到了丽江市。我在两个家族企业里上班，一个做行政，一个做文化包装，跟不同民族的人都打过交道。我观察到其他民族的女孩子工作都很拼命，也总是当领导。我们摩梭人的姑娘都挺佛系的，在职场上不争不抢。
摩梭的奶奶们，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几年后，我从两家企业辞职，做服装设计，写诗、写文章、学拍纪录片。在城市这些年，我发现外面的很多人只喜欢锦上添花，而我们摩梭人相反，更看重雪中送炭。
摩梭社区里，孤和寡几乎是不存在的。
我曾经特别享受孤独，向往背着相机和画架，走南闯北搞创作。相较之下，摩梭聚落里人际的亲密显得过于粘稠，大家族里的人同吃同住、密不可分，让人分不清自我与他人的边界。直至离开，我意识到自我是单薄的，而家庭是温暖的后盾。这里有着我所坚信与热爱的一切——家人、人际准则、价值观、道德。
田野上的摩梭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外转了一圈后，我决定回家。现在，我和爸妈还有哥哥住在家里。哥哥在电信公司工作，妈妈每天喂鱼喂猪割猪草，管理自家种的水稻和玉米。我爸上午帮着我妈干活，下午去镇上跟老朋友们打牌或看电视。我在家做家务，写东西，近几年做摩梭文化的调研工作比较多。
以前我妈觉得，女儿读了书，好不容易走到县城，就该跟主流社会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做那份体面稳定的老师工作，跟丈夫经营小家，渐渐远离本民族的文化圈。现在，她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特别高兴地欢迎我回家，支持我的决定。
摩梭文化流失很多，找不到能问的人
回归这几年，我主要在做摩梭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小时候，老人们给我们讲神话故事，在洪水来临时，善良的摩梭先祖路依若救了乌鸦一命，用细细的线和粗粗的针做了一个大袋子，把它拴在很高的树顶上。后来，路依若的聪慧与善良感动了天神，路依若得以跟小天女“木米年丹米”结为连理，繁衍生息，成为摩梭人的起源。
童年的我心想，原来我们是这样诞生的。
我们村坐落在泸沽湖西北部，是高原水乡。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坝子，还有万亩良田。夏天，满目稻田拔节生长，绿海翻腾；到了秋天，金黄的稻穗翻滚着波浪，就像大海深处涌动的金色潮汐。以前泸沽湖畔的摩梭人会满载着鱼干，跟我们换粮食。大家吃饱穿暖都没问题，春天播种下去，秋天就能放心大胆地吃。
我听着村里的长辈唱民歌长大，很多叔叔阿姨都能自己现编现唱。
“别的地方什么都好，不如家乡永宁好，”这是在唱家乡和眷恋；“山中有只杜鹃在唱歌，就像妈妈在呼唤我”，唱出游子对母亲的想念。年轻的男孩女孩在山野田间对唱，互诉衷肠：“金花和银花，可不可以一同开放？金鸟和银鸟，可不可以一起喝水”。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摩梭的民歌带着岁月的沉淀，回响在我的心里。世代相传的故事和情感在歌声中回旋，连接着土地上的每一个灵魂。
可惜如今，摩梭的家谱、民歌、文学都流失严重。
摩梭人没有文字，只能依靠口口相传。在走访古村落时我们发现，很多大家庭已经理不出家谱了。在以前，家中的舅舅舅公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至少念个十来分钟。小到杀鸡杀猪、大到成人礼生孩子，都要跟祖宗们交代。现在的人则会简化成一句“老祖宗现在杀猪了，请你们尝一下”。
故事、谚语、民歌流失得更快，调研过程中已经问不出什么了。早在2003年，我参加北大的一个调研项目，带着录音笔走访村里的爷爷奶奶，收集民歌和传说故事。讲故事的老奶奶七十出头，那时记忆力已经衰退了，有时讲到一半忽然忘了，有时把一个故事串成另一个。当时抢救下了部分摩梭文化，现在有更好的摄像设备，但是找不到能问的人了。
那些老人看得开，弯着眼睛跟我们说“现在社会都这样”，反倒是我们做研究的人很忧伤。我们计划出版一批调研成果，让摩梭的后代通过翻阅这些资料，不忘却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山野间的向日葵，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走访摩梭家庭时，我想起小时候给造访村里的学者当翻译时，小心翼翼地观察这些陌生又体面的外来者，他们问起我走婚的习俗制度，眼睛里闪烁着敏锐的好奇。从前的我，在那一刻没来由地感到难为情，甚至有些自卑。而现在，当我看着山峦环抱，金色的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这片土地让我格外感受到平和与安宁。
封面源于纪录片《纳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