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5年春天，贺诚与一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的机关大院中闲聊，突然接到了来自中央的神秘电话，通知他邓小平副总理要见他。贺诚感到既惊讶又兴奋，因为他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作为同乡，邓小平在轻松的交流中开玩笑提到，贺诚依然能够在新的环境中发挥影响力，贺诚不禁思索：在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岁月后，自己能为国家贡献什么？

在1922年，贺诚顺利考入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北京医科大学，成为该校的优秀学子，医生这一职业在缺医少药、医学相对落后的年代尤为受人尊敬，贺诚理应拥有光明的前途，毕业后成为一名杰出的医生。

北医大在全国享有盛誉，但其教学方式却显得陈旧乏味，课堂上没有课本和讲义，学生只能依靠自己记笔记来学习。对于这种缺乏现代教育手段的状况，贺诚感到十分震惊，作为一名充满理想的年轻人，他深知优秀的教育环境对医学专业学习的重要性，于是他决定采取行动。贺诚联合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向校方提出了强烈的建议，要求学校为学生提供讲义。

校长汤尔和是个思想顽固、守旧的教育者，他将贺诚和同学们的呼声视为无理取闹，坚决表示要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惩罚。此举激怒了学生群体，也加剧了校方与学生之间的矛盾，这场抗议仅限于北医大校园，情况迅速升级为全校罢课，随后扩展到整个北平，甚至成为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学生与工人联合的政治运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贺诚是一个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年轻人，在校方眼中，他则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刺头学生，贺诚的激进思想使得他与学校的管理层格格不入，这也直接影响了他在大学的学习生活。曾因学生运动而迫使校长汤尔和辞职，但在1926年，贺诚面临的困境依然严峻，就在他即将毕业的这一年，北医大竟然决定开除他的学籍。

学校对贺诚的开除理由极其牵强，竟然是因为他未缴纳28块钱的学费，对于贺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公正的结果。命运的转机在于他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得知贺诚的困境后，尽管无法直接干预校方的决定，却给予了他大力支持，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帮助。

党组织的关怀让贺诚感受到团结的力量，他意识到个人的奋斗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革命的事业紧密相连。在党员的鼓励下，贺诚没有选择放弃，而是积极与党组织沟通，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1926年，北方革命运动正处于低迷阶段，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贺诚前往广东北伐军担任军医。接到这一指示时，贺诚满心欢喜，心中燃起了为革命奉献的热情，他从天津出发，登上了前往广州的海轮。

抵达广州后，由于党组织关系尚未接转，贺诚被迅速派往前线的总兵站，负责送一批急需的药品。北伐军已经推进至湖南，并于7月11日成功占领长沙，贺诚一路追赶，终于在衡阳赶上了总兵站卫生处。在顺利移交药品后，卫生处的处长金诵盘却请贺诚留下，解释道：“部队推进速度极快，前方急需医生。”面对这一请求，贺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成为衡阳一所预备队医院的医生，开始了他在战火中救死扶伤的使命。

1926年底，贺诚被调往武汉的国民党革命军总军医处担任科员，他亲眼目睹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四一五”事变接连发生，贺诚的处境愈加复杂。在这一动荡时期，他被调往典验委员会，隶属于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贺诚逐渐意识到中共组织无法给予他明确的指示，于是他果断决定脱离典验委员会，选择在武昌的一家陆军医院继续行医。

随着汪精卫等右派势力逐渐与蒋介石勾结，局势日趋紧张，贺诚则在这股潮流中保持了自己的立场，他通过介绍来到了张发奎所领导的第二方面军，出任军医处处长。这个军医处承担着为士兵提供医疗保障的责任，还肩负着维护革命队伍健康与士气的重要使命。

在周恩来的提议下，贺诚在上海威海卫路春萱里开设了一家名为“达生诊所”的医疗机构。虽然表面上这是一家普通的诊所，实际上却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交通站。在这里，贺诚提供医疗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诊所成为了许多党的重要成员的秘密聚集地，像陈赓、邓小平和李立三等人，常常在此进行交流和策划，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29年，一位叛徒的告密导致澎湃等革命者被捕，情况十分危急。陈赓接到任务，决心营救澎湃的同时，也要对叛徒展开报复。

由于敌人的情况发生变化，陈赓未能如期进行营救，行动以失败告终，但他心中对于叛徒的愤怒与决心并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贺诚的诊所成为了他组织下一步行动的重要场所，谋划对叛徒的清除，陈赓不负重托，成功地击杀了这个背叛者，维护了党的安全。

为了保护贺诚的安全，周恩来决定关闭达生诊所，邓小平则开玩笑说：“庙倒龙王在，换个地方照样呼风唤雨。

新中国成立后，贺诚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和军委卫生部长，肩负着重要的卫生工作，他积极策划和领导了爱国卫生运动，尤其在消灭烈性传染病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贺诚的努力为全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尊重。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还主持制定了科研方案，深入研究美军对我军的毒气战和化学战策略，努力为军队提供科学的防护措施。

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因对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作出诚恳的检讨，意外地被撤去了军委卫生部长的职务，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导致他所担任的多个职务被取消。1963年，贺诚不得不被迫离休，最终被遣散到太原市北郊的“总后休干所”，生活陷入困境。

1971年9月以后，许多老同志陆续返回工作岗位，但贺诚却等了整整九个多月仍无音信。心中的焦虑与失落让他决定不再坐以待毙。他下定决心，写下了一封长达三四千字的亲笔信，直面毛主席，回顾自己数十年的革命历程，逐条驳斥了那些强加于他的罪名。在信中，他表达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也展现了他无畏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期待能够重获新生，继续为国家贡献力量。

经过仔细的斟酌与修改，一封不满两页的短信终于完成，其核心内容可简单概括为一句话：“替爸爸要求工作。

在这封信写好之后，贺诚的家人纷纷进行“审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得体，他们逐个对信件进行了反复的审阅，确保没有任何不妥之处。经过几轮讨论，家人们一致认为信中所表达的情感和请求恰如其分，因此便将信件寄了出去，并顺利送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办公桌上。

正是这封信引发了后来的重要会面，邓小平在办公室见到贺诚，了解到他的境遇后，握住他的手，关切地说道：“老贺，没工作为什么不来找我谈谈呢？”话音未落，他又接着说：“你女儿贺礼荣告诉了我你的情况。我看到那封信后，立即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毛主席对此非常吃惊，他说，贺诚的工作问题，我不是在1972年就批示过吗？怎么现在还要重新讨论？”毛主席还是再次做出了批示。

邓小平说完，便将毛主席重新签署的批示递给贺诚，信上写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这句话承认了贺诚的清白，也为他开启了重新回归工作的机会，贺诚感受到党和领导的关怀，内心充满了感激与希望。

贺诚清晰地记得，那段日子里，许多熟悉他的朋友们如潮水般涌入他的家中，向他表达祝贺。其中一位性情爽朗的老人见面就大声说道：“老贺，这次可算是放了颗大卫星！”这句玩笑让贺诚感到心情愉悦，兴奋之余，他还特意去游了泳，尽情享受这份久违的轻松。

在新的岗位上，贺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我军卫生工作的战备和现代化建设中，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经验，推动了许多重要项目的发展，为提高军队的卫生水平和医疗条件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他常常加班加点，深入基层，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高效运作。

贺诚的一生中结交了许多挚友，彼此间的情谊深厚，邓小平生前对为党的高级干部撰写传记并不太提倡，但在1986年当解放军出版社邀请他为《贺诚传》一书题写书名时，他却毫不犹豫地欣然命笔。

1992年11月8日，贺诚在北京辞世，享年92岁，其去世后，莫文骅将军为他作诗悼念，

“创业初期万事艰，治疗辛苦更难言；

敷伤最佳夸碘酒，瓜瓤灰粉亦消炎。

截肢缺药凭思想，感冒辣汤盖被眠；

百计千方救残疾，奠基医务公为先。

这首诗是对贺诚一生奉献的怀念，在艰苦环境下始终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崇高精神，他的故事和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