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招待会上，周总理深情致辞，令众人激动不已，热泪盈眶。杨虎城长子杨拯民深受触动，会后终吐露多年心声。
多年来，我泪流无数，始终对一件事耿耿于怀，难以释怀。
【杨拯民心中的不甘事】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到南京。见蒋被扶下飞机，陈布雷哽咽难言。出乎意料，蒋介石对陈布雷说：
此次你未前往，实属万幸。
月初，陈布雷陪蒋介石巡视洛阳时，戴笠自南京急至，报告称张学良8个月前已与共产党秘密缔约《抗日救国协定》，并提供大量物资助红军过冬。
戴笠汇报完毕，侍从室随即递交张学良电报，称进剿红军受阻，因军队内部复杂，恳请蒋介石赴西安训勉，以稳军心。
蒋介石深思熟虑后，决定亲赴西安面斥张学良，以期挽回局势。同时，因陈布雷在洛阳身体不适，患肠炎且劳累过度，故返回南京休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返南京，即令陈布雷起草训词，强调张学良年幼无知，受杨虎城利用，而杨虎城为真正肇事者，策划并诱导张学良出面。
陈布雷未参与“西安事变”，初以为张、杨兵谏乃“犯上”，但随着内情渐明，他察觉张学良无心作乱，尤其是其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南京之举。
政治是陈布雷始终难以理解的领域。
陈布雷依蒋介石之意，速撰《对张、杨训词》，全文贯穿蒋介石人格感化，旨在使张、杨动容，为蒋挽回颜面。
张学良迅速遭蒋介石送军事法庭，判“劫统帅罪”入狱10年。蒋介石随后决定赴上海治背伤，邀陈布雷同行，以便继续撰写文件。
陈布雷随蒋介石期间，蒋在上海就医后回奉化卧床，令其撰写《西安半月记》，旨在澄清事变，揭露张、杨野心，彰显自身大义，促使世人悔悟。
蒋介石卧床，为让陈布雷详述其事，亲自讲述西安“蒙难”经历，并将囚期日记交予他，以供参考。
陈布雷懂蒋介石之意，他曾为蒋撰写多类文章，但未写过日记，便婉拒称未赴西安，不了解事变详情，恐难胜任。蒋介石却大方表示：
这无碍，你按我所言撰写即可。
蒋介石态度坚决，陈布雷无法再推辞，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
春节前，蒋介石重返上海治病并过年。陈布雷则托词留杭，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他多方探寻后，入住了一家环境清幽的旅馆。
大年三十，陈布雷未归家团聚，令人在旅馆房间增设写字台以备写作。当日下午，他便着手起草《西安半月记》。
因资料匮乏，陈布雷边撰写边搜集，懊悔溪口时未向蒋介石多索取材料。
六小时内，陈布雷费尽心思，仅撰写出三页文稿。
大年初一，陈布雷闭门编撰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自晨起至晚九点，不间断工作，终完成逾12000字初稿。
次日，陈布雷携稿赴沪呈蒋介石。蒋当日下午提出修改建议，令其带回完善。经数次修订，《西安半月记》终定稿。
经蒋介石与宋美龄批准，《西安半月记》送至正中书局出版发售。至此，陈布雷如释重负，这件棘手之事得以圆满解决。
陈布雷未曾料到，《西安半月记》出版后，被中外报刊广泛转载。多年间，该文持续误导众人，扭曲了“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
这正是杨拯民多年来的心结所在，他对此始终无法释怀。
【周恩来支持杨拯民批驳国民党】
1961年12月，在京参会的杨拯民获邀出席周总理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招待会。当晚，20余位“西安事变”相关知名人士到会，包括张学良之弟张学思、张学铭。
周总理致辞毕，张学思提及台湾发表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情绪激动，泪流满面。该书与《西安半月记》均为国民党篡改，意图歪曲张、杨将军功绩。
周总理目睹此景，热泪盈眶：“此泪代党而流，非个人情感。二十五载，杨家四口捐躯，张先生仍囚台湾，念及此，岂能不悲？”
周总理的话语让现场氛围转轻。二十五年后，党和国家铭记张、杨两位将军及其历史功绩。
杨拯民趁热烈气氛，向周总理建议整理西安事变材料，以反驳蒋介石等人的《西安半月记》伪造内容，让世人知晓事变真相。
若不立即行动，未来数年人员流失后，工作将难以开展，望总理审慎考虑。
周总理赞同意见，指示统战部组织三方面有关人士成立小组，负责落实该意见。
周总理此前已支持过杨拯民批驳国民党，此次并非首次。他持续给予杨拯民批驳对方的支持，保持立场坚定。
1946年，延安举办“西安事变”十周年纪念大会，旨在揭露蒋介石险恶用心，特通知杨拯民参会并发言。
开会前，杨拯民遇见周总理，周总理谈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愤慨表示因身份所限不便言辞激烈，希望杨拯民能严厉谴责。
杨拯民备有讲话稿，随即呈给周总理审阅。周总理阅后，以钢笔稍作修改，并增强了部分语句的语气。
大会启幕，周总理上台，愤慨谴责国民党与蒋介石，力促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演讲毕，会场掌声雷动，口号此起彼伏，情绪高昂。
休息片刻后，杨拯民上台严厉斥责国民党蒋介石，宣泄十年积郁。会后，周总理嘱杨拯民稍缓，晚间再至电台发言，并令西北局宣传部长协助修改讲稿。
1949年新政协会议前夕，杨拯民随团抵北平。周总理设宴款待国民党起义将领，特邀杨拯民陪同。宴会上，杨拯民向周总理敬酒，总理欣然携其向宾客介绍。
宴会毕，周总理留客厅与客交谈，杨拯民询父况。总理即高声问在场起义国民党人：“谁晓虎城先生近况，望告之。”
在政协会议闭幕前夕，杨拯民意外接获通知，需于大会上发言。起初他婉拒，但得知此安排出自周总理之意，且张学思亦将致辞后，他瞬间领悟到周总理的深意——旨在彰显“西安事变”两位义举者的后人风采依旧，精神得以传承。
年底，杨拯民返西安，旋即闻重庆解放及杨虎城遇难噩耗。悲痛中，他请示周总理，获指示即刻赴重庆，并嘱其小心行事。
此非私事，乃党赋予之任务。应借处理父丧之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之残暴行径。
周总理关照下，重庆为杨虎城将军举办追悼会，随后沿长江至西安途中，各地相继举行多次公祭活动。
【如父执，如严师，如良友】
西安事变后数十年，周总理持续关照杨拯民，后者视其为父执、严师、良友，深受其影响。直至周总理逝世多年，杨拯民仍清晰记得初见周总理的情景。
1937年4月，周总理率团赴西安，拟南下与蒋介石再谈，途中遇土匪伏击，脱险后返西安。次日，顾祝同派专机接周总理回西安。
张学良遭蒋介石扣押审判之际，杨虎城亦被迫辞职。周总理抵达西安后，随即探访了杨虎城。
杨拯民自上海返西安，闻“周胡子”至，急奔客厅，窥视门缝。虽未谋面，周总理传奇故事已耳熟能详，他深感敬佩。
杨虎城与周总理谈话毕，步出客厅时，杨拯民忘我地立于门口。彼时周总理已剃须，展现出英姿飒爽的政治家风范，令杨拯民深感敬佩。
周总理见陌生面孔的杨拯民，望向杨虎城露疑惑。杨虎城即介绍，周总理听后快步上前，拉杨拯民手询问情况，随后微笑挥手道别。
短短两三分钟的会面，深刻烙印在杨拯民心中，难以忘怀。他自幼接触国民党高层，却无人能及周总理的平易近人与令人敬仰。周总理离去后，杨拯民心中默想：此人非凡。
这是真正伟大之人，我决心追随其步伐，前往延安，加入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
1940年，周总理自苏联治病返回延安，携小型电影放映机及数部电影。时人多欲观影，而放映机仅一台，操作仅周总理会。故每晚，他奔波延安各处放映。
周总理每日皆放映两三部电影，不论路程远近、时间早晚。心急之人常提早备好幕布、放映机静候，无论多迟，皆无人离去。
他们深知，周总理承诺之事，定会如约履行，绝不会令众人感到失望。
1944年秋，杨拯民赴延安途中探望周总理。步入窑洞，他感如家般温馨。周总理夫妇热情关怀，询问近况，并就他的工作提出宝贵建议与解决方案。
谈话间，杨拯民瞥见周总理桌上“政治课程表”，乃周总理为杨家岭事务人员所设，既教育干部，亦兼顾服务人员成长。
新中国成立后，杨拯民转业至基层从事石油工作。首赴北京参会，周总理约见于西花厅。虽已凌晨两点，中南海外静谧，而西花厅灯火辉煌，令杨拯民心生暖意。
周总理正夜以继日地工作，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与人民的幸福生活。
到办公室后，周总理正处理文件，见杨拯民入内，示意其坐下。不久，周总理停笔，与杨拯民亲切握手，问其近况。杨拯民答已转业石油，周总理点头知晓，续问。
有人质疑你的工作安排欠妥，请问是否确有此事？
我热衷于石油工业，无意仕途，计划投身一线。虽条件艰苦，但我正值青春，愿在西北戈壁滩发展工业，为国家贡献实绩。
听完杨拯民答复，周总理甚感欣慰，勉励他艰苦环境能锻炼人，成事需吃苦耐劳。并嘱咐，遇困难可随时求助。
二人深入交流其他议题后，杨拯民察觉已过凌晨三点，遂起身告别，劝周总理早歇。周总理微笑回应：“时间尚早。”
1956年9月，杨拯民赴京参会，晚会中巧遇周总理。周总理即与交谈，详询西北石油状况，问题连连，终令杨拯民难以应对。
周总理寥寥数语便问尽了数年所学的石油知识。杨拯民深感敬佩，意识到周总理对我国石油工业倾注了无数心血。
1966年春节，在天津工作的杨拯民得知周总理到访，即刻前往探望，并借“西安事变”30周年之际，询问是否举行纪念活动。
周总理沉思后表示，这将依据形势的发展来确定。
饭后，杨拯民陪周总理打乒乓球，周总理心情愉悦，自称身体硬朗，冬天可免穿棉衣大衣。杨拯民劝其保重，周总理笑而应之。
人无须畏惧死亡，最佳方式是战场上与敌拼杀，一弹终结生命。若无战事，则应全力工作，直至精力耗尽，自然终结生命。
周总理去世多年后，杨拯民在回忆文中记述：
恩来同志于我，数十年间既是领导也是庇护者。他如父辈却平等待人，和蔼可亲。作为良友，他关怀备至，批评中见温情，教导我奋进。其严师风范，教我谦逊坚韧，品德言行皆为我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