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成荫

有个农村人，因为制作熟食，于1967年被判死刑，这个人叫赵安良，地地道道的农民。至今仍然有人拿他说事，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牺牲品。

其实，在那个年代，赵安良是犯罪行为，并非简简单单的资本主义尾巴了（当然，历史上并无资本主义尾巴一说，六十年代各类政府文件及报刊均未见到此词，纯粹后人捏造出来的。）

赵安良，在那个年代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属于“投机倒把罪”。这不足为怪，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投机倒把罪依然存在的，直至1997年才被取消，投机倒把条例也于2008年1月才被撤销。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征，有每个时代的法律，何为“投机倒把”？“以囤积居奇、买空卖空、掺杂作假、操纵物价等手段攫取暴利”即为投机倒把。计划经济年代多指不法商贩的投机行为。

计划经济时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模式，天下为公，赵安良是顶风作案的典型。在肉食紧张的年代，猪肉在城市地区是要肉票的，人们只能靠不要肉票的猪头、猪蹄、猪大肠解馋补充营养，而赵安良脑子灵活，从食品站的肉案上把这些猪副产品以垄断的形式买空，制作成卤菜后再高价卖出去，自然属于囤积居奇、买空卖空，操纵物价攫取暴利。

六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投机倒把罪都是真实存在的，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并非只是六七十才有此罪。

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

再者，物质并不富有的年代，各自职业分工不同，人人讲职业道德，工人就是操控机器，农民就是躬耕田地，商业均由国营市场调节。赵安良作为农民来说，就应该在生产队种田为生，多打粮食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而他则不思耕种，脱离农业。试想，如果都像赵安良一样，几亿中国人岂不是无粮可食？又怎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当然，在六七十年代是允许少部分商人存在的，这也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辅助手段，但必须是以公有制的形式存在的，公家得大头，个人得小头。例如，当时的五匠行业等手工业制造假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外出赚钱，都要上缴部分收入给生产队的，换取工分，分得口粮。这不属于倒空卖空，自然不属于投机倒把罪的范畴。

而从事商业的则需要经过政府批准，诸如剃头店、裁缝店等，也需各项文件证明和资料，并有经营场所，而赵安良没有，是黑户，在自己家里偷偷摸摸搞。即使在现如今也是行不动的，属于无证经营，也是要被取缔的，甚至被工商、税务部门罚得倾家荡产，弄不好还有牢狱之灾，更何况在那个年代。

治病救人是六七十年代的挽救不法分子的良心做法。赵安良的行为显然是违法，政府多次找他做思想工作，让他悔过自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那时，就连地富反坏右都被人民群众改造过来，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公。然而，赵安良却不思悔过，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越发疯狂。

人民给了赵安良悔过自新的机会，其屡教不改，属于未能被劳动人民改造好，依然走着资本主义道路，依然变本加厉违法法，最终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岂不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