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场视听盛宴，影响了整个唐朝的审美观！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李世民的潮流风向标

唐朝的审美风尚以大气、阳刚为特色，崇武尚文，英雄崇拜。

大气并不空泛，阳刚并不粗鲁。气中藏韵，阳中寓柔。这样一种审美风尚的造就是有多种社会原因的。

它与唐太宗李世民个人的胸襟、修养、气禀以及审美取向有很大关系。可以说，唐朝（主要是初唐盛唐）的审美风尚就来源于李世民的审美。

李世民的审美主要体现在对两件艺术作品的对待上。

唐朝的最强音

第一件为《秦王破阵乐》，此件作品开启了唐朝崇武尚文、崇拜英雄的审美风尚。

唐代的乐舞中，首出者应为《秦王破阵乐》，又名《七德舞》。

这部军功乐舞充分体现唐朝的英雄气概，是唐朝精神的最强音。

其曲之由来，《旧唐书》《新唐书》均有清楚的记载：

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阵乐》。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及即位，宴会必奏之。

谓侍臣曰：“虽发扬蹈厉，异乎文容，然功业由之，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

右仆射封德彝曰：“陛下以圣武戡难，阵乐象德，文容岂足道也！”

帝矍然曰：“朕虽以武功兴，终以文德绥海内。谓文容不如蹈厉，斯过矣。”

乐舞从军营到宫廷的华丽转身

乃制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命吕才以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

后令魏徵与员外散骑常侍褚亮、员外散骑常侍虞世南、太子右庶子李百药更制歌辞，名曰《七德舞》。这段话透露了以下重要信息：

第一，此舞曲产生于战争，本是军乐、军舞，用以鼓励士气。作者很多。从“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看，李世民只是作者之一。

而《旧唐书》则明确说“破阵乐，太宗所造也”。

白居易的《七德舞》诗序中云：“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阵乐》，以歌太宗之功业。”这“天子”应该是太宗。此乐舞在唐朝建立后成为国乐。

国家举行重大活动时，必奏此乐。此时，乐舞的功能有所变化，一是壮国威，二是以“示不忘本”。

唐朝建立后，此乐作了重要修订，歌词改了，增加了文德的内容；舞阵也增加了自然太平的色彩。“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更重视形式美了。

而《秦王破阵乐》的修订有两点特别重要。

乐舞改编大升级

一是完整地保留战争“发扬蹈厉”的气势，战争的惨烈仍然可以鲜明地见出。正是因为这样，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高宗李治看不下去了。

他认为此乐舞太恐怖，于是此乐舞被搁置。近30年后，高宗重看此乐舞，竟然涕泗交流，感动不已，也忏悔不已。

他说：“不见此乐，垂三十年，乍此观听，实深哀感。追思往日，王业艰难勤苦若此，朕今嗣守洪业，可忘武功？

古人云：‘富贵不与骄奢期，骄奢自至。’朕谓时见此舞，以自诫勗，冀无盈满之过，非为欢乐奏陈之耳。”

二是增加了“文容”，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七德”。

关于“七德”，《左传·宣公十二年》云：“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和众，丰财者也。”

杜预注：“此武七德。”“文容”的增加，从形式上弱化了原有的恐怖气息，有利于没有经过战争的青年人接受，更重要的是突出了以文德治天下的思想。

在这点上李世民表现出可贵的清醒与自觉。

传承百年，感动历代君王

他说：“朕虽以武功兴，终以文德绥海内。”《秦王破阵乐》在高宗时重演以后，在唐代就再没有被弃置过。

唐玄宗善音乐，在他当政时，《秦王破阵乐》与《太平乐》《上元乐》同为主要的演出曲目，规模很大，光擂鼓的宫女就多达数百人。

白居易有诗赞《七德舞》即《秦王破阵乐》。这首诗透露《秦王破阵乐》自它诞生日算起已历190年。

白居易观罢《七德》乐舞，说：“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王业为何？白居易理解为两个部分。

乐舞里的英雄形象

一是征伐，平定天下的战事。这方面白居易的诗描述得比较概括、简略。二是施德。这部分白居易描写得比较具体。

施德大部分与战事有关，包括厚葬阵亡将士遗骸、抚恤遗属、厚赏部将军功等；也有一些施德与战事无关，如放出宫女。

战事的意义，白居易没有说；施德的意义，则归结为“以心感人人心归”。应该说这种理解是符合李世民改编《秦王破阵乐》本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时礼官韦万石对《秦王破阵乐》意义的阐释，较李世民自己的阐释是有所拓展的。

韦万石提出“与天下同乐之”，已经将乐舞的意义拓展到审美领域中去了，然而白居易仍坚持李世民的立场。

李世民说，在太平时期表演此乐舞，为的是以“示不忘本”；白居易说“王业艰难示子孙”，两者一致。

虽然《秦王破阵乐》经李世民等的改编，主题于军功有所偏离，但军功仍然是文德的基础。应该说，《秦王破阵乐》的本质还是军歌。而唐代雅乐中军乐也不少。

唐朝的音乐新风尚

太宗时有《凯安》，高宗时有《一戎大定》，文宗时有《凯乐》。虽然这些军歌均为庆功乐舞，但军队的雄威仍然是要着力表现的。

重视军功，终唐都没有变。但是，唐代自开国日始，就很重视文德了。

太宗在这方面有相当高的自觉意识，除了以七德充实《秦王破阵乐》，他还亲自动手创作文舞。

《旧唐书·音乐志》云：“庆善乐，太宗所造也。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贵，宴宫中，赋诗，被以管弦，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

至高宗，文武两个方面的乐舞齐备，且使用有明确的章程。

乐舞排排站，文武表演有规矩

仪凤二年，太常少卿韦万石启奏高宗，曰：“据贞观礼，郊享日文舞奏《豫和》、《顺和》、《永和》等乐，其舞人著委貌冠服，并手执籥翟。

其武舞奏《凯安》，其舞人并著平冕，手执干戚。奉麟德二年十月敕，文舞改用《功成庆善乐》，武舞改用《神功破阵乐》，并改器服等。”

至于祭祀庆典场合是文舞在先还是武舞在先，按礼官韦万石的说法是应有区别的。

凡是以揖让得天下者，则先奏文舞，后奏武舞；而凡是以征伐得天下者，则先奏武舞，后奏文舞。唐朝属于后一种情况。

所以在举行重要的祭祀和庆典活动时，先奏《神功破阵乐》（《秦王破阵乐》的另名），后奏《功成庆善乐》。

《秦王破阵乐》在唐朝地位十分显赫。它作为唐代的第一乐曲，是唐太宗的颂歌，是英雄的赞歌，对于唐朝审美风尚的建立起奠定基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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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载，唐贞观七年，经过唐太宗亲自修订的《秦王破阵乐》在朝堂演出时，“观者见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竦。

武臣列将咸上寿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

注意，说此曲是李世民“百战百胜之形容”的是武臣列将。他们心灵受到的巨大震撼，更足以证明此曲的精神威力。

《秦王破阵乐》历唐朝近三百年的历史而地位不容撼动，说明唐朝是崇拜英雄的。英雄崇拜是一种道德崇拜，更是一种美学崇拜。

《秦王破阵乐》虽然增加文德的内涵，但武功仍然突出，作为武舞的性质未变。

唐朝是崇尚军功的朝代，在唐近三百年历史中，战事不断。战事对于社会审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里不能不提到边塞诗。

战争在唐朝的边塞诗中不是一味的批判对象，其面目也不是一味的残酷惨烈。

边塞诗中更多的是猎猎军旗的雄壮、大将出行的豪迈，是功名与报国相结合的壮志豪情。

唐朝英雄美学的开端

边塞诗是唐朝审美中最为亮丽的风景线，这样的军旅诗，从整体来看，此前、此后均是没有的。

它与《秦王破阵乐》有直接关系。可以说《秦王破阵乐》不仅直接开启了战争美学、军旅美学，而且开启了一种气壮山河的英雄美学、光鲜亮丽的青春美学。

李世民崇武尚文的审美思想在后来的影响不是很大，很可能与唐以后理学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有关。

理学着力推崇仁爱、文治，对于武力有一种难以明言的精神抵制。这种意识形态使得此后的宋、明两个汉族中央政权的军事力量一直不够强大。

在艺术创作中，像《秦王破阵乐》这样惊天动地的艺术杰作再也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