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无数帝王都曾怀揣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却鲜有人能如愿以偿。
然而，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一位年仅21岁的青年君主却打破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就是秦始皇嬴政，一个以雷霆之势横扫六国，在短短十年内完成大一统的传奇人物。
这一壮举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更在后世千年间始终无人能够复制。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造就了秦始皇的成功？为何只有他能够完成这看似不可能的使命？
一、两千年来对秦始皇 “大一统” 的评价
回顾两千年来对秦始皇的评价，我们可以发现秦始皇的地位举足轻重。他自比三皇五帝，首创“皇帝”称号，开启了中国封建帝制的新纪元。
两千年来，对秦始皇的评价丰富多元。西汉主父偃、桑弘羊以国家一统视角，称赞秦始皇结束分裂，使秦成为统一国家。晋人江统则从民族视角，认为秦始皇驱逐蛮夷，安定了“中国”。
唐代李世民盛赞秦始皇的开拓疆土之功，柳宗元肯定其废分封、建郡县符合历史趋势。明代李贽虽高度评价秦始皇，却未洞察其与孔子“大一统”理论的联系。
近代柳诒徵既肯定秦始皇统一国家的实践成果，又指出其功利在后世由汉继承。毛泽东更是赞誉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及各种制度。
然而，回顾两千年来的评价，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基本肯定秦始皇统一国家和创新制度的功绩，但却很少用“大一统”政治理论深入解读其统一国家的深远历史意义。
同时，也很少有人专门探究“大一统”理论的来源以及秦始皇“大一统”实践与该理论的关系。
而且，除个别学者外，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局限性。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全面、准确地认识秦始皇的“大一统”实践呢？
二、“大一统” 之含义
“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其发端于孔子，乃是儒家至关重要的政治主张。孔子所作《春秋》以“王正月”开篇，此中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它象征着政教归于周王，天下定于周王。
“大一统”的本质强调“万物始于一”，意味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边疆等各个方面都应统一于一个政权，听从于一位君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以保持高度的统一性。
在《春秋》的理念中，虽追求天下为一，但却区分诸夏和夷狄。
其原因在于“大一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近及远、由内而外。正如《春秋繁露》所言，“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先正京师，再正诸夏，最后正夷狄，逐步推进国家的治理。
从《公羊传》《春秋繁露》以及孔子对叶公的回答可以看出，“大一统”的实现确实是一个由近及远的历程。对于国家统一而言，没有族群之分和贵贱之别，按照先“内”后“外”的顺序依次展开。
“大一统”的精华与本质在于万事万物皆统一于一，毫无等差。
在政治方面，表现为疆域完整，没有分裂，全国统一于一个政权、一个君主，政治权力高度集中。
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体现为经济市场的一致性，没有人为的阻隔，各个社会文化形态各异却又一以贯通，有连接各种文化的纽带，既强调精神上的统一，又认可多元文化的发展。
三、秦始皇之“大一统”实践
秦始皇的 “大一统” 实践在多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疆域方面，秦始皇兼并六国，结束了七国混战的局面，实现了空间上的统一。
随后，他又南取百越，设立南海郡、象郡等，促进了秦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攻占西南夷，扩大了西南方向的疆土并加强管控；在北方，发兵西北斥逐匈奴，收复黄河以南地区，推进至阴山，稳固了北部边防。
尤为重要的是，修筑万里长城，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范围，真正实现了疆域“大一统”。
政治上，秦始皇听从李斯建议，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一举措使得皇帝能够直接掌控地方事务，实现了中央与地方的统一，可谓政治“大一统”。郡县制被后世王朝不断继承与发展，延续两千多年，充分显示出其恒久的生命力。
经济领域，秦始皇一方面修驰道、直道，兴建“新道”，极大地加强了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经济交流和物资流通；另一方面，统一全国货币和度量衡，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管理，设置经济管理机构，为国家经济贸易提供了制度标准和法制保障，实现了经济“大一统”。
思想文化方面，秦始皇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尊崇法家，以“以吏为师”“焚书坑儒”的方式统一思想文化，同时诏令规范社会行为，建立新的道德秩序。他的这些举措在长城以内实现了空前的思想和法律一统，确立了思想意识上的“大一统”。
然而，秦始皇的 “大一统”实践虽奠定了后世基本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但也存在局限。这一局限困扰后世两千余年，成为不可逾越的思想观念障碍。
四、秦始皇 “大一统” 实践之局限
其一，长城成为设置 “内外”的界标。秦始皇修筑长城，本意是抵御匈奴内侵、消除边患，然而却成为区分“内外”“华夷”的实际标志。
长城虽在当时起到安定边防的作用，但却隔断了长城内外大一统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原民族与“三北”民族“大一统”的障碍。这种“华夷之辨”的观念相沿两千余年，直至清初才发生根本改变。
其二，郡县制贯彻“华夷”思想。秦始皇将郡县设在长城以内的“中国”地区，对外实行“羁縻”之策，由部落酋长管理少数民族地区，将其隔绝在“中国”之外。
这一做法使得中央无法直接管辖边疆地区，限制了后世“大一统”的发展。
其三，焚书排斥多元文化。“焚书坑儒”标志着秦始皇的思想文化专制，排斥法家以外的一切思想文化。
这一举措使多元文化变为单一，对文化造成致命摧残，禁锢了世人思想，影响后世。与“大一统”应包容多元文化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
那么，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大一统”实践及其局限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更好地推动当今社会的发展。
五、结语
秦始皇的“大一统”实践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地域、政治、文化、经济和思想等诸多方面，秦始皇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他的举措使得中国历史上首次真正达成国家的空前统一，塑造出一个全新的国家形态。
秦始皇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新局面，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极限，其“大一统”实践推进中国历史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事实也为众人所公认。
然而，秦始皇的“大一统”并非完美无缺。其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局限，这种局限源自对“大一统”观念认识的不足以及民族观念的偏见。
具体表现为，修筑长城成为区分 “华夷” 的界标，阻断了长城内外大一统的进程；推行的郡县制体制内贯彻“华夷”思想，限制了后世“大一统”的发展；“焚书坑儒”排斥多元文化，对文化造成严重破坏。这些局限影响深远，长达两千余年，直至清初，才开始发生根本改变。
当然，我们也应明白，这些局限并非秦始皇能够预料到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其必然性，因而也无可厚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