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自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乱不断，百姓受战乱影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抗日时期，我军比较出名的战役有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黄土岭战斗等，这不仅沉重打击了敌人在战场上嚣张的气焰，还充分体现出我军强悍的实力和战略。

相对于众所周知的前两个战役，黄土岭战斗就显得低调得多，知道的人并不多。其实黄土岭战斗并非一个孤立的战例，而是反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3期治安肃正作战”的一部分。在黄土岭战斗中，我军最突出的战绩就是击毙了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当时，此人算是日本最高将领了，这场战斗让日军遭到歼灭性的打击，而军政双才的王道邦将军就是主要指挥人。

鲜为人知的是，当初黄土岭战斗在我军内部，一度被认为是一场不成功的击溃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甚至还准备处分人，以整肃参战部队暴露出来的游击习气。

宣统三年十月初三（1911年11月23日），王道邦出生在江西永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王朝秀，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在王道邦到来后，夫妻俩更是早出晚归拼命干活，要养活一个孩子可不容易，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话真是一点没错，王道邦从小就十分懂事、听话，让父母少操了不少心。

当他6岁的时候，已经会帮家里分担责任了，只要父母去田里劳作时，他就会跟在一旁，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父母心中都非常感动，同时又自责让孩子跟着受苦，心坎里也很不是滋味。等王道邦年纪稍大些，就当了放牛娃，帮别人家放牛，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王朝秀

当学徒的日子说长不长，可说短也不短，三年的时间，通过他努力，已经将技术学得七八分了。他继续留在城里，当了一名泥瓦工，起初收入不高，但养活自己那是没有问题的，18岁正值青春，思想也到了开发的时候，在城里工作这些年，他遇到了许多不公待遇。

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压迫，让王道邦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地主阶级横行，百姓苦不堪言，为什么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这么大？穷人就没有人权？就活该受欺负吗？他萌发了反抗心理，终有一天自己要推翻地主的统治，让和他一样穷人活得有尊严。

城里消息一般都比较灵通，王道邦经常能听到“红军”、“共产党”这样的字眼，对这支为穷苦百姓存在的队伍，充满了好奇心。现在，他还要为家人奋斗，没时间想这些有的没的，可心中那颗想要革命的种子已经种下了，离发芽、开花还会远吗？

民国十七年（1928年）深秋，树上的叶子已经枯黄，就像是人的生命一样，终有一天会走到头。这年父亲身患重病，身体早已油尽灯枯，最终不治身亡了，家里的重担全部压到了他肩上，他拼了命地干活，想多赚点钱补贴家用，好不容易有空休息了，他也在思考还可以从哪里搞钱。

次年，家中的农活忙不过来了，他便回到了家乡，下地务农。正巧这时，红军部队已经将永新县占领，并在当地建立起了苏维埃政府，那颗埋藏心底的种子开始生长：他想加入红军队伍，为人民而战！当年父母被地主压迫剥削的场景，依旧刻在他的脑海中，他想改变。

如今，参加红军便是最好的选择，这些年对于红军部队的事迹略有耳闻，他坚信红军将来一定可以改变现状，让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下定决心后，王道邦参加了农民赤卫队，因表现出色，不久之后就被提拔为赤卫队队长，在队伍中的每一天，他都在尽心尽责为群众服务。

民国十九年（1930年），赣西南苏区革命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着，在各个县，甚至市区都掀起了一阵参军热潮。为响应党的号召，王道邦决定参加红军，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8月下旬左右，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亲，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他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会活着回来！

母亲支持他的选择，在儿子临走前，她一遍遍看着王道邦，仿佛要将他的模样刻在脑海里。也是，战场上子弹不长眼，这一别，能不能再见面都是一个未知数，在改变主意前，母亲将儿子送走了。另一边的王道邦，出发来到了吉安，加入了这一带的红军部队——红12军。

刚到部队，王道邦被分配到了军直属特务营3连，虽然目前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但他对待工作认真刻苦，浑身干劲十足，深受上级的认可。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一段时间后，王道邦就当上了班长，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瑞元

在入党后，王道邦越来越渴望上战场，发挥自己的价值，可迟迟没有轮到他，这让他十分郁闷。表现的机会很快就来了，蒋介石自中原大战失败后，依旧贼心不死，于12月调集了十万大军向苏区进发，准备一举消灭红军，阻止红军的飞速发展。

但蒋介石还是没有改掉自大的毛病，认为我军实力薄弱，不堪一击，干脆就派出一些杂牌军对付我军，拼拼凑凑弄出了十万大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担任前线总指挥，这两人其实不愿意对上红军，毕竟能力摆在那里，根本就不是一个等次啊！

不过，身后这十万大军就是“杀手锏”，他们坚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能力再强也会输。这时，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红12军军长罗炳辉带领第35师边打边撤，给敌人造成我军溃败而逃的假象，实则是一出请君入瓮。成功将张辉瓒率领的18师引进龙岗，红军拿出真正实力，将18师全部围歼。

王道邦在这场战斗中，展现出他高超的军事才能。当时，18师突然遭到红军围剿，一时间军心动摇，开始四处逃窜，毕竟他们都是一群杂牌军，哪里见过这种大阵势？这个时候，有一小股敌人已经找到了突破口，趁着我军无暇顾及，正准备从一个山坡逃跑。刚好，就被眼尖的王道邦看见了，没有时间向上级汇报，立即带着4班10人去对付他们。不过，敌人的这支部队有接近50人，这差距还不是一星半点儿，胆量决定能不能成大事。王道邦没有一丝畏惧，观察周围的环境，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冲着天上开了一枪，随即大喊道：“一排、二排、三排，往左、往右、往中间，堵住敌人的退路。”接着又大声喊道：“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缴枪不杀！”王道邦这一大嗓子，还真把敌人给唬住了，老老实实缴枪投降。最终，王道邦成功俘虏了50余人，缴枪30余支，受到了红12军上级的表扬，随后他又跟随部队追击剩余敌人，战斗结束后，他被提升为红12军特务营3连排长。此后，他参加了多次战役，有了实战经验后，其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王道邦跟随部队参加了红军长征，11月，由于他各方面表现突出，被调到了第二师第五团担任代理政治委员。时间来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带，并与红一方面军顺利会师，这标志着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序幕被全面拉开，王道邦所在的红军第一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他任组织科科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兵团集结于山西大同，准备前出山阴，迂回和攻占雁门关。也就是这个时候，日本华北方面军企图和察哈尔军团联手，将整个山西一并吞下。如此形势下，八路军第115师经过商议后，决定在平型关攻打日军，粉碎敌人的计划。

独立团主要的任务就是，深入敌人后方，切断日军从涞源至灵丘的公路运输线，以此来有力地阻止敌军的增援部队，为我军围剿日军争取时间。在协助主力部队获得平型关胜利后，115师独立团势如破竹，一鼓作气攻下了7座县城，部队也从原来一千余人增到七千余人。

10月23日，根据上级命令，独立团进行扩编，成为独立第一师，王道邦担任第一师第三团政治委员，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到了第一团担任政治委员，团长是陈正湘。

陈正湘也出生于宣统三年（1911年），家在湖南新化，同样也是生在穷苦农民家中。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唐生智部队当过兵，期间还参加过北伐战争。后来，他了解到红军和共产党是为穷苦人民谋利的队伍，下定决心想要脱离现在的部队，想要去参加红军部队。

陈逸成

民国二十年（1931年），陈正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红十二、红三十五、红三十一师担任机枪排长兼连长。期间还担任过不少主力冲锋、阻击以及掩护等任务，这让他的能力得到了磨炼，曾参加了30多次重要战斗，率领战士们奋勇杀敌、英勇阻击，职务也是步步高升。深受各红军首长的认可，像彭德怀、聂荣臻等领导都奖赏过他。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在长征结束后不久，他又率领部队参加了甘肃环县山城堡战役，并顺利歼灭了一个旅的敌军，慢慢地他所在的部队转向和日军作战，自己也被提拔为了独立一师一团团长。

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下辖5个步兵大队，以及直属旅团部的炮兵队、工兵队和通信队等单位，编制兵力不过5000人左右，却要“警戒”包括张家口、怀来、蔚县、涞源、天镇在内的广大地域，兵力上难免捉襟见肘。因此，阿部规秀最初制订的“肃正作战”计划，只是让驻张家口的第1大队抽调2个中队兵力、加强旅部炮兵队前往涞源，与驻扎在涞源县城的第4大队会合后，第1大队作为左路讨伐军，经白石口直扑银坊，第4大队作为右路讨伐军，从插箭岭杀向马驿镇。

聂荣臻获悉这一敌情后，令第1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统一指挥属下的老1团和新3团，并配属第3军分区2团，集中打击左路的日军第1大队，力争断敌一臂。这个部署无疑是正确的。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下旬，聂荣臻在阜平青山参加北方局召开的组织会议，30日夜晚，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里拿着一份刚刚获得的情报，快速来到聂荣臻的房间，神情严肃地说：“坐镇张家口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陆军中将，并派迁村宪吉率领1000余人进驻涞源县，并且在最近几日会开始兵分三路，对第一军分区附近进行扫荡。”

自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底，115师分兵之后，聂荣臻率部迅速创建了晋察冀根据地，部队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也正因为如此，分兵时留在晋察冀的3000余115师老兵，也被迅速稀释。不仅新组建的部队缺乏战斗骨干和作战经验，就连老部队也因补充的新兵过多，而出现了战斗力下降的现象。聂荣臻此次调集的3个团，老1团是1分区乃至整个晋察冀军区的绝对主力，而新3团则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由赵侗、纪亭榭等人领导的一股自发抗日武装，与少量八路军游击队合编而成，虽有少量老红军作骨干，但战斗力弱。而第3军分区第2团的战斗力，介于老1团和新3团之间。聂荣臻派出这样一个上、中、下驷相结合，旨在确保战斗胜利的同时，让新部队也能在实战中锻炼成长。

陈逸成

当时，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团长是陈正湘，王道邦任政委，全团共有1900余人，武器装备都比较精良，算起来是军区六个主力团之一，这次战斗第一团十有八九会参加。和预想的差不多，司令员聂荣臻决定：集中第一、第二、第三团主力，利用有利地形先歼灭银坊敌军，之后再另做打算。

11月1日晚，杨成武紧急致电陈正湘：一个小时之内出发，提前预设伏阵地。其实，今天是陈正湘和妻子结婚的重要日子，这时候他们正准备休息，现在只能告别新婚妻子，奔赴集结地了，好在妻子善解人意，没有埋怨。

与此同时，王道邦也跟随部队沿着山间小路秘密前行，终于在3日拂晓时到达了目的地。部队开始按照计划设伏，等待敌人钻进“口袋”。王道邦拿起望远镜，朝着银坊方向观察敌军部队，他们正在雁宿村的河边休息，休息过后，开始钻进我军准备好的口袋。

等到敌人进至雁宿崖和张家坟之间时，王道邦和陈正湘命令司号长吹响冲锋号角，当即第一营、第二营从峡谷两侧阵地向河滩猛扑了过去，第三营负责朝敌军的尾部开火。敌人被这阵势打得愣神，一时间队伍乱作一团，你打你的，我打我打的，很快敌军就所剩无几了。

11月3日，上述3个团在雁宿崖至三岔口峡谷地段，经一天激战，将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大队歼灭，缴获其全部武器装备，仅大队长辻村宪吉大佐等少数人逃出生天。但辻村宪吉的军刀及军大衣却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

聂云臻

500余人被我军尽数歼灭，侥幸逃走了几个敌军，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这次胜利让我军军心大振，此外还获得了不少物资。而另一边的景象可就不好了，这次战斗失败得彻底，让阿部规秀愤怒不已，下定决心要对我军实施报复，率领1000余人，出动几十辆卡车，直接来到了雁宿崖，恨不得立刻将我军全部歼灭，这种情况对我军十分不利。

我军刚刚经历过一场激战，战士们还未调整过来，因此军区命令部队立即脱离战场，为减小目标，分批隐藏，等待合适的机会，再做打算。敌人的速度很快，我团转移当天，1000余人的日军部队就来到了雁宿崖一带，将被我军掩埋阵亡的日军尸体找出，全部进行焚烧。

11月3日下午，阿部规秀在获悉第1大队在雁宿崖陷入绝境后，立即令第2、第3、第5大队除留下部分兵力守备据点外，主力立即向涞源集结。他同时还命令处于运动中的第4大队立即向银坊搜索前进。

面对这一新的敌情，聂荣臻决心集中更多兵力，准备打一个规模更大的歼灭战。为此，他将游击第3支队和25团2个营调拨给杨成武指挥。正在阜平附近的120师师长贺龙闻讯，也主动派120师特务团参战。

最困难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八路军电台稀缺，团级部队间主要靠人力通讯联络，身为战场最高指挥员的杨成武此次的指挥位置，离实际发生战斗的黄土岭甚远，而且以当时八路军的通讯条件来说，一次让他同时指挥6个单位也力有所不及。更何况部队长期分散打游击，各自为战的习气甚浓。突然间要让他们打需要严明军纪保障、令行禁止的正规集团作战，不出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刚开始，4个大队的日军都处在运动中，阿部规秀随第2大队行动。杨成武决心让正在银坊附近休整的新3团死死缠住日军第4大队，不让其与阿部规秀所在的第2大队会合，然后集中己方优势兵力，赶在日军第3、第5大队抵达战场前，一举歼灭日军第2大队。

应该说，这个决心是符合实际的。但非常可惜的是，刚换了领导的新3团动作迟缓，没能完成杨成武交办的任务，导致第4大队顺利地与第2大队会合，极大增加了此后作战的难度。

在日军方面，阿部规秀率第2、第4大队于11月6日晚抵达黄土岭地区后，已经从种种迹象判断出了八路军的意图。7日晨，他决心不再率部深入，而是原路返回。为防止中伏，撤兵时他以中队为单位，让各中队保持10分钟路途的间隔依次出发，大大拉长了日军的战斗队形。这一招看似老辣，实则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日军固然不太可能全军落入八路军包围圈中，位于圈外的日军可以让设伏八路军腹背受敌。另一方面，这也便于八路军分割日军，集中力量逐个歼灭。事态最终如何发展，就看对阵双方谁能更好地临机应变了。

杨成武

为了不失先机，杨成武不待120师特务团赶到，于11月7日中午令老1团、新3团、第2团及第25团一部发起了攻击。非常可惜的是，我军并没能及时分割日军战斗队形，导致日军第2、第4大队猬集一团，迅速夺占了几个山头，稳住了阵脚。等3个小时后，120师特务团赶到战场，也无法改变预其中的运动战已变成攻坚战这一事实了。

阿部规秀骄横不可一世地认为，只要他的武器够精良，人数够多，八路军就一定不是对手，因此他大摇大摆，率领部队走了迁村宪吉的老路，挑战我军的权威。晋察冀军区接到情报后，决定由第一团、第三团联手，再来打一个歼灭战，灭一灭敌人嚣张的气焰。

当即，第一团召开了敌情分析会，在会议上王道邦建议：拖住敌军。采取边打边退的策略，引诱敌人至黄土岭，寨头方向，在这里给日军一个教训，众人经过商议，同意了王道邦的想法。就这样，王道邦利用敌人急着找到我军的心理，略施小计将人吊了过来。

在我军派出小分队的引诱下，阿部规秀带领部队进入了黄土岭、上庄子一带，半点不差钻进了我军设下的包围圈，此时自大的“名将之花”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结局。

11月6日，日军分成两批沿着崎岖的山路，继续向司各庄、黄土岭方向进犯，与此同时，还派出了战机轰炸侦察。司令员杨成武决定在黄土岭东北上庄子至寨头之间围攻敌军。

黄土岭战役形势图

黄土岭位于涞源、易县交界处，往东到上庄子是一条五里长左右的山谷，敌人在向东运动的同时，我军也已经准备好了，伺机攻击。当晚，敌人进入司各庄、黄土岭一线，我军立即做出决定：迅速占领附近的阵地，挡住敌人的去路，第二团负责尾随敌人。进入黄土岭后，由西向东进行出击， 短短一夜时间，我军就对敌人部队完成了包围。

11月7日，王道邦和陈正湘指挥部队进入寨头以东地区待命，大约过了八小时后，王道邦通过望远镜发现，敌人正在向寨头挪动，立即派遣一个连迅速占领东南高地，掩护团主力展开。随即，第二营第一梯队来到寨头西南，和敌人进行激烈的交锋，并迅速夺得高地，第三营也趁此机会顺利夺取了主峰，而炮兵连至793高地东山沟隐蔽待命。

战斗打打停停，阿部规秀率领部队沿着山沟向东挪动，直到下午15时，敌人即将离开黄土岭之际，我军立即展开了攻击，黄土岭战役打响。王道邦和陈正湘将指挥所选在白脸坡的山上，山上的视野极其广阔，上庄子村等地都能够尽收眼里，便于观察敌情，指挥战斗。

第一团、第二十五团对敌人展开了正面攻势；第二、第三团从西南北三面进行包围。一时间，黄土岭的山沟里回荡着震耳欲聋的响声。面对我军的强势攻击，敌人拼命进行反击，企图冲出重围，双方在战场上互不相让，一场血战在所难免。趁着这个功夫，第一、第二十五团在寨索村设伏，等待敌人自投罗网，处于激战中的敌军还没有发现异样，继续向东开进，并试图攻击第一分军区。

等敌人“好不容易”冲出重围，离开黄土岭，到达寨索村时，提前埋伏好的第一、第二十五团立即开火，用火力攻击阻挡敌人的去路。敌人仍在奋力抵抗，不愿意投降。就在这时，我军其他部队，从北西南三面赶了过来，这股敌军只有死路一条。

黄土岭战役形势图

下午16时，战斗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王道邦站在山头上，拿着望远镜观察着目前的战况，突然发现在南山根部山梁中间有一个小院子，期间一直有日军进进出出，根据他的推断，这里很有可能就是敌人的指挥所，此时不打，更待何时？王道邦立即命令炮兵进入阵地，目标点随着一声令下，瞬间就变成了一片废墟，无一人生还，当时大家都不知道阿部规秀也在里面，而且被炮弹打了个正着，一代“名花”就此陨落。最终，黄土岭战斗获得了胜利，两战共歼敌1500余人，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

但在当时及战斗结束后一段时间里，我军并未能掌握这一情况。战场上的日军也并未因主官阵亡而显出慌乱的样子。

阿部率部在黄土岭与八路军打得难解难分，不仅隶属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第3、第5大队在兼程赶来驰援，周边的日军第26、第110师团也派兵“扫荡”易县和唐县我抗日根据地。杨成武为阻援敌，调回了25团的2个营。但新3团和第2团却也趁着天黑撤出了战斗，赶回根据地反“扫荡”去了。

11月8日天亮后，黄土岭战场上的我军就只剩下第一团和120师特务团了。面对得到了空投弹药和空投指挥官补充的日军第2、第4大队，八路军与其正面硬碰硬，力量显然远远不够。因此战至8日中午，120师特务团和第一团只得交替掩护，逐次撤出战斗。

聂荣臻获悉战况后，认为此仗本该打成继雁宿崖之后又一个歼灭战，却因为一些指挥员自行其是，不严遵军令而打成了没能控制战场、缴获不多的消耗战。这样的消耗战，对于武器弹药主要依靠取之于敌的八路军来说，是需要极力避免的。因此，盛怒之下，聂荣臻准备整顿部队。

不过，还没等晋察冀军区的处分决定成文，华北敌占区的报纸纷纷刊载了阿部规秀的死讯。这一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阿部规秀是实打实晋升的中将，不是那种死后追晋一级的“注水货”。敌后抗日武装击毙如此军阶的日军高级将领，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其意义非同一般，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这才打消了处理干部的念头。

不过，聂荣臻并未“一俊遮百丑”。他一直在思索着如何解决部队在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最终促成了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上半年，晋察冀军区下定决心，将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批调往较为巩固的根据地核心区，开展了两期整军运动。经过严格整训，部队的面貌，指战员的军政素质都有了明显提高，为当年下半年发动“百团大战”，提供了战斗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