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安史之乱爆发以来，唐朝军事力量陷入低谷，这使得唐朝的两京多次被攻陷。其中长安城第二次被攻陷发生在唐代宗李豫执政之初，此时安史之乱刚刚平定，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对于这次长安陷落的原因，史书上认为是宦官首领程元振把持朝政，压下了吐蕃军队入侵的声音，才使得李豫在仓促之间无法应对，只能弃城而逃。也有种说法是，程元振打压各地在安史之乱中取得功绩的藩镇军将领，使得藩镇军对朝廷不信任，拒绝率军前往长安勤王。这些说法的矛头完全对准了程元振，看上去似乎他就是长安陷落的罪魁祸首。

事情发生在广德元年，这一年的初期正是安史之乱结束，唐朝开始回归和平的日子。为了平定安史之乱，朝廷将唐朝西北边境的主要军事力量都调往中原腹地平叛，这造成了西北边境兵力空虚的状态。吐蕃军队利用这种战略空白期突然发起进攻，一直打到关中西部的武功、乾县一带，然后又攻占了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的十余州。面对这种危局，李豫急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启用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御敌。因为事出仓促，临时调兵遣将已捉襟见肘，李豫在完成布置后果断放弃长安出逃，到陕州行宫避难。

史书上对这次吐蕃战争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对于唐军溃败的原因也有所总结。原因中最为重要的一条便是宦官集团程元振把持朝政，压下了边关传到长安的信息，使得李豫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迎敌，最终不得已弃城而逃。同时史书上也认为是程元振带领宦官集团打压和迫害地方的藩镇军，致使对方和朝廷离心离德。当李豫下诏调各地藩镇节度使勤王时，节度使们不满程元振专权，所以拒绝率军前往长安，这才让李豫陷入窘迫的境地。然而这种说法表面上看来很有道理，但其实都是一面之词，并不能反应事情的全貌。

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种说法是极度不靠谱的，也是与事实相违背的。史书上如此给程元振定罪，是因为在李豫逃离长安后，朝廷的百官都将矛头对准了程元振，认为他是奸臣误国导致了这场惨败。其中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向李豫上疏，请求杀程元振以谢天下，表章中以上述说法为程元振的罪名。这种说法在很多史书中被引用，所以程元振在史书中成为了长安陷落的罪魁祸首。然而从历史事实来看，李豫并没有答应柳伉的建议，甚至不愿意处死程元振。他最终不得不在朝臣的压力下妥协，才将程元振罢官放归故里。

因此从唐代宗了李豫的行为来看，他是不认同柳伉等人的意见的，只是迫于他们的政治压力才罢了程元振的官。如果程元振真的是吐蕃入侵和长安陷落的罪魁祸首，李豫岂能如此轻易的就放过他？有人说因为程元振在除掉李辅国的过程中功劳最大，所以李豫才网开一面。这种说法一点都经不起推敲，因为作为皇帝，李豫从来不念这些救恩。当初李辅国拥立李豫上位，帮他除掉了张皇后和越王李系，最终李辅国也没能避免夺权被杀的命运。程元振的功劳远远比不上李辅国，李辅国的命尚不能让李豫重视，更何况程元振。

但李豫的确在朝臣们对程元振群起而攻之的时候力保，这也让人感到疑惑不解。如果程元振真的犯下上述罪行，李豫是肯定不会力保程元振的。在当时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刻，正常的皇帝都会选择牺牲宦官而争取朝臣的支持，尤其是争取藩镇军的支持。因为没有藩镇军的参与，只靠早已残破不堪的中央禁军，李豫是不可能夺回京师长安的。在古代社会的这种情况下，别说程元振有罪，就算他没罪，一般的皇帝大概率都会将其作为政治的牺牲品。可是李豫并没有如此选择，这就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了。

从柳伉的弹劾理由看，这明显有着借机报复的性质。在长安是程元振把持朝政，完全不把朝廷大臣放在眼里。他对朝政大权和禁军大权一手抓，还各种排挤打压朝廷大臣和藩镇将领，招惹了不少仇恨。长安陷落，这对于唐朝来说是奇耻大辱，不仅仅是失去一个大城市，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李豫手下第一人的程元振肯定需要承担责任的。更何况程元振掌管皇宫和中央禁军，禁军面对吐蕃军队不战而逃，怎么都说不过去的。所以柳伉才抓住了这个关键机会弹劾程元振，给他扣上了奸臣误国的帽子。

至于弹劾的罪名是否是真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并不重要。因为李豫丢了长安，朝廷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他必须争取朝廷大臣和藩镇节度使们的支持。站在这个角度，他根本不可能去和柳伉掰扯罪名是否成立，而是需要尽快的稳住人心，抽调军队给前线的李适和郭子仪。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李豫选择妥协是必然的，但是他没有答应处死程元振的要求是让人意外的。面对李豫的拒绝，朝廷大臣并没有过度的纠缠，就这么放程元振回了老家。这说明朝廷大臣们并没有坚持一定要弄死程元振，只是希望从他手里夺回朝廷大权而已。

如果程元振的罪名真的成立，他真的为了私利掩盖了吐蕃大军的消息，朝廷大臣们绝不会这么好说话。朝廷大臣们这么轻易的放过程元振，说明他们并没有程元振的切实罪证，只是找个由头夺权罢了。于是问题来了，既然程元振没有把柄被朝廷大臣们抓在手里，为什么他毫不辩驳就放弃了大权？柳伉等人弹劾程元振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程元振是否真的掩盖了吐蕃入侵的信息？各地的藩镇节度使们是否因为程元振而拒绝到长安勤王？要解释上述问题，可以从史书中关于此战前后的一些历史细节中找到答案。

很多史书上将吐蕃入侵没有得到有效的抵抗，便兵临长安城下，作为程元振掩盖吐蕃入侵信息的主要证据。这个证据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吐蕃入侵开始之所以顺利，是多种原因导致的。一方面是因为安史之乱使得边境唐军被抽空，无法有效的抵挡吐蕃军的进攻。另一方面是吐蕃军进攻的缘由来自于唐军名将仆固怀恩，是他暗中勾结吐蕃导致入侵的。因为安史之乱后李豫借着论功行赏的机会在整治藩镇，以郭子仪、李光弼为首的名将都被剥夺了兵权，所以仆固怀恩为了保持兵权而选择了拥兵自重和与外族勾结自保。

前文讲过，仆固怀恩为了保持兵权选择和安史旧将结盟，达成了互保的战略同盟。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毕竟安史旧将在藩镇体系中的并没有压倒性的势力，不足以对抗各地的藩镇军队。仆固怀恩是铁勒人，他将女儿远嫁和亲，女婿是回纥的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仆固怀恩与回纥有着密切的来往，当时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便认为仆固怀恩会与回纥勾结谋反，监军骆奉先甚至向朝廷上告。这个事情李豫没有详细查实，只是请宰相裴遵庆去慰问仆固怀恩。虽然很多史书上说辛云京的话是谣言，但李豫并没惩处他，这说明李豫并不认为是谣言。

史书上记载仆固怀恩勾结外族的记录中不仅仅有回纥，还有吐蕃和党项。其中吐蕃和党项就是这次攻入长安的主力，对长安周边造成了极大破坏。以仆固怀恩在唐军中的地位，他对唐朝在西北边境的布防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他将布防信息透露给吐蕃军队，甚至让自己在边境的关系人员予以其便利，那么吐蕃在关中势如破竹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除了仆固怀恩外，吐蕃入侵过程中还得到了泾州刺史高晖的帮助。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高晖与仆固怀恩有必然联系，但高晖的加入的确起到了带路党的作用，能够帮助吐蕃军队占尽战场的先机。

有了仆固怀恩和高晖当带路党，再加上边境兵力空虚，即便没有程元振掩盖消息，吐蕃也能顺利抵达长安城下。因此说程元振掩盖消息导致吐蕃顺利入侵，这完全是没有证据的，也是难以成立的。从李豫的反应来看，这个事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显然对此心里是早就有数的。

至于说程元振排挤压迫藩镇节度使，使他们不愿意到长安勤王，这种说法更不成立了。因为藩镇节度使的任命，权力的归属，不是程元振一人能做主的。即便是程元振和宰相元载等人勾结，也没法对藩镇节度使做主。藩镇节度使的权力调整，完全是在李豫的主导下进行的。

前文就讲过，安史之乱功臣来瑱被杀，就是因为他拥兵自重，才使得李豫猜忌，并将其处死。而在安史之乱后的论功行赏中剥夺将领军权，这也是李豫一手操作的。比如对名将李光弼，李豫就打算让他做洛阳留守，并且剥夺军权，但遭到李光弼的婉拒。从当时的形势看，没有藩镇节度使到长安勤王，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没有消除。当时安史之乱刚刚结束，各个藩镇节度使还在巩固自己的防区和军队。来瑱死后对藩镇影响很大，大家都不愿意轻易离开防区，避免被朝廷夺权或诱杀，也怕被隔壁防区的人突然出兵攻打。

李豫为了收拢兵权，把很多将领明升暗降，这使得当时藩镇军正处于交接和稳定之中，新到任的将领并未完全掌握军队。这样的情况让藩镇军也出现了很多内部意见，对于朝廷的管制反对声音很大，甚至引发了一些小规模兵变。吐蕃入侵正是出现在这种混乱状态中，刚刚结束安史之乱的藩镇军被各种事务缠身，所以没有精力第一时间响应李豫的勤王诏令。以他们向来骄横的作战习性，在对勤王诏令方面也比较懒散，所以没有赶到长安并不意外。毕竟当时吐蕃入侵太快了，九月份出现在唐朝边境，十月份就直达长安城下，谁都难以反应过来。

可以说，不论是吐蕃在战争中的迅速推进，还是藩镇军的响应迟缓，都与程元振没有直接关系。程元振虽然作为宦官首领掌握朝政大权，但远不如李辅国时代独霸朝政的局势，所以还做不到一言堂的程度。朝廷中有元载掣肘，军队中有郭子仪等人存在，程元振想瞒着李豫如此操作是不可能的。反倒是李豫在藩镇节度使将领的调整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甚至决定处死功臣来瑱，可见其在安史之乱了对反正削弱的着急程度。在这种背景下突然发生吐蕃入侵，而藩镇军队调整又暂时陷入混乱，于是李豫如此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从吐蕃整个入侵的过程看，程元振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错误，反而是李豫才是真正的主导者。程元振作为宦官首领，只是李豫意志实施的工具。所以对长安失陷负有主要责任的是李豫，而非程元振。但李豫毕竟是皇帝，朝臣们不可能直接针对皇帝开开炮，自然要找一个替身，这便是程元振作为李豫宠臣的作用了。因此尽管程元振没有错误，却不敢做任何辩驳，只能帮皇帝背锅。李豫知道程元振背锅，但也需要宦官集团继续与藩镇、朝臣周旋，所以不会杀程元振。最终程元振被罢官放归故里，双方各自退让一步，然后将朝廷矛盾转移到战场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