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冒死救了一个学生，只因为一句话：“此人可能改变中国未来。”
“你是他吗？”1925年，长沙，风雨欲来。
赵恒惕发出通缉令，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工运，引发当局恐慌，那年他32岁，穿一件旧呢子长衫，脚踩草鞋，瘦、硬、冷静。
夜里，一纸密信送入城南一座老宅，封面无字，内页只有寥寥几句：“润之速离，赵已调兵，事急，勿言——定一”
传信人是符定一的表弟，湖南地界上小有声望的盐商，他犹豫了一整天，最终还是来了，他不理解，符定一为何要冒这个险。
“他救一个通缉犯，图什么？”
毛泽东在屋角坐着，没问来意，他看着那封信很久，然后抬头问了一句：“你是他派来的？”表弟点头。
毛泽东沉默几秒，把信在油灯上烤了一下，烧毁，他起身，身形高大，嘴角似笑非笑：“那好，我走。”
表弟拦住他，把一袋银元塞进他手里，说：“他还让我转告一句。”
“说。”
“他说，你会改变中国未来。”屋子安静了几秒，毛泽东点头：“我会。”
这一晚，符定一在家中坐了整夜，门始终没关，他在赌一件事，不是毛泽东会不会成功，而是这个人值不值得活。
“此子必成大器！”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13年前，1912年，长沙，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试卷堆了一人高。
符定一，时任校长，亲自审卷，没办法，那年新政刚起，各地学生踊跃应试，报名爆满，他累得吃饭都在看卷子。
一张卷子上题目是：《论教育与实业孰先》，他本想跳过去，但开头一句让他停住了：
“实业为体，教育为用；体不立则亡，用不通则乱。”
那是毛泽东的字迹，写得大气凌厉，每行之间留白很宽，不像应试，像辩论稿。
再看下去，纸上是开年辛亥、农工破产、教育空心的系统分析，他忍不住全篇读完。
读完只说一句：“奇才！此子必成大器！”他当即下令复试面谈，这不是常规流程，但他要确认。
两小时千字：“论救国之道”毛泽东站在他面前，穿布衣、握拳，眼里没有一丝畏惧。
“你写这篇文章用了多久？”
“两个时辰。”
“你知道你这篇文章在说什么吗？”
“知道。”
“那你现在，写一篇‘论救国之道’，两个小时。”
毛泽东没说话，直接坐下，两个时辰后，交卷，这篇文章，符定一保存了十年。
内容从《通鉴》《史记》一路引用到辛亥之后，谈民族、国家、资本、教育、乡村与军阀，不是空话，而是有逻辑、有攻击性，句句带锋。
当晚，他从书房拿出一部珍藏本《御批通鉴辑览》，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迟疑一下接过，符定一只说了一句：“拿去，迟早用得上。”然后破例收他为关门弟子。
师生之情，从图书馆开始后来，毛泽东在省立一中呆了不到两年，但这段时间，对他影响极大。
符定一给他开了一个特别权利：图书馆不限时间开放，其他学生每天限三小时，只有他一人例外。
有人不满，说毛泽东天天在里面坐到深夜，成何体统，符定一只说：“你们读不进去，就别怪人家读得进去。”
毛泽东读书很快，一本《资治通鉴》十天看完，一本《明夷待访录》看三遍。
他读书不是摘抄，而是做判断，每本书后面都写批语，多是反对原文。
“韩非之言毒而准。”
“王夫之说断然，不通今人。”
他把书当人交锋，这让符定一极感兴趣，“这个人不是在读书，是在准备战斗。”
身份的危机1918年后，毛泽东去了北大，再见面，已是数年之后，此时他已不只是读书人。
1925年初，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工人罢工、成立工人协会，名气大了，问题也来了。
赵恒惕视其为“乱民头子”。
符定一本想通过关系斡旋，发现没用，赵铁了心要抓他，开出的抓捕令写得狠：“煽动工人、破坏秩序、煽动红潮。”
符定一知道，这不是普通通缉，这是要命。
他动了，派表弟夜送银元与警告，自己则去找赵身边人，套出动手时间，为毛泽东争取逃亡窗口。
有人说他疯了，说一个学生不值这个代价，他回一句：“我不是为学生，是为这个国家留一口气。”
赌徒心理那天毛泽东走后，表弟回来，说了一句话：“他没多谢你。”
符定一点头：“我不需要谢我。”
表弟问：“你真觉得他会成功？”
符定一说：“不知道。”
“那你还救他？”
“如果我们总等结果才做事，那这个国家早完了。”
“文攻北平，武取天津”1948年，北平即将决战。
三大战役临近尾声，林彪部队逼近北平，傅作义军困于城中，准备一战，延安那头，情报日日传来。
中南海，毛泽东召集多位文史老友，屋里气氛很冷，没人敢多言，唯一坐着喝茶的，是个穿旧长袍、鬓角花白的老人。
符定一。
他很久不说话了，这次说了。
“北平，不能打。”没人回应他，他继续说，“天津是钢铁，北平是纸，钢铁该砸，纸该写。”
毛泽东放下笔：“说具体点。”符定一声音不大，但每句话都清楚：
“北平是旧朝文明的象征，兵马进城，胜也丢人，天津是实业重地，拿下它，等于卡住傅作义的咽喉。”
“而北平，必须民心换，不是军队压。”
他顿了顿：“想建国，第一步得让人信服，不能踏着紫禁城的废墟建。”
毛泽东没说话，拿起一支烟，几天后，“先武攻天津、再文攻北平”的部署定下。
天津打得狠，北平一个炮没响，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毛泽东在后来的会议上，只说一句：“这是符定一先生的主张。”
“一杯茶敬伯乐”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在中南海请老友聚会，第一次，1950年春，小茶楼里，只几人围坐。
符定一坐得最边，毛泽东亲自倒茶，放杯子时，手指还碰了一下杯沿：“这是给先生的。”
屋里安静了几秒，没人接话，符定一抬头，咧嘴一笑：“润之，坐下，你给我倒茶，我有点怕。”
毛泽东笑：“你救我一命，这茶算轻了。”
符定一摇头：“我救的不是你，是我相信的那个‘未来’。”毛泽东不语，双手合掌放腿上，低头。
那天，两人谈了四个小时，没人知道具体内容。
第二年，毛泽东向周总理建议，设立中央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符定一。
最后一次送别1958年，符定一病重，他对子女留下两句话：“不要搞特权，润之不是神，是同志。”
“你们记住，跟党走，是因为它做事对，不是因为我认识谁。”
临终前三天，毛泽东派人送来书与补药，未能亲至。来信一封：
“符先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面镜子，照见过去，也提醒未来。”
葬礼低调，毛泽东未现身，但在私下宴席上，举杯敬符定一，那夜，他对身边人说：“我的老师，不只是教书的。”
“非池中物”的第三只眼不是只有符定一看出毛泽东的不同。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广州印刷。
杨度读后只说一句：“此子非池中之物，定可救中国，兴天下！”
他不是外人，是袁世凯旧部，是“帝制复辟”的提倡者，但他读完这篇报告，沉默良久，说：
“我等旧人不行了，得让他这样的人去试。”
当时，很多人骂毛泽东“鼓吹暴民”“煽动农乱”，只有杨度说：“你们不懂，他是在打断旧秩序，而不是乱套。”
“这个学生，不一般”更早些，在湖南第一师范，有两个人也看出了不同，一个是杨昌济，湖南名士，教伦理学。
他在日记中写：“毛某，言谈开阔，读书精勤，资质俊秀。”
但他更看重的是毛泽东的反问式思维，别人抄书，毛泽东质疑；别人记笔记，毛泽东做批判。
另一个是柳潜，教国文，他说：“他不是学生，是在写自己的书。”
毛泽东每次作文都不按题来，一次题目是《静夜思》，他写的是“长沙城禁宵市，民怨四起”。
柳潜本要打零分，看完却改了主意：“虽离题，但字字击实，给优。”
他在讲堂上说：“此子将来不是作家，是开国之才。”
赌的是眼光，不是命这些人不是神，也不完全政治人物，他们赌的不是毛泽东成功，而是中国需要一种“不同”的可能。
他们不爱毛泽东，他们只爱“这个可能”。
符定一救他，不是因为亲情，也不是私交，而是看到了一个能撕开旧社会裂缝的人。
杨度放弃旧梦，是因为在毛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新的话语体系。
柳潜、杨昌济支持他，是因为他们在课堂上见过那种“不服教条”的精神”。
这些人加起来，构成了毛泽东早年的“命运脉络”。
是他们，在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给了他未来的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