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我十六岁，一个懵懂的北京知青，带着改造思想的使命，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南阳鹿角公社石湾大队。初到山村，举目无亲，阴雨绵绵，黄泥巴糊满了新鞋，浓重的土腥味和北京的柏油马路、妈妈做的红烧肉是天壤之别。我像一株被移植到陌生土壤的小树苗，感到格格不入。白天在地里挥汗如雨，晚上则蜷缩在昏暗的窑洞里，煤油灯的影子在土墙上摇曳，更添思乡之情。只有小妹偷偷塞给我的铁盒，里面装着我从北京带来的小零件，才给我带来一丝慰藉。
为了排遣寂寞，我开始用这些“宝贝”做些小玩意儿。吹面火箭是我的拿手绝活，用废旧自行车内胎做成，轻轻一吹就能飞出老远，像一只轻盈的燕子划过天空。这引起了村里孩子们的围观，他们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好奇地围着我问个不停。其中，一个叫秦国栋的小男孩特别顽皮，瘦小的个子，却有着用不完的精力，非要我教他做火箭。我被他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给他做一个。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吹面火箭，竟成了我和他，以及这片山村七年情缘的开端。
建平小学缺老师，队长老张看我和孩子们相处融洽，便让我去当民办教师。我当时心里直打鼓，一个初中毕业生，能教好学生吗？老张却拍着我的肩膀说：“咱村里能认字的年轻人不多，你就试试，总比在地里刨食强。”就这样，我误打误撞地站上了讲台，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学校条件很差，教室是泥墙草顶，一下雨就漏水。桌椅高低不平，黑板也掉漆。操场上除了几根竹竿，什么也没有。我就像一个在汪洋大海中航行的小船，没有指南针，没有地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教二年级的语文和数学，学生们大多衣衫褴褛，有的甚至光着脚丫。秦国栋也在我的班里，他上课爱做鬼脸，作业也马马虎虎，是班里的小尾巴。我用吹面火箭“利诱”他认真学习，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他开始听课，不再捣乱，还帮我打扫教室。
看到秦国栋的转变，我灵机一动：为什么不把做玩具和学习结合起来呢？我开始用废旧材料教孩子们做纸风车、布袋球、竹蜻蜓，把课堂变成欢乐的游乐场。我还自学了简单的歌曲，用借来的破旧手风琴教孩子们唱歌。虽然他们唱得跑调，但那种快乐却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就像一个园丁，用爱心和耐心浇灌着这些幼苗，看着他们茁壮成长。
两年后，我完全适应了山村生活。秦国栋也升到了四年级，在我的鼓励下，他爱上了学习，我给他改名为秦立志，希望他能立志成才。那次回北京探亲，父亲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不再反对我在农村教书，反而为我感到骄傲。我用母亲给的钱买了学习用品，其中一本《十万个为什么》彻底改变了秦立志，他开始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像一块干燥的海绵，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
秦立志小学毕业后，我费尽口舌说服了他固执的父亲，让他继续读初中。为了帮助他考上中专，我每周都给他补课。我们一起在煤油灯下攻克难题，在大槐树下畅谈理想。我就像一盏小小的油灯，照亮着他前进的道路。1975年，县师范学校开始招收预科生，秦立志更加努力学习，因为他想成为像我一样的老师。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和秦立志都报了名。在考场上相遇，我们相视一笑，彼此鼓励。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我们竟然考上了同一所师范院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县一中，秦立志回到了他曾经就读的公社中学。
几年后，秦立志推荐我回到公社中学。我犹豫了，但最终还是被一封泛黄的小纸条打动了。那是秦立志小学毕业时写给我的，稚嫩的字迹表达着他想成为一名老师的愿望。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小小的身影，听到了他清脆的声音。我回到了公社中学，和秦立志一起，把这所山村小学建成了县里的示范学校。我们像两棵并肩生长的大树，为孩子们遮风挡雨，为他们指引方向。
退休后，我回到了北京，秦立志也成了县教育局的领导。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我，每年都热情招待我。有一次，他送给我一个精致的金属吹面火箭，底座上刻着“激发梦想，引领飞翔”。他说，是当年那个小小的玩具改变了他的人生。我看着他，百感交集，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天，那个拿着吹面火箭奔跑在山村里的男孩。
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播撒在肥沃的土地里，生根发芽，最终长成参天大树。而我，就像一个摆渡人，用知识的船桨，载着孩子们驶向成功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