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遭到国内外反动势力大举围攻。在东西伯利亚，以沙俄将领谢苗诺夫、卡勒梅柯夫为首，率领白卫军拼死抵抗苏维埃政权。
其时，别什果夫及其参谋长阿克晓诺夫都追随谢苗诺夫、卡勒梅柯夫等人，在白卫军里任连职军官。二人因作战凶狠、手段毒辣，很得上司赏识。他们与苏联红军和苏联红色游击队拼杀在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一带，制造了一次又一次血洗农庄、残杀百姓的血案，对俄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
1922年，在赤塔以东一场恶战，谢苗诺夫被打死，白卫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失败后，别什果夫、阿克晓诺夫逃窜到中国境内的额尔古纳地区，纠集部众在三河流域流窜作案，伺机反扑。
1929年，中苏双方因“中东铁路”归属问题，发生军事冲突。事发前，驻扎在额尔古纳地区的东北军第三团，利用别什果夫这伙白俄匪帮对苏联的仇恨，搜罗雇佣这些白俄匪军，发给他们枪支弹药，怂恿他们去进攻苏联。别什果夫趁机招兵买马，组成了一支500多人的临时军队。
后来的事实证明，东北军雇佣白俄匪帮，是做了一件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
1929年9月10～28日，中苏交战。驻额尔古纳地区的东北军第三团很快被苏联红军击溃逃跑。
别什果夫的白俄匪军本是乌合之众，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堪一击。失败后却未离开额尔古纳地区，他们恢复了土匪杀人成性的本来面目，叫嚣：“中国军队跑了，我们就是这个地方的主人！”
这股匪军趁机扩大势力，强令当地苏侨凡有两个儿子的家庭，必须出一人当兵。一时间别什果夫势力大增。此地很快又形成另外两股白匪，分别以阿拉瓦尔和列别杰夫为首，他们都依服于别什果夫。
这些白俄匪帮利用中国军队发给的武器弹药，干起枪杀百姓、强奸妇女、焚烧村庄、抢劫财物的罪恶勾当，把额尔古纳地区变成屠场，给当地中国居民带来极大灾难。
沿江村屯被全部烧毁的，有大拉斯屯、大乌留必屯、小乌留必屯、马连屯、巴舒罗夫屯、西连一屯、格留气屯、巴特林屯和一勺缶屯，奇乾县府所在地乌启罗夫被烧掉一半。居民财物被洗劫一空，被杀死、烧死的中国人达2600余口。
仅在大乌尔根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即杀死中国人800余口，其中一名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被弯倒的桦树尖上，用树的弹力弹出摔死。至今，这个山沟俄语称“吉达尤哈”，即“中国女人沟”。
在三河东山杀死中国人70多口；沿额尔古纳河一带烧死中国人100余口；在自兴屯附近水簸箕一带，打死中国人100多口，暴尸荒野；在上库力至牙克石途中杀死中国人60多口；在距小库力4公里处的伊里会哈屯用煤油烧死谭景荣等37名中国人。
在大乌留必屯，白匪夜袭酣睡中的人们，从屯西杀到屯东。好多人未来得及穿衣服，便被杀死在被窝里，有的妇女被奸污后杀死。小孩和体弱的老人被刺刀挑死扔到河里。白匪纵火烧屯，仅有四五十人逃到森林中躲藏起来，幸免于难。有200多座房屋和900多人口的大乌留必屯，只留下一片废墟和遍地尸骨。
白匪手段残忍、狠毒，将屯民枪杀、斧砍、火烧，或投进河里、割腹、用马拖死。对妇女孩子的杀害更是残忍至极，将她们的心肝割下生吃。有些白匪用红布作假肩章，冒充苏联红军，一路杀人抢劫。
沿边境一带的中国居民扶老携幼携带细软财物和粮食，赶着牲畜，从九卡向海拉尔方向逃难。几百里路途，马车和步行者络绎不绝，时有白匪追赶堵截。战败溃逃的东北军也乘机抢掠财物。
在额尔古纳百姓遭难之时，远在沈阳的东北军总部和东北政府却正上演一出闹剧。他们事先与别什果夫部队联系好，带去百余名哥萨克士兵，穿上苏联红军服装，有的头部和手臂缠着白纱布，有的假装瘸着腿拄着棍子，冒充被俘的苏联红军伤兵，出现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让人拍照，并由东北军“押着”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以此来炫耀东北军取得了“辉煌胜利”。
不久，英国的《泰晤士报》、法国的《巴黎快讯》、美国的《纽约时报》、日本的《朝日新闻》都在头版登载了这些照片。而实际上东北军在数千里边境线上是全线溃退。事后每位哥萨克士兵得到200大洋的奖赏，遣回额尔古纳。
1929年12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伯力协议》，恢复中东铁路共管局面。
12月末，东北军第三团返回额尔古纳地区。在百姓强烈要求下，三团不得不着手平定匪患，恢复地方秩序。一些白匪被打死，并抓获了一两个白匪小头目。但别什果夫却率领大部分白俄匪帮藏匿起来，去向不明。第三团也趁势住手，不予以深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虽有马占山、苏炳文等坚决抗日，但终因势单力孤，辽阔的呼伦贝尔在1932年 12月被日本关东军侵占。
日本人早就对呼伦贝尔垂涎三尺，要把它作为军事后方和军用物资供应基地来掠夺，为以后进攻苏联做准备。因为这里盛产木材、粮食、煤炭、黄金、军马以及肉类和皮张。但令日本人头痛的是，这里地盘大，自己兵员少，要想镇压中国人的反抗，有些地方鞭长莫及。
狡猾的日本人除了实施“以华制华”恶毒政策，组建伪兴安蒙古军和以“栖林人”（鄂温克和鄂伦春猎民）为主的“讨伐队”外，还发现别什果夫的白俄匪帮很有利用价值，就派人联系，以金钱物资引诱，招降纳叛。
这群白俄匪帮的本质就是反共反苏反人民，若能投靠日本关东军，吃香的喝辣的，享受荣华富贵，何乐而不为？双方一拍即合。这支由清一色白俄哥萨克骑兵组成的别什果夫部队，正式进驻海拉尔街，麋集于太阳旗下，成为日寇豢养的一条恶狗。当地居民称其为“嘎杂子队”（哥萨克谐音），其营房设在海拉尔呼伦桥东侧路北紧靠河堤处。
这支部队始称“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察警备队预备队”，但不着警服，不佩徽章符号。日本人为他们特制了原沙俄后贝加尔哥萨克式的军装鞋帽。1942年，重新改编为正规的“谋略部队”，直属日本关东军情报部领导，开始佩带日伪徽章，但着装未变。
这种由白俄哥萨克组成的“谋略部队”，在当时伪满洲国共有两支。一支驻防在“第二松花江”（陶赖如一带），以日本人部队长浅野大佐的姓名命名为“浅野部队”。
一支驻海拉尔，以部队长伊方·亚历山大罗维奇·别什果夫上校的姓氏命名为“别什果夫部队”。这支特务部队除进行常规军训外，还进行越境、侦查、绘图、摄影、纵火、爆破、暗杀、颠覆策反、捕俘绑架等特技训练。其班长以上人员都是在册的日本特务或较坚定的亲日分子，部队长别什果夫及其参谋长阿克晓诺夫更是老牌的反苏反共分子。
别什果夫部队在1942年改编为正规的“谋略部队”时，为骑兵独立团建制，但因兵员少，其编制比日伪骑兵团要小。起初总编制人数为300人左右，后逐渐缩编，至1945年春夏时，只设有两个骑兵中队，加上通讯、辎重、重火器等专业分队，总兵员仅180人左右。
别什果夫部队早在其称为警察警备队预备队时，便被日本关东军派遣参与围剿、追击东北抗日联军的作战行动。
1939年5月，中共北满省委将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指挥部，下设四个支队，其中以三支队为主的抗日联军，从1939年12月至l942年2月中旬，曾先后三次进军呼伦贝尔，大小战斗300余次。
他们袭击守卫在车站、粮库、车库、林场、金矿、军马场、商行等地的日伪军，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能拿走的就拿走，带不走的就分给百姓，或就地烧毁。
抗联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南下和进攻苏联的企图。日军后院遭受如此重创，万分恼火，对抗联战士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从齐齐哈尔调来飞机大炮和大部队对这不足200人的抗联战士进行围剿，并调来伪兴安蒙古骑兵队、栖林人讨伐队和别什果夫白俄匪帮前来围攻堵截。
1940年9月，抗联第三支队共120多名战士第二次挺进呼伦贝尔。他们一路进军，打了不少胜仗。1940年11月末，在鸡冠山一带被大批敌人包围，血战中，政委高禹民及其警卫员毙敌数十人后壮烈牺牲。
三支队杀出重围，继续前进。12月中旬，抗联越过大兴安岭，一直打到伊敏河上游鄂温克旗的毕鲁特一带，进入草原地区，遭遇到别什果夫白俄匪帮骑兵队和伪兴安蒙古骑兵队的攻击。三支队果断决定撤回山区。
途中，这两支骑兵对三支队紧追不舍，并在夜间袭击三支队，使三支队难以休息。三支队决定狠狠打击这两支骑兵，并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2月下旬的一天，三支队在挥师北上走到山里时，天刚黑，就有意拢上几堆火，部队开始休息。参谋长王钧带领精干部队悄悄往回走了几里路，翻过一个杂树岗子，发现别什果夫白俄骑兵正在露营吃饭，但没有卸装，看来他们准备在夜里还要偷袭三支队。
王钧把精干部队分成两路进行包抄袭击。在距离最大火堆有百十米远时，突然敌人一匹马扬起脖子嘶叫起来。王钧立刻打了一枪，听到信号，战士们一边冲锋一边用机枪猛扫大群敌人，并向火堆扔手榴弹。
百余名白俄匪徒慌作一团，死伤满地。抗联战士乘胜追击，白俄匪帮损伤大半，狼狈逃窜。这次战斗中，别什果夫受伤，侥幸逃脱；他的参谋长阿克晓诺夫被打死。从此这支部队一蹶不振。
两天后，三支队用同样方法狠狠教训了尾随的伪兴安蒙古骑兵队。
1941年10月，抗联部队三支队第三次挺进呼伦贝尔打击日寇。别什果夫的白俄匪帮因遭受重创，这次只派出一支重火器班，远远地向抗联战士打小钢炮，再也不敢靠近抗联战士。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日军依仗的海拉尔西山军事要塞也被攻陷。别什果夫部队按日军命令撤离海拉尔。
在撤离途中，那些被强迫征召服役，平时又饱受欺凌虐待的俄国青年士兵，见日军大势已去，前途渺茫，不愿再背井离乡为日军当炮灰，遂秘密串连要举行暴动，投向苏联红军。别什果夫一面假意应承，一面密报日军。日军决定暗下毒手。
8月10日午后，别什果夫部队土兵行军至莫和尔图附近，奉命架枪原地休息。早已布置好的日军突然将他们包围，并以密集的火力疯狂射击进行屠杀，就连妄图邀功请赏的别什果夫本人也未能幸免。
日军逐个检查被击者，凡呻吟挣扎者，均被补枪或刺杀，确认全部杀死后才撤走。只有一名白俄士兵于翌日拂晓清醒过来后死里逃生，带着满身血污和枪伤、刀伤爬出死人堆，被一位老牧民救助下来，成为该事件的见证人。此人于1954年由牙克石遣返回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