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直隶总督李卫病逝于任上，雍正帝亲赐谥号“敏达”，命其入祀贤良祠，并特批在杭州西湖畔的花神庙中为其立像。此时的李卫，堪称清代汉臣的典范——出身捐官，却以雷霆手段整顿盐政、治理河道，深得帝王倚重。然而仅仅三年后，乾隆帝一道谕旨，将李卫的塑像推倒焚毁，这位雍正朝的红臣骤然跌下神坛。这场看似突兀的转折，实则是乾隆帝王心术的绝佳注脚。
一、雍正朝的宠遇：实用主义下的君臣相得
李卫的崛起，映射着雍正帝独特的用人哲学。作为非科举出身的捐官，李卫在康熙朝仅做到户部郎中，却在雍正元年被破格提拔为云南盐驿道。这种“不拘一格”的用人策略，源于雍正帝亟需打破官僚集团的利益壁垒。李卫在云南以铁腕整顿盐政，年增税银数十万两；任浙江巡抚期间，他剿灭海盗、清理亏空，甚至敢与皇亲国戚允禟的党羽对抗。这种不计后果的实干作风，恰与雍正帝“治乱世用重典”的理念高度契合。
雍正对李卫的宠信达到令人侧目的地步：当李卫因奏折字迹潦草遭御史弹劾时，雍正竟批复“尔之字画，本自不佳，朕亦不嗔”；当李卫与田文镜互参时，雍正又化身调解者，称“尔等皆朕股肱”。这种近乎纵容的态度，实则是帝王对“孤臣”的政治投资——李卫无科举功名、无世家背景，恰是皇权对抗官僚体系的最佳利器。
二、乾隆初年的微妙转折：盛世帷幕下的权力重构
1735年乾隆继位之初，对前朝旧臣尚存表面礼遇。李卫之子李星垣承袭父荫，获授兵部员外郎；乾隆元年编纂《世宗实录》时，李卫的功绩仍被大书特书。但这种温情脉脉的面纱，很快被帝王心术撕碎。
乾隆三年（1738年）的南巡成为转折点。当御舟行至杭州，地方官员特意引驾至花神庙，欲以李卫塑像彰显“圣祖用人之明”。不料乾隆见殿中李卫像“偕其妻并坐”，立时震怒：“卫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骄纵，初非公正纯臣。托名立庙，甚为可异！”随即下旨捣毁塑像，并严查各地是否有效仿者。这道谕旨看似维护礼制，实则暗藏玄机：李卫像旁本有雍正御赐的《花神庙碑》，乾隆却命人将碑文中的李卫之名尽数凿去，连其生前主持编纂的《畿辅通志》也遭查禁。
三、塑像风波背后的帝王心术
乾隆对李卫的清算，远超寻常礼制纠错。细究其诏书，“卫在直隶无绩可纪，在浙江虽效奔走，然非克己奉公之人”等语，彻底否定了雍正朝的官方定论。这种历史评价的颠覆，实则是新君重构政治合法性的需要。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乾隆对雍正政治遗产的矛盾心态。他既要标榜“法祖”，又需摆脱“严苛”之名；既要借重汉臣，又恐其功高震主。李卫的悲剧正在于此：他的塑像承载着雍正朝改革的记忆，却在乾隆“宽严相济”的盛世叙事中成为刺眼的存在。当乾隆发现地方官员仍以供奉李卫像为荣时，他看到的不是臣子的忠诚，而是前朝权威对当下统治的潜在威胁。
耐人寻味的是，乾隆晚年编纂《贰臣传》时，对钱谦益等前明降臣极尽挞伐，却对李卫只字不提。这种刻意的历史遗忘，恰暴露了帝王心术的狭隘——他既要抹去前朝宠臣的荣光，又不愿承认父亲用人之失。李卫塑像的倒塌，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皇权叙事对历史记忆的暴力重构。
结语
从西湖畔的香火缭绕到残像委地，李卫的际遇揭示了专制皇权的本质逻辑。乾隆对前朝重臣的秋后算账，绝非简单的个人好恶，而是权力代际更迭中必然的清算。当雍正需要孤臣破局时，李卫的“骄纵”是忠勇；当乾隆需要树立绝对权威时，同样的特质便成罪状。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段，恰如乾隆在《御制李卫论》中所写：“人臣不可图身后虚名”——在帝王眼中，臣子终究只是权力棋局中的卒子，生前身后名，皆系于君王一念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