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央军军头里，有这样一个人，从杂牌连长到手握50万重兵的中央军军头，他是唯一一个，他是谁？下面我们细细说来。
1944年中原大溃败后，在重庆听候处置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遭受了参政会103名参议员的联名弹劾，这让他心里十分发慌。
结果，蒋介石主动出来为汤恩伯做了开脱，承认豫中会战（豫湘桂战役河南部分）的战略是军委会制订的，他说：
虽说汤司令也存在执行不力的情况，但追究责任的话，军委会要占80%，汤部为剩下的20%负责。
还有人不依不饶地追问，汤恩伯部撤出战场是受了谁的命令？意思是要追究汤恩伯擅自率部逃离战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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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回答的也很干脆，是奉了我的命令！说到这里，就意味着汤恩伯又安全了，至少小命有保障了。
按说，汤恩伯虽然是浙江人，但并非正牌的黄埔出身，为什么会这么受蒋介石的器重与偏袒呢？我们可以追溯一下汤恩伯的发迹之路及与陈仪、蒋介石的个人渊源。
从日本陆士毕业生，到浙军中校副团长
1921年，时年21岁的浙江武义青年汤恩伯东渡日本，并于次年进入明治大学学习，主修政治经济学。在校期间，为赚取学费、生活费，他与同样来自武义的发小共同在东京开了家主要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中餐馆——追分楼。
追分楼的顾客名单里，有一天多了一位叫王竟白的嵊州姑娘，她当时就读于东京的一家桑蚕学校。得知王竟白是浙军第一师师长兼浙江省省长陈仪的干女儿后，汤恩伯决定通过追求王竟白而攀上陈仪这棵“大树”。
所以，王小姐每次来就餐，都会感受到汤恩伯的殷勤，她懂这位青年眼睛里的炽热。
可惜好景不长，追分楼很快就因经营不善而不得不关门大吉，缺少学费、生活来源的汤恩伯，不得不辍学回国，也不得不与尚未确定关系的王竟白道别。
回国后，经人引荐，汤恩伯见到了陈仪，他二话没说直接跪在了地上磕了响头，这让陈仪既惊诧又很高兴，认为这个青年爽快、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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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愉快的交流后，陈仪当了汤恩伯入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推荐人，并每月用官费资助他五十大洋。
就这样，1924年春，汤恩伯如愿成为了日本陆士的学生，先到振武学校读预科。从此，为表不忘恩情之心，汤恩伯把自己的本名汤克勤改为恩伯，并称陈仪为恩师。
1926年，汤恩伯手捧日本陆士的毕业证书，回到了国内。他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休了已经为他生下一子的原配，迎娶了王竟白。到这里，汤恩伯对陈仪的称呼又多了两个——义父、岳父。
在陈仪第一师，汤恩伯从学兵连连长干起，很快就晋升成了师部少校参谋。陈仪倒向北伐军后，第一师也扩编成了第19军，汤恩伯也水涨船高混成了中校副团长。
从浙军到中央军，从中校团副到中央军校教导旅少将旅长
蒋介石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陈仪一方面为了给汤恩伯更大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想在中枢安插一个嫡系，就把他推荐给了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把黄埔军校从广州搬到了南京，并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跃跃欲试的汤恩伯请求陈仪帮他运作到军校当教官，陈仪又走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门路，经蒋介石同意后，汤恩伯被调到军校任了教官，校长正是蒋介石。
所以，汤恩伯虽不是正牌的黄埔出身，但好歹算搭了黄埔系这艘船，这对他以后的发迹至关重要。
与别的教官带学生晨操只是在校内不同，汤恩伯每天都带着他的第一队学生跑到鸡笼山。时间长了，住在鸡笼山官邸的蒋介石总能发现他们的步伐整齐有力，号令喊的响彻云霄，这让他非常欣赏。
找张治中一打听，才知道带队的教官正是汤恩伯，他记住了这个名字。
后来，汤恩伯在训练之余，在德国步兵操典的基础上融汇了日军训练精要，编成了《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交给了张治中及蒋介石。由于该操点更符合中国军队的客观情况，这让蒋介石十分称赞。
于是，汤恩伯也就获得了直接向蒋介石递送“折子”（手本）的权限，这也意味着他正式进入了蒋的视野之内。据接近蒋介石的人士回忆，汤恩伯的“折子”最受蒋介石垂青，他提的建议被蒋采纳的也最多。
在蒋介石、张治中的提携下，1929年初，已经显示出了卓越能力的汤恩伯被提拔为军校教育处少将副处长，此后又先后出任军官教育连副连长（张治中为连长）、军官教育营营长、军官教育团副团长。
此阶段的汤恩伯，除了表现出了过硬的业务能力，还很会挠蒋介石的痒处，他曾对蒋介石说：军人只需做好军人该做的事情，至于个人进退，那是校长考虑的问题，不是我该关系的。很快，汤恩伯就被任命为了教导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
中原大战爆发后，张治中教导第二师下辖三个旅：汤恩伯第四旅、关麟征第五旅、张联华第六旅。由于汤恩伯部的死守归德（商丘），确保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安全，又一次受到了蒋的嘉奖。
从少将旅长开始，汤恩伯驶入了升官发迹的快车道
此后，汤恩伯又先后晋升为第四师副师长、第二师中将师长、89师师长兼第4师师长。到这里，汤恩伯的军事势力基本盘已经逐渐成型了。
1935年，汤恩伯接任钱大钧成为第13军军长，下辖其嫡系第89师、第4师。而13军，也成为了日后的汤恩伯军事集团的根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汤恩伯主动向蒋介石递交的请战书上说：
请把别人不愿做的难事都交给我做；别人不愿打的恶仗都交给我来打；别人不愿去的险境我可以去。
1937年7月末，蒋介石果然交给汤恩伯一个艰难的差事，让他率13军在南口抵御强大的日军，务必要阻滞日军八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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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的回答也许会让蒋介石心底暗爽，他说：
我只跟随校长，只听校长的，其他人对我无所谓。
最后，汤恩伯在南口顶了日军十八天，超额完成了蒋交给的任务。甚至有报纸发表社论说，“南口一役，足可与长城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
从南口会战之后，汤恩伯几乎没打一次大仗就升官一次：南口之后他被擢升为第20军团长；台儿庄战役之后他被任命为第31集团军总司令；枣宜会战后升任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豫南会战后，汤恩伯部被冈村宁次称为“第一号大敌”，31集团军的每一个师也都被日军评估为甲乙丙三等中的甲等；
1942年起，汤恩伯就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坐镇河南叶县，手下拥有超过六十万的部队。帅不过三年的汤恩伯，随着耻辱性的豫中大溃败，也从此丢掉了“中原王”的名头，进入了人生到下行阶段。
因陈仪而发迹，也因陈仪而倒台
1948年8月，赋闲的陈仪在汤恩伯的反哺推荐下，被任命为浙江省主席。
1949年1月，长江江防总司令汤恩伯拒绝了陈仪的策反，还把后者写的亲笔信托毛人凤之手交给了在溪口的蒋介石。
1950年6月，随着陈仪的在台北被枪决，“告密者”汤恩伯不但为同僚们所鄙视，更为蒋介石所不容，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都陷入了极度困境。
1954年，在东京治疗胃出血的汤恩伯，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汤恩伯的人虽已远去，可有关他的是非评判，依然还没有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