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1948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总崩溃的决口之年，这一年国统区的党务政治、战事军情、经济民生、社会世相不可不谓光怪陆离，颇值得后世体会玩味。这里笔者只截取1948年的几个历史横截面，供读者朋友们解剖观察

携盘独出月荒凉---记1948年故宫文物迁台

引子

1935年11月28日，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英国伦敦的皇家美术学院百灵顿堂正式开幕。参展的中国艺术品多达3000余件，分别来自240余个收藏机构和收藏家。许多人从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和美国专程前来观展。

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场景

英国政府举办此次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旨在庆贺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继位25周年大庆，同时借机加深中英之间的文化交流。

英国方面由“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和伦敦学术人士发出参展邀请，民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向国内报告，认为中国文化对外宣传不多，现在英方提议举办中国艺术品专门展览，有助于宣传中国文化，提高民国政府声誉，使西人对危亡的中国有新的了解。

拆箱检查文物中的中英人员

经过反复权衡，国民政府决定应邀参展，从故宫南迁文物中“选取书画金石陶瓷各项珍品，运往英伦”。经协商，中英双方决定组成由“两国元首为监理，两国行政首长为名誉会长”的高级别展览理事会。中国参展文物由英国皇家海军派军舰护送。

中国文物前往英国的路线图

其实针对此次故宫文物赴英参展，有许多中国学者持反对意见。

一是认为远渡重洋，有沉船或遇盗的风险；二是伦敦气候多雾潮湿，不利于文物养护。

1935年7月，中英双方人员正在拆卸到达伦敦的文物

此外，当时正值日本侵华，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情况严重，有人担心国府是想用故宫文物换军火以抗日。

1935年春，中英双方代表几度复选，最后确定了参展艺术珍品共计1022件：

其中，故宫博物院选送藏品最丰富，共735件，其中书画170件，瓷器352件，玉器60件，铜器60件，珐琅16件，织绣28件，剔红5件，折扇20件，杂件5件。

其余依次为中央研究院113件，私人收藏家张乃骥65件，北平图书馆50件，古物陈列所57件，河南省博物馆8件，安徽图书馆4件。

国府决定对赴英文物展览公示。在文物出国前，先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仓库公开展览。归国之后，还在南京进行了展览，以示完璧归赵。

但这些故宫研究员们万万没有想到，等到1948年年底，会有一场更仓促、更狼狈的文物搬迁在等着他们。

而这次搬迁文物主体就是35年赴英展览展品。

下一个目的地将是台湾，从此隔海已无家。

一、决定命运的理事会议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标志着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国军全灭；

1948年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两万三千官兵在贾汪起义投共；

随着战局急剧恶化，整个中华民国的前途都变得渺茫起来。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到底走不走，成为每个文博界人士都在关注的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南下华北，故宫文物克服重重阻力，分三路南下，最终均迁往四川境内。抗战胜利后，1947年12月，文物回到南京，存放在朝天宫库房。

抗战前，集聚在午门前预备南迁的故宫文物

原本的计划将文物运回北京，但战争的爆发使北运计划搁浅下来。刚刚安生没几年，故宫文物又得搬运到底合不合适呢？

当时故宫理事长翁文灏反对迁移文物，他认为，如果迁移文物会对民众心理造成不良影响，甚至波及国内和平的可能性。但国府的教育部官员和故宫博物院人员，主张尽早搬迁文物以防战火波及出现不测。

翁文灏，著名学者，辅仁大学教授，是中国最早期的地质学家之一。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1948年更担任行宪后首任行政院长。不过在任期间推出金圆券，引起金融混乱和恶性通胀，声名大坏而下台。

进入11月，要求文物避难的声音愈来愈大，以至于反对迁移的翁文灏也动摇起来。11月6日，教育部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杭立武找到翁文灏，提出由他出面主持召集故宫理事会商议此事时，翁文灏同意了。

1948年11月10日。

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翁文灏邀集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李济、蒋复璁和杭立武等常务理事在其家中召开紧急会议。

徐鸿宝，浙江金华人。光绪26年考入山西大学堂，专攻化学，在校期间著有《无机化学》和《定性分析》。曾任清史馆纂修、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任京师图书馆主任、北京图书馆采访部主任、中央博物院理事、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

虽然是非正式会议，但却是左右故宫文物命运的一次讨论，所以现场气氛紧张。经过长时间激辩，除翁文灏犹豫外，其他出席者全部同意挑选一批故宫文物精品运至台湾。

众人集议商定：并形成了三条决议:1、故宫文物迅速迁台；2、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和文物一并迁台；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与文物也一起迁台。所有物资分三批陆续运往台湾。运送工作由理事会秘书杭立武负责。

杭立武，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院，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安徽省公费留学名额，曾任安徽籍国大代表，赴台后任国立编译馆馆长。

中博院总干事曾昭燏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博物馆协会，听说文物将运往台湾，她认为十分不妥，于12月7日致函筹备处主任杭立武：“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职对此事虽无责任，然为本院保管文物已七八年，对于诸物有浓厚之感情，知有各种危险，岂可缄然”。

曾昭燏，曾国藩弟曾国潢的曾孙女，著名考古学家，内战期间拒绝赴台。1964年罹患抑郁症自杀。

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得知文物图书运台的消息后，在1949年３月６日的《大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他说，对于这种搬迁，“我们积极地反对，我们严厉地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运回”，“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

二、匆匆忙忙的挑选文物

11月10日会议20多天后，故宫和中央博物院举行了关于文物迁台的两院理事联席会议，决定由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外交部五家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五机关联合办事处”，全权负责抢运两院文物赴台事宜，同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的明清绘本和军用地图18箱，国府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同两院文物一起运台。

五机关联合办事处主要包括五位大佬：

杭立武；傅斯年；朱家骅；李济；王世杰。

李济，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所主持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

其中杭立武担任主任，负责筹款、接洽商船和协调运输等。

所有的运输都由国民党军方控制。蒋介石很赞同文物运台的决定，专门拨出一笔800万元的款子用于这项计划。

联合保管处利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紧张制定了文物迁台方案：

（一）故宫文物

除故宫理事级高官外，负责挑选运台文物的还有号称“故宫四大金刚”的专家：书法专家庄尚严、瓷器专家吴玉璋、图书专家梁廷伟以及玉器专家那志良，他们从堆积如山的文物箱中抽出自己眼中的精品。

运台文物的第一批，以1935年在伦敦展示的80箱故宫精品为主，另挑选故宫南迁藏品，凑齐300余箱先运往台湾。包括：米芾的《春山瑞松图》、宋徽宗的《池塘晚秋图卷》、赵孟頫的《重江叠嶂图》、唐寅的《山路松声图》，以及毛公鼎等重器。

毛公鼎

台北故宫藏元代赵孟頫《重江叠嶂图》

赵佶《池塘秋晚图》

（二）中央博物馆和中央图书馆

国府带走中央博物院文物120箱，中央图书馆精选所藏善本图书，共计644箱。其中包括201部宋本、5部金本、230部元本、6219部明本、1部《嘉兴藏》经、344部清本、483部稿本、446部批校本、2586部抄本、273部高丽本、330部日本刊本、2部安南刊本及153卷敦煌音经等。

（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研院将史语所和数学所的图书、文物和仪器迁到台湾，包括殷墟考古出土的甲骨文和铜器、汉代居延汉简、宋代以来的善本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拓片7万纸、民间文学逾万册，和中西文图书约15万册，装了两千多箱，分三批迁台。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在额济纳河流域，对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挖掘，出土简牍一万余支。出土4422支。这批汉简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延汉简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史誉其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

民國17-26年間，史语所在河南安陽的殷墟遺址，一共進行了15次發掘。在洹河北岸的西北岡高地，共發掘出11座大墓與1300餘座小墓，挖掘了大量的甲骨和青铜器。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藏，高宗純皇帝傳位詔書，乾隆六十年封顒琰（嘉慶）為皇太子

三、紧张异常的迁台渡海

1948年12月22日，国民党海军登陆舰“中鼎号”在南京下关码头等候，执行第一批文物迁台任务。押运总负责人是李济。故宫庄尚严、刘奉璋、申若侠与中博院筹备处谭旦冏、麦志诚，以及中研院史语所以及中央图书馆的人员一起在登船。

抗战胜利后, 美国海军将二战大量建造的各式登陆舰艇援助盟友, 包括坦克登陆舰、中型登陆舰、步兵登陆艇、坦克登陆艇等四型。蒋介石核定这四种登陆舰艇分别以“中、美、联、合”为命名。中鼎号为舷号为203。

“中鼎号”是登陆舰，并不太大，不过船舱内有较大的空地放文物，共载运了故宫博物院文物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中研院史语所120箱、中央图书馆60箱，以及国府外交部档案60箱，共计772箱。所有文物装在木头箱子里，于12月21日装船完毕。

中鼎号后用于在澎湖运送物资给养

其实，12月21日还有个小插曲，文物装船当天，海军人员听说有船要开到台湾，竟带着眷属先赶到了码头。船上工作人员不知如何阻止，就放任他们上了船，他们各自寻觅地方，如入无人之境。等到文物到了码头，整个甲板上竟然已经无一处空隙。

前来巡视文物装卸的傅斯年发现，“中鼎号”竟变成了“难民船”，实在是气不过，他驱车直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办公室。

傅斯年，热衷于国民政治，其鲜明的意识形态趋向和对国府的批评式参与，使他成为一个刺猬式的人物：可以抛出去扎人，抱在怀里难受。

桂永清知道事态严重，只好亲自上船处理。他一个个劝导，希望海军眷属以文物为重。表示此船只送文物，不搭载无关人员。经过一番苦劝，眷属们才离纷纷船。但海军恨得咬牙切齿，宣称既然跟文物不相干的都不许上船，要严格审查！结果本来有几个押送文物的人竟也不能上船了。

12月22日海峡天气阴沉，海面风强浪高，坏了一个推进器的“中鼎号”在海中前进，左右前后上下摇晃……5天后，12月26日“中鼎号”登陆台湾基隆港，文物卸下后先保管于杨梅一家运输公司的仓库。

1954年6月，蒋介石任命桂永清为参谋总长。7月1日起桂出任参谋总长，视事仅45日。桂永清于8月12日逝世，享年53岁。

由于基隆多雨，新洲多风，高雄、台南炎热，气候温和又干燥的只有台中。经过考察，最后他选中了台中糖厂仓库。当时台中市市长陈宗熙是杭立武金陵大学的同学，而台中糖厂厂长于升峰碰巧又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谭旦冏的留法同学。有了这层关系，文物顺利迁入台中糖厂的仓库中。

四、尘埃落定的万事皆休

第二批1949年1月6日起运，由招商局调派“海沪轮”运输，由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李霖灿、高仁俊等13人押运。所运3502箱中有故宫文物1680箱，1月9日到达基隆。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这批运走的青铜器和瓷器后来成了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第三批1949年1月29日起运，由海军部指派“昆仑号”运输舰载运，原定搬运2,000箱文物，但“昆仑号”一到，海军眷属就抢先上船，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于是下令开放官兵卧舱、甲板、餐厅和医务室等空间容纳箱件，终究只能装载1,248箱文物。由于舱位紧张，以致有728箱无法装舰。因此航还执行其它任务，不时停靠，直到2月22日才抵基隆。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批文物运台的过程中，很多箱件由于无法运送而不得不留了下来。比如像著名的秦代石鼓，由于没有空位在临出发时把它放在了码头上，尽管都已经精心包装好了，得以留在了大陆。

石鼓也叫“岐阳石鼓”，是十座刻有文字的石墩，刻于先秦，627年发现于宝鸡荒野，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由于鼓身上刻凿的文字珍贵，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历代都极受重视。

自此批文物运出后，第四次运输还没有着手的时候，蒋介石就辞去了总统的职位，继任的李宗仁下令停止所有的文物运送。

至此，他们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只带走了南京所有藏品中的大约20％，包括1935年到1936年间在伦敦展出的那80箱故宫精品。

迁台期间，杭立武也曾令在北平的马衡院长将留置文物精华分批空运南京，但马衡借故推托，致使一箱也未运出。（感谢马衡院长）

五、最后时刻的意外收获

不过，国府在逃台的最后关头还奇迹般地获得了一些珍品。

1949年12月9日，成都新津机场停了一架飞机。它是国府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之一。机上乘客有阎锡山、朱家骅、陈立夫、贾景德以及杭立武。

官员们带上了全部家当，阎锡山更是带着两大箱黄金。机上乘客都为阎的黄金犯发愁。飞机小乘客多，如果阎锡山还要带上黄金，乘客们可就性命堪忧了。

誓与太原共存亡的阎锡山

杭立武与阎锡山关系不错，朱家骅和陈立夫找来杭立武劝说阎锡山。杭想出了个主意，由他、朱家骅、陈立夫三人共同签字给阎锡山写一封保证书，只要他肯放弃这两箱黄金，到台北后由他们恳请蒋介石照原数补给阎，这建议后来被朱家骅否决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眼看事情没有结果，飞机上有多了个不速之客。张大千也要搭机飞台，而且带了许多书画同行。

杭立武深知敦煌临摹壁画的价值，但眼前的这架已经严重超载的飞机却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 幅画的重量了。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万般无奈之下，杭立武转身从飞机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说:" 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丢下来，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捐给政府。"

张大千带往台湾的敦煌莫高窟临摹绘像

到台北之后，杭立武便将那78 幅画交给“" 两院馆联合管理处”保管。交接时进行清点，发现那78 幅画作中有62 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6 幅是张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画。

据杭立武的记载：“他（张大千）匆忙中捡出七十余帧，请搭此机空运台湾，以保存国家文化。但那时飞机载重已达饱和，驾驶人员不答应再增加重量，在此情形下，我为保存重要文物，决定抛弃了我的行李三件，以换载张大千的国画。惟当时我提一条件，这批国画运到台湾后，请他赠予政府，张氏立表同意，当时就写了一张名片，作为赠送的证明。”

后记

1959年12月7日，两院理事联席会议于常务理事会提议于台北兴建现代化博物馆，由两院共同理事会理事长王云五经请行政院院长陈诚同意拨款新台币6,200万元兴建。

1962年6月18日台北故宫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主体在1965年8月落成，同年11月12日孙文百岁冥诞在台北市士林区现址正式开幕启用。

2011年6月1日，《富春山居图》在台北故宫合璧展出。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在清初遭遇火厄、断为两截，乃至《剩山图》（大陆藏）与《无用师卷》（台北藏）分离360余载两图合璧，终成一代佳话。

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直是大陆游客访台必去景点之一。馆内来自大陆的翡翠白菜、毛公鼎、肉形石，更成为必看的故宫三宝，被称为“猪肉白菜锅”，不知道当年故宫博物院的老人们看到这些熙熙攘攘的大陆游客，会作何感想。

然而，两岸关系忽热忽冷，2015年12月底，位于嘉义的台北故宫南院开幕。成龙向南院捐赠了“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复制品。但被绿营抨击为“文化统战”，更有人曲解为“故宫收兽首复制品，就是要台湾人向大陆‘授首’。”

12月30日傍晚，有人突然朝龙和马兽首上倒红漆，并书写“文化统战”字样，犯案者说“不做文化上的中国人”。迫于政治压力，故宫南院将十二生肖兽首复制品拆除封存。这一闹剧才算了结。

未来两岸故宫文物是否能有更多的合作机会，乃至于归于统一，都还是充满了未知数。

正所谓：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