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民政府发出的“皓电”，共产党方面当然不能答应。
但是，又必须对国民党可能发动的进攻有所准备，因为，电文中明确规定的期限是“一个月”。
从10月20日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连续在枣园毛泽东的窑洞里，召开会议，讨论当前的局势问题。
延安枣园书记处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身在重庆的周恩来，也感觉到了局势的变化。10月24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
“蒋之宴会，何之报告，白之反共，汤恩伯、李铁军与马鸿逵等纷纷来渝，江南北部队亦在调动，对于华北进步报章之限制，对舆论反共之动员，对凡有共党左倾嫌疑者之加紧监视和被逮捕，均证明反共高潮是正在着着上升。”
为此，他敏锐地作出判断:“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
此刻，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尽管蒋介石发动反共已经不是第一次，但前一次规模较小，在国内产生的震动不大。
这一次，何、白“皓电”是以国民政府命令的形式发出，气焰嚣张，势头猛烈，对社会各界震动甚大。
此时，无论中共的朋友或是中间派人士，都为中共的前途担忧。替中共谋划对策者有之，设法调停者有之，要中共发动反内战者也有之。
从世界形势看，蒋介石集团“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
从国内看，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在军政、财经、文化、人心方面一概不稳固，其危机是空前的。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对形势发展的各种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了冷静的分析，提出了我党打退国民党进攻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他认为:
统治阶级内部是分裂的，在资产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分裂的，在地主阶级中开明绅士与大地主是分裂的，在大资产阶级中英美派与亲日派是分裂的。而且，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不巩固。
这个总的特点，决定了国民党领导集团要结成蒋、桂、何联盟，实行反共的统一战线，进行既要抗日又要反共的两面战争。
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中心战略是攻势防御，即以攻势之手段达到防御之目的，决非全面战略攻势。这是蒋介石政策的实质。
尽管延安的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还没采取全面反共的战略攻势，但面对严峻形势，仍然确定我党要以应付最黑暗的局面为工作的出发点。
毛泽东指出:
时局发展有维持现状、坏转、好转三个前途。所谓好转，只是对反共放松一些，对抗战加紧一点。但好转前途很少了，维持现状可能还拖一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办法。
目前“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作出发点。”
他强调：
“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
要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
根据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开会研究蒋介石可能对我军采取的军事进攻行动。
最初认为，蒋介石可能对我军实施两步进攻计划：
第一步将我军驱逐到陇海线以北，构筑多层纵深封锁线；第二步配合日军夹击消灭我军。
毛泽东在延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1月1日，毛主席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说明了中央提出的可供选择的两个方案，征询意见。
第一方案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
即只在反共军进犯我根据地时反击之，我军不主动打入彼后方。
若采用此方案，我军布置仍以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为主，而以反对反共进攻为辅。其利是政治上我方占上风，其害是将来军事危险很大，不能用实力制止投降。
第二方案是政治上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八路军五十万人中至少抽调精兵二十万分数路打入彼后方。
若采此案，由于人民不了解情况，则政治上不利，但军事上能制先机，不被封死，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
经过对两案的反复比较，特别是从政治上权衡利弊，中央最后决定采用第一方案，对蒋介石集团实行“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
在解释中央的这一方针是，毛泽东说：
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一切作法都是吓我让步。
发表“皓电”是吓，汤（恩伯）、李（品仙）东进是吓，命令撤销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办事处也是吓，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之事。
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我除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
他明确指出：
“我们缓和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以面子，硬可以给他以恐惧”。
“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毛泽东对局势的分析，以及对如何与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斗争作出的一系列指示，成为了我党开展对敌斗争的指导思想。
1940年秋天，延安明确了具体的指导方针、基本对策之后，该如何公开答复何、白“皓电”？毛泽东又陷入了沉思。
他几次起草，拟好又停，曾经准备过非常强硬的“炸弹宣言”，转念又放弃了。
这不单单是要反复权衡利弊，思考对策是否周全，还因为要看看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待日苏关系的发展。
11月3日，毛泽东致电给重庆的周恩来时指出：
“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故须紧张的应付之”。
为此，我方回应“皓电”:
“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
直到11月6日，毛泽东才拟好了这份后来被称为“佳电”的初稿。
经过中央反复讨论和与各中央局负责人磋商后，11月9日，发表这份“佳电”。
所谓的“佳”，源于电报的代日韵目，即韵目代日法。
近代发明电报后，用韵书中的106个韵目来代表每日，因电报所发之日为9日，故称“佳电”。
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中共发表了这份“佳电”，以对国民党的那份“皓电”，作出公开答复。
“佳电”主体部分分为6个小部分，即关于行动者、关于防地者、关于编制者、关于补给者、关于边区者和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者。
“佳电”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委婉而又坚决地据实驳斥了“皓电”的反共诬蔑的无理要求，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反共投降的阴谋。
佳电对华中敌后各部请求免调的理由，列举了四点:
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
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的精神。
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
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粮，道殣相望，实难容纳其他之部队。
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
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准备对江南和江北的部队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佳电”是我党的严正宣言，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用恳切之词，吐肺腑之言，是一篇针藏绵里，刚寓柔中，情理交融，回肠荡气的杰作。
而且，“佳电”中的合情合理的立场，在政治上赢得了广大中间力量，包括不赞成国共分裂的国民党人士的同情。
此外，“佳电”的发表，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维护团结抗日是有诚意的，在各方面引起很好的反响，使国民党不好回答。
为了使世人进一步了解事实的真相，身在重庆的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各界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揭露国民党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真实情况。
然而，国民党当局把我方的委曲求全、局部让步政策视为软弱可欺。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
何应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同时，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
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并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过对蒋介石的警惕，在实际工作中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
12月，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见嚣张，已集中了12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他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12月26日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
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
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
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着最后的努力。
当时，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周恩来应邀往见蒋介石。第二天，周恩来在向中共中央报告时说：
“我对蒋的挑拨及攻击我们的话，均当场予以答复。”
周恩来冷静地指出：
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
并且，他一针见血地写道：
“张冲回去，认为出意外的满意。我倒认为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
周恩来确实把蒋介石给看透了。他的这些看法，后来都得到了印证。
中央已将作出让江南新四军北移的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了部队北移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因为时局复杂，江南新四军的命运会如何，一切还都充满变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