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腐败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历朝历代都无法避免，在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廉政思想。明太祖朱元璋，饱经苦难，历尽艰辛，建立了明王朝。
回顾朱元璋的一生，功绩显赫，他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建立了明王朝，其对贪污腐败的惩治也是其伟大功绩。他的廉政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廉政思想文化，具体表现在民本观、治吏观、任贤观三个方面。
在其廉政思想的指导下，明朝初期吏治得以有效肃清，经济也有显著恢复，对明朝二百多年政权的持续产生了深远影响。
提起朱元璋，可谓是家喻户晓。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完全可以比肩唐宋气象。为此，清朝康熙皇帝曾用“治隆唐宋”四个字高度评价其治理功绩。
明朝之前的元朝，民族歧视盛行，元朝将人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类是蒙古人，地位最高，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第二类是色目人，主要是早期被蒙古族征服并归附的一些部族；第三类是汉人和南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比如禁止汉人打猎和夜间走路等。
此外，还包括杀蒙古人偿命、杀色目人需缴纳重金等不平等条约。在政治上，限制汉人和南人参政；在地方上，各级机关的最高领导必须由蒙古人担任，这显然带有明显的民族压迫色彩。
元朝末年，政府下令开凿黄河新河道，元至正四年，因黄河中游连下大雨，造成黄河水位暴涨，多地遭受严重水灾。与此同时，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也相继发生，百姓无衣无食，生活更加凄苦，山东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烈景象。
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百姓生活水深火热，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元璋领导农民起义并取得了最终胜利。连年的战争，大规模的灾荒、瘟疫，使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社会一片萧条。
于是朱元璋便采取措施恢复生产，稳定民生，发展经济，但官吏贪污腐败之风盛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朱元璋不得不采取一些举措严惩贪腐，推行廉政建设。
朱元璋出身布衣，家境贫寒，命途多舛。元朝末年，吏治腐败，朱元璋时常看到州县官吏贪赃枉法，徇私作乐，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他作为和尚的三年游历经历，使其内心更加深切地了解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底层大众的疾苦。
经历了社会动荡、亲眼目睹了贪官污吏的腐败行径，再加上年幼时遭受的挫折苦难，使朱元璋对腐败现象恨之入骨。朱元璋即位后曾说道：
“过去我在民间的时候，见州县的官吏大都贪财好色，只图享乐，不顾百姓疾苦，我心里恨透了这种现象，如今我要严加立法，杜绝禁止，一旦发现官吏出现贪赃枉法和残害百姓的行为，一律严加惩处。”
此外，朱元璋还极其重视元朝灭亡的教训，历代王朝的兴衰都与腐败问题息息相关。他认为元朝末年政治腐败，贪腐成风，最终导致了元朝灭亡。因此，朱元璋称帝之后，便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对官吏贪腐问题严加惩处。
由此朱元璋的廉政思想逐渐形成并付诸实践。
民本观念自古有之，是中国廉政思想的基石，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统治者关心民生、民情，恢复生产，严惩腐败，减赋赈灾，发展经济，顺应民心，缓和矛盾等方面。
王朝的稳定与民众的生活是否安稳息息相关，朱元璋从小生活贫困，深知平民百姓的疾苦，他认为要想使王朝稳定必须要休养生息，为百姓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于是在开国之初就告谕天下说，天下刚安定，就像正在飞行的鸟儿一样不可断其羽毛，新种植的树木一样不可动摇其根基，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
于是，朱元璋开始对赋税进行改革，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在灾年荒年，还下令免收赋税，救荒安民，鼓励生产，发展水利。
明法之治是中国古代政治准则。中国古代各个王朝，君主不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推崇和信仰法治的威力和效果。君主依法则国家安稳，大臣守法则腐败杜绝。
古往今来，如何有效进行吏治一直是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不少王朝亡于吏治，在吏治过程中，官员贪腐是绝对的重点，治理贪腐也是国家治理中的重点。在对吏治治理方面，朱元璋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
明代奉行重典治世，对那些危害统治秩序的罪处罚较重，明法治国一方面能够维护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利益，稳定民心，另一方面，对那些贪污腐败行为加以惩治，巩固了封建统治。朱元璋认为法能够约束官吏，减少贪污腐败的行为。
所以，朱元璋先后制定并颁行了《大明律》和明《大诰》。朱元璋试图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律约束自己的臣民，以此达到整顿朝纲的目的。
贤人就是指有德行的人。为政之要，首在得人。惩治腐败本身就是针对的官吏，一个国家的兴亡，不仅要有正确的方针，更重要的是执行方针的人必须具备贤能。
因此，选拔具有贤能的官吏显得尤为重要。在选拔官吏时，朱元璋尤为注重官员的道德品格，讲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除了任用贤人外，对在职的官员，对武官、文官，京官和地方官吏都进行考核，监督约束官吏的行为，大大减少了贪污腐败案件的发生。
同时在一些诸如司法部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凡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官员都要进行回避，回避制度更是直接有效避免了任人唯亲、徇私枉法现象的发生。
“富国养民”的民本观明朝初年，自然灾害频发导致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再加上频繁的战争，天灾人祸，百姓不能安心从事生产，为此，为了快速恢复经济，巩固统治，朱元璋极为重视减赋、赈灾。
明代，免除税租、罚款等称为蠲免。蠲免分为恩蠲和灾蠲。恩蠲是指对一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进行税租的减免，此外，对负担过重、百姓格外贫困的地区还额外加以照顾。
灾蠲主要是对那些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进行的，在减轻赋税的同时还相应地给以一些粮食和钱钞。洪武年间的赈济数量很多，涉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此外，在各地还设立预备仓、养济院。
预备仓通常设置在人口聚集的地方，由官府任用当地有名望的人员进行管理，由户部出钱，每年从老百姓手中购买粮食，随之储存在预备仓里。遇到灾年荒年时，便开仓赈灾。
此外，明朝还设立养济院，用以赡养那些孤寡残疾无家可归的人。朱元璋从小命途多舛，深知百姓的困苦生活，因此大力推行减赋赈灾、救济民生政策。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大大减轻了灾民的痛苦，稳定了流离失所的百姓们的情绪，稳定了民心，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也为明朝二百多年的统治打下了基础。
鉴于大批土地荒芜的现象，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朱元璋还下令对那些地主逃亡后无人耕种、荒芜的土地，一律不承认旧有的土地权，土地权归垦荒成熟者所有，垦多者多得地，垦少者少得地。
朱元璋还极为重视如枣、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要求农民必须种植一部分经济作物，朱元璋让地方官员亲自监督，不执行者还要受到处罚，朱元璋把种植棉花推广到全国，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水利对庄稼十分重要，是保证生产的重要因素，朱元璋兴修水利的力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位皇帝，他忧虑春耕开始之际，旱涝没有规律，因此任命营田使，专修水利，务必使各处不旱不涝，朱元璋还派专门的官员到地方监督实施等。
朱元璋在位期间制定和颁行《大明律》和《明大诰》，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威慑力，严惩贪污腐败行为。《大明律》的最终修订，前前后后历经三十年。《大明律》是明朝第一部官方法典，由朱元璋亲自主持修订。
《大明律》的编纂借鉴了《唐律》，虽有继承，但有明显差别，共七篇，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以名例冠于篇首，下按六部官制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刊布中外。《大明律》在编制体例上以名例及六部分篇，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
在《刑律》中专门设置了“受赃”，对官吏贪污犯罪的处罚做了详细的规定，除了《刑律》外，在《吏律》《户律》《兵律》中都有专门针对贪官污吏作出惩罚的规定。
相较于《唐律》，《大明律》对臣僚贵族的特权限制明显增加，《大明律》比《唐律》新增死罪二十多条，多数是用来限制官僚的。
自《大明律》颁布以后，除了万历十三年曾更改过55个字外，直至明朝灭亡都没有作过任何改动。
《大明律》颁布以后，官吏腐败问题的发生仍未杜绝，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中包括著名四大案中的“空印案”“郭桓案”。
于是，为了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将自己亲自审理惩贪的案例汇编成册，颁行《明大诰》。《大诰》对官吏贪腐问题惩处严厉，残酷至极。
《明大诰》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编二百三十六条。《大诰》是明朝的一部特别刑事法规。除了包含朱元璋新颁布的重刑法令外，还汇编了朱元璋亲自处理惩治贪官污吏的案件。
《大诰》大行法外之刑，以严刑为特点，如“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等。洪武年间，《大诰》空前普及，要求每家每户都要有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有者，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
“完备优化”的任贤观为了减少腐败，提高官吏素质，在选拔人才，官吏的管理方面，朱元璋尤其重视官吏的选拔、考核以及回避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在选拔官吏时，朱元璋尤其重视官员的德行。
洪武时期，选官的途径主要有举荐制度、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不论何种方式，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德行等都是选拔官吏时首要考虑的条件。朱元璋更加重视的是一个人的品德，其次为能力。
另一方面，考核制度虽然并不直接针对腐败，但它是发现腐败、激励廉政的有效举措之一。不管是考核的形式，还是考核内容，与其他朝代相比，明朝对官吏的考核更全面。明代的考核分为对武官和文官的考核。
武官的考核也称“军政”，由兵部负责，五年一次。文官的考核主要有两种，考满和考察，二者存在差异，由吏部考功司负责。
考满主要是对任期期满的官员进行，通过考核之后确定奖惩。考满是对官吏任期内的表现进行打分，成绩分称职、平常和不称职三等。考满以三年为期，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统考，每隔三年考核一次，合计九年三考总评，按官吏级别和所属衙门进行。
评定考等后，依据具体官职对官员进行升调或降职。考满中被罢免的官吏，仍有机会重新为官。考察，与考满不同。考察是指对所有官吏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对已不能胜任职位的官吏进行处理或者对违法的官吏实施处罚。
考察的目的是评定官吏的优劣等次，着重点在于惩治不法官吏。考察中被罢免的官吏，不再复用。考察分为京察和外察，京察是对在京官员的考察，每六年举行一次，外察是针对地方官的考察，每三年举行一次。
外察又分为巡视考察和朝觐考察两种方式。明朝建立严密完善的考核制度，能够有效惩处一批贪官，起到考核应有的作用。两种方式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在惩治腐败、肃清吏治方面作用明显。
此外，回避制度是国家防治腐败的一项发明，早在春秋时期就已产生萌芽，至明朝时已经成熟。
明朝的回避制度首先表现在官吏人员的选用上，如果一个部门里的官吏都有血缘关系，很容易出现任人唯亲、滥用职权的现象，朱元璋为了防止官员亲属之间出现徇私枉法行为，朱元璋规定：
凡是存在血缘关系的亲属不允许在同一个部门任职，大臣家属不能被任职为科道官，对于亲属在同一部门，并存在上下级关系的，如父子、兄弟、叔侄的，应调离品级低的官吏到其它部门，进行亲属和同族回避。
这样一来大大防止了虚监、失监、破坏国家法制等现象的发生，在客观上促进官员更好地履行职权；其次，区域内官吏任职也要进行调动。
严格实行“北人官南，南人官北”的籍贯回避制度，南人仕于北方，北人仕于南方，不允许在本省任职，回避本省，南北互调，官员每届任期三年，届满便轮换一次，而对那些处于重要职位的人员，如府库官吏人员等，调动更加频繁。
这样一来，有效防止了地方官吏因权力过大而贪赃枉法、威胁政权。同时司法、监察官吏、考试官吏更是回避的重点。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凡是与案件有利害相关的官员，必须回避。在监察过程中，巡按御史也必须回避本省，在巡按时也必须回避与自己有过节的人。
在科举考试中，与考生有利害相关的官员，必须回避，以防出现徇私舞弊的情况。洪武年间，朱元璋的廉政思想及其政治实践，大大肃清了吏治，减少了贪污腐败，巩固了政权。
使得明初经济迅速恢复，为社会带来了新的风气，形成了一个“治世”的局面，也为明朝二百多年的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朱元璋的廉政思想归根结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有一些局限性，他作为封建社会的君主，其主张的廉政思想不能不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立场。
此外，所谓物极必反，在严刑峻法下，虽惩治力度之深，但贪污腐败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难免出现冤假错案、殃及无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