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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冬天，疾病缠身的女红军石澹峰拨通了北戴河疗养院的电话，电话那头是邓颖超，两人曾是并肩作战的老战友。
“我的儿子因父亲烈士身份未被承认，迟迟无法入党，赵宝成，他是个烈士！”
“石澹峰，我能帮你治病，也能安排你疗养，但要为赵宝成证明烈士身份，这件事只有毛主席发话才行。”
如此波折，让人不禁想问，赵宝成到底是谁？他的革命故事又为何如此复杂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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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尘封的历史，就此缓缓展开。
革命传奇1919年，山西太原社会动荡，省立一中里，赵宝成这个出身五寨县的少爷，手握一本卷了角的《共产党宣言》，密密麻麻注释的页码，记录着他无数个夜晚的思考。
书页中的句子，像一把火将他从贵族子弟的身份中抽离，推向一条燃烧的革命道路。
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下，学生们被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点燃，赵宝成身为佼佼者，热衷于组织活动、聚拢有志青年，带领他们走出书本、走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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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他参与筹办的平民小学就开在校外一座老宅里，简陋的屋舍里坐满了衣衫褴褛的孩子，大家坐在稻草垫上，睁大眼睛听着赵宝成的讲解。
“知识能救国，而国人的觉醒是救国的第一步。”
然而，如此革新浪潮让地方当局如坐针毡，阎锡山怎能容忍一群学生搞什么“革命”，随即迅速派出新任校长魏日靖，试图用铁腕手段压制学生运动。
魏日靖的到来，接连颁布了一系列严厉的规章制度，禁止学生集会、搜查宿舍，连阅读书籍都要经过他的批准，校园中的不满情绪迅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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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宝成对此毫不畏惧，反而视之为绝佳的斗争契机，在校内悄悄召开会议，昏暗的油灯下，他的语气低沉却掷地有声。
“魏日靖不过是阎锡山的一条狗，他不敢让我们开口，我们就用行动让他闭嘴！”
会上，19位学生代表一致同意要采取果断措施，以正面抗争的方式对抗压迫，几天后，在赵宝成的号召下，学生们聚集在操场，用沙哑的嗓音喊出一声声口号。
“打倒封建枷锁，反对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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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日靖当即命令卫队封锁校门，企图强行驱散人群，没成想，赵宝成带着19名学生冲向校长办公室，直接将魏日靖从办公室抬了出去，一路扔到学校大门外。
不出两天，阎锡山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再度调遣部队包围学校，还命令警务人员将带头的学生抓捕归案。
对峙持续三天三夜，士兵始终没能突破校门的防线，他最终只能无奈妥协，撤掉了魏日靖的校长职务，这场“学生起义”成了赵宝成革命道路上的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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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冬天，太原城风雪交加，赵宝成低头缩进父亲的书房，阎锡山的士兵正一步步逼近他的家门，几天前革命起义失败，他被列为通缉名单中的头号人物。
赵宝成没有丝毫慌乱，从衣架上取下父亲的长袍，又翻出父亲平时出门使用的礼帽和那根雕花的文明棍，穿上长袍，戴好礼帽，提起父亲的公文包，昂首挺胸地走出书房。
“爹，我要走了，这里交给您拖延，我会有办法从后门离开。”
随后，他微微抬起下巴跨出后门，拄着文明棍迈步而行，始终保持着稳重的步伐，朝巷子深处走去，一路上，凭借冷静和伪装，终于穿过了敌人布下的天罗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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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他辗转来到山西翼城县，投奔一位可靠的同志——石澹峰，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将他安顿在家中，熬夜为他准备路费和干粮。
“你先去河南开封找组织，如果开封的同志已转移，就前往上海，那是目前我们党最重要的秘密基地。”
“谢谢你，我一定会记住这份恩情。”
几经波折，他最终来到了上海并成功与党组织接头，不久后与石澹峰在上海重新汇合并结为夫妻，二人隐姓埋名开了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其实是我党秘密联络站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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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太原学生领袖到游走在刀锋上的地下工作者，赵宝成用智慧与胆量化解了无数危机，也成了他革命生涯中不可磨灭的一段传奇经历。
无怨无悔1932年，瑞金苏区迎来了赵宝成的到来，这位从山西走出来的革命者，辗转数年终于找到了心心念念的革命根据地，当他走近时，一名卫兵从哨岗匆匆跑来。
“赵同志，邓大姐听说你来了，特意吩咐，要您先去她那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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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宝成推门而入，看到一身粗布衣的邓颖超正与几位同志商讨工作，每个人的脸庞都充满了严肃的神情。
两人并没有过多寒暄，很快将就话题转到工作上，几天后，赵宝成被正式任命为中央苏区总务厅厅长，掌控整个苏区的后勤大权，从粮草到军需、从医药到装备，全部由他负责。
在革命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个岗位尤为重要，毫不夸张地讲，每一场战斗的胜败都与赵宝成的工作息息相关。
刚刚上任，赵宝成就面临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修建“六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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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了激励红军士气，中央决定修建一系列象征苏维埃政权精神与意志的建筑，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公略亭等等。
虽说工程规模宏大，工期却只有四个多月，苏区物资极度短缺，建材匮乏、人手不足，连普通的铁钉和木料都要临时筹集。
赵宝成却没有退缩，从简陋的草图开始，组织设计和施工，带着团队日以继夜地筹措物资，亲自带领工人们上山采石，自行锯木材，用竹子代替钢筋，糯米混合石灰来制作临时水泥。
每一晚，赵宝成都要亲自巡查，还会直接加入到最苦最累的搬运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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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六大建筑”顺利完成的几个月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打破了赵宝成的平静生活。
总务厅管理人员徐毅因为账目问题被举报为“包庇贪污分子”，虽经过审理证明是一次误判，赵宝成作为上级仍被指“失察失职”，不得不引咎辞去总务厅厅长一职。
离开总务厅那天，瑞金飘起了细雨，他没有坐马车，而是选择步行前往新的岗位——中央红军兵工厂修械站，接到的新任务是修理枪械、制造武器。
修械站的条件极其艰苦，工棚里阴暗潮湿，弥漫着机油和铁屑的气味，工人们的手上布满了老茧和伤痕，赵宝成没有丝毫怨言，卷起袖子和工人们一样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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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带领工人们修复了上千件枪支，还发明了用废旧零件拼装手榴弹的方法，大大提升了武器的产量。
五个月后，赵宝成被调任到红军被服总厂，担任副厂长，工作内容虽然琐碎，但他仍一丝不苟，将后勤保障视为战斗的一部分。
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他再度接到一项艰巨任务，带领一支70多人的精干队伍深入深山老林，与敌人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赵宝成很清楚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路，依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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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让我留下来，这就是我的战场。”
分别时，他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将一块自己精心打磨的小木牌递给妻子，上面刻着两行字。
“革命未成，誓不归家。”
带着这样的信念，赵宝成在敌占区坚持战斗直至失踪，身影在历史长河中渐行渐远。
真相终现1950年冬天，石澹峰坐在一间狭小简陋的屋子里，目光久久停留在一张泛黄的黑白合影，照片上的一对年轻夫妻，正是她与丈夫赵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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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丈夫的下落始终是个迷，好似一阵风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
这张照片的来历颇为曲折，是石澹峰和赵宝成在上海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时拍下的，遗憾的是，照片只是记忆的凭证，根本无法证明赵宝成的革命身份。
解放后，石澹峰开始四处奔走，希望为丈夫寻求一个明确的结论，最重要的是，儿子石毅曾多次申请入党，都因为“家庭背景不清”而遭到拒绝。
“他父亲的问题没解决，他的路自然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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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石澹峰和石毅开始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寻亲之路，母子俩给曾经与赵宝成共事的老同志写信，请求他们作证。，
只可惜，那些熟悉赵宝成的人要么下落不明，要么已离世，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人越来越少。
直到1964年，石澹峰终于拨通了邓颖超在北戴河疗养院的电话，却得到了让她几乎绝望的答复。
“我可以帮你治病，安排你休养，但为赵宝成证明烈士身份，这件事只有毛主席才能办。”
邓颖超的这句话让石澹峰母子明白，这件事情的复杂程度远超他们的想象，石毅没有气馁，继续四处写信，寻找父亲的战友和同志，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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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一位老红军来访，当他看到桌上摆着的那张照片时，睁大眼睛兴奋地说道。
“这不是赵宝成吗。我在瑞金的时候见过他。当时，他担任总务厅长，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如果真要证明他的身份，还是得找毛主席，毛主席是最了解赵宝成的人！”
经过几天思考，石毅决定试一试，工工整整地写下自己的故事，描述了母亲多年来的坚持和父亲的革命经历，并附上那张珍贵的照片，在信封上写下“毛主席亲启”几个字。
几个月后，母子俩收到了来自中南海的回信，终于看到了一段让他们泪流满面的批示。
“赵宝成在中央苏区担任过中央政府总务厅长，我与他一起工作过，请中组部找有关人员分段证明，转告其家属。”
1966年，内务部优抚局终于确认，赵宝成可以按照烈士待遇处理，石澹峰坐在屋里抚摸着那张照片，眼中噙满了泪水喃喃道。
“老赵，你终于回家了。”
几十年的漫漫寻亲路终于有了答案，石毅将父亲的烈士证书放在母亲的床头，那是他们一家人用半生的坚持换来的真相，也是一位革命者对国家、对历史最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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