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初恋对象是他的表妹周瑞莲。周瑞莲是彭德怀舅舅抚养的孤女，自幼便在彭家的关爱下成长，与彭德怀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少年彭德怀为了寻找穷人的出路，毅然从军。离别之际，周瑞莲将两双绣着 “同心结” 字的鞋送给彭德怀，作为定情之物。
三年后，当上湘军连长的彭德怀满心欢喜地准备返乡与表妹成婚，然而，得到的只有噩耗。地主向舅舅逼债，舅舅无力偿还，狠心的地主竟要周瑞莲做抵债品。周瑞莲宁死不屈，最终跳崖身亡，彭德怀悲痛欲绝。
1922 年，24 岁的彭德怀经人撮合，与货郎的女儿刘细妹结为夫妻。婚后，彭德怀第一件事便是让刘细妹放足，并为她改名为刘坤模，寓意女中楷模。
随后，彭德怀从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升任湘军营长。他将妻子接到湘潭，让她进入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希望她能够接受教育，拥有独立的思想和能力。在这段时间里，夫妻二人相互扶持，生活虽不富裕，但充满了温馨。
然而，随着彭德怀加入共产党并领导平江起义，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彭德怀走上了井冈山，开始了艰苦的革命斗争，从此与家乡和妻子失去了联系。
在音信全无、生死不明的情况下，刘坤模在武汉与他人再结连理。这对于彭德怀来说，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彭德怀理解刘坤模的无奈，他选择了默默承受这一切，继续投身于革命事业。
1938 年 10 月 10 日，40 岁的彭德怀与 20 岁的陕北公学教员浦安修结为夫妻。浦安修是北师大历史系的学生，在校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年轻、有文化，充满了革命热情。
婚后，彭德怀极为爱护妻子，浦安修嫁给彭德怀后，还是像知识分子那样，保持着自己的矜持和独立，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他们与其他干部夫妇一样，过着 “礼拜六” 的夫妻生活。
一次，浦安修因过度劳累而病倒，彭德怀心急如焚，亲自守在床边，为她煎药、喂药，还不时用手轻抚她的额头，试试体温是否下降。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食物匮乏，每有一点珍贵的食物，彭德怀总是先让浦安修吃 。
在太行山上，他们共同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1942 年 5 月，太行山根据地遭到日军残酷的 “扫荡”，八路军和北方局机关分散突围。在混乱中，浦安修与滕代远夫人林一失踪。彭德怀在清点突围人员名单时，发现没有妻子的名字，心中顿时一沉。原来，浦安修在一个山洞里藏了好几天，归队后又累又困，在屋里睡着了。
彭德怀得知后，冲进屋里拉着浦安修的手说：“我以为你牺牲了，正要派人去寻你的尸体呢，八路军副总司令的老婆，死活都不能落到鬼子手里啊……”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与浦安修的感情也因此产生了裂痕。浦安修感到了绝望，她最终选择了离婚。
当时，浦安修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从彭德怀自庐山 “跌下马来” 后，她就一直遭受着冷遇。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压力进一步升级，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人要求她与彭德怀 “划清界限”，所谓 “划清界限”，就是选择离婚。
在痛苦和迷茫中苦苦挣扎的浦安修，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把离婚报告交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
她没有勇气直接去找彭德怀谈离婚的事，只好找到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向她说明了情况。
北师大党委将浦安修的离婚报告呈送给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刘仁，刘仁转报给杨尚昆，杨尚昆又请示总书记邓小平。
邓小平在离婚报告上批示：这是家务事，我们不管。浦安修让侄女转达她的离婚要求。彭德怀得知后，久久地坐在沙发上，双眼紧闭，半天沉默不言。
最后，他站起来对侄女说：“梅魁，我的问题没有结束，她的压力太大了，离就离吧，这也迫不得已，是政治需要，她也只好走这条路。”
1962 年 10 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浦安修由彭梅魁陪着来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也请来了他的患难知己杨献珍。杨献珍本来坚决反对他们离婚，但此时也无言以对。在正式分手的时刻，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个大大的梨，亲手把皮削得干干净净，然后切成均匀的两大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到浦安修的跟前。
在中国文化中，夫妻分梨吃是忌讳的，因为梨的谐音为 “离”，分梨意味着分离。
彭德怀对浦安修说：“我同意离婚，但不吃梨，因为我内心里是不愿意分手的。安修，你要是坚信我彭德怀是个无辜受害者，你就不要吃梨。如果你有丁点怀疑我是个反字号人物，就请痛痛快快地吃掉属于你的那半个梨，从此我们一刀两断。” 浦安修犹豫了一会，伸手拿起一片梨。
杨献珍急忙劝阻：“安修，不要吃梨！” 但浦安修还是把它吃了下去。
她哭着说：“你们的话在撕咬着我的心，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了……” 杨献珍愕然，彭德怀则抓起剩下的那半个梨，使劲地丢在了地上。
为了弥补曾经的过错，浦安修将晚年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与彭德怀相关的事务中。她不辞辛劳地整理彭德怀生前的著述，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让更多的人了解彭德怀的思想和精神。
她还积极协助组织为受彭德怀冤案牵连的人做平反工作。她四处奔走，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为那些蒙冤受屈的人争取公正。她知道，这是她唯一能为彭德怀做的事情，也是她弥补自己过错的唯一方式。
1978 年 10 月中下旬，杨献珍从 “流放地” 回到北京，正赶上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之后。
浦安修得知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北京医院，向杨献珍哭诉自己的心里话：“彭德怀是对的，他坚决不吃分手梨的决定对极了！而我，则吃错了分手梨！”
尽管中央领导同志谅解了她的这一失误，承认她与彭德怀仍是夫妻关系，并将她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但她始终无法原谅自己。
步入晚年，浦安修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91 年初，她时常感到身体乏力，精神也愈发不济。起初，她并未将这些症状放在心上，依旧忙碌于整理彭德怀生前著述以及协助为受冤案牵连之人平反的工作。
但随着时间推移，病情逐渐加重，频繁的病痛让她难以正常行动，她不得不减少工作，开始专心调养身体。
每次老友来访，浦安修都会和他们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尤其是与彭德怀有关的经历。她会向老友们倾诉自己的悔恨和对彭德怀的思念，老友们则会安慰她，告诉她事情已经过去，不要过于自责。
随着病情的恶化，浦安修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但她的精神却始终坚强。她依旧关心着彭德怀相关的事情，即使躺在病床上，也会叮嘱身边的人，一定要将彭德怀的精神传承下去。
1991 年 5 月 2 日，浦安修在北京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