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清党与戴笠的起家
1927年春，正当国民党高层在武汉和南京之间角力，争夺政治主导权时，蒋介石在南京果断采取行动，发起了针对共产党的全面清洗。此时，戴笠还是黄埔军校的一名年轻学员，见证了这场政治风暴的酝酿与爆发。4月，国民党正式将中国共产党定性为非法组织，此举旨在削弱共产党在工人和农民中的影响力，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在清党行动中，戴笠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利用自己在黄埔军校的人脉和影响力，秘密搜集证据，揭发了20余名同学的共产党员身份。这些同学大多活跃在学生政治圈内，秘密参与组织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
清党行动的高潮过后，戴笠的生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年秋天，随着他所在的骑兵营被调往苏州，他的人生轨迹与国民党的政治漩涡越发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在苏州的驻扎期间，戴笠遇到了胡靖安，一位政治敏感且精通情报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胡靖安当时负责策划和执行蒋介石的安全保卫措施，这使得他在党内拥有不小的权力和影响力。
胡靖安很快识别出戴笠的潜力和他对反共事业的热情。两人在苏州的数次会谈中，胡靖安对戴笠进行了系统的政治和情报工作培训。他传授给戴笠许多关于情报收集、分析和操作的知识，同时也介绍戴笠进入了更为广泛的国民党高层网络。
戴笠与蒋介石的情报合作
1928年，国共矛盾愈演愈烈，蒋介石对共产党势力的打压逐步升级，情报工作的重要性随之凸显。就在这一年，戴笠正式开始为蒋介石搜集情报，成为他背后重要的耳目。
戴笠初期的情报工作主要集中在国民党内部及其外围组织。他敏锐地捕捉到党内派系之间的矛盾，并利用这些信息为蒋介石提供有利的政治支持。与此同时，他还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不仅与黄埔系的同学联系密切，还逐步接触一些社会上的商人和地方势力，为蒋介石搜集包括共产党活动、地方军阀动向等在内的重要信息。
1930年，随着蒋介石对情报工作需求的增加，戴笠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职能，成立了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这个组织规模虽小，初创时仅有十人，但却是蒋介石用来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尝试。戴笠亲自挑选组员，并对他们进行严格培训，确保每一个成员不仅忠于蒋介石，还具备高效的情报搜集和处理能力。
戴笠和他的调查通讯小组在蒋介石多次重要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戴笠提供的情报帮助蒋介石在党内斗争中打击了异己势力，使他稳固了在国民党中的主导地位。戴笠逐渐成为蒋介石倚重的重要助手，甚至有时能够直接参与蒋的决策讨论。
1931年底，蒋介石因党内外压力短暂下野，回到浙江奉化溪口隐居。此时，国民党的政局出现了一定的混乱。然而，戴笠并未因蒋的暂时失势而选择退缩。他深知此时正是他展示忠诚和能力的关键时期。他在南京秘密组织了一个联络组，并在鸡鹅巷53号设立总部，继续为蒋介石效力。
1932年初，蒋介石重新回到南京，戴笠迎来了他事业发展的一个新高潮。1月26日，蒋介石亲自召见戴笠，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这个特务处的职责主要是掌握和处理各类情报，同时为蒋介石推行特务统治提供支持。戴笠面对这项重要任务毫不犹豫，当即表态：“一手接派令，一手提头颅。”
随后的3月份，蒋介石进一步加强了特务统治的力度。在他的指示下，戴笠被正式任命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
戴笠的特务网络与人际关系
戴笠虽然性格高调，行事张扬，但在国民党内部，他十分注重维护和拉拢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力量。他清楚蒋介石身边的这些左右手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对自己的前途至关重要。因此，他用尽心思与这些人保持良好的关系，通过各种手段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不仅在政治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还能够通过私人关系对蒋介石的决策产生深远的影响。戴笠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希望能通过她的支持巩固自己的地位。1928年6月，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盗得了大批清朝皇家珍宝。
戴笠当时从孙殿英手中接收了一批珍宝，其中包括九龙宝剑和其他一些极具历史价值的物品。在评估这批宝物的价值后，他选择将九龙宝剑保留在自己手中，而将其他几件珍宝赠送给宋美龄。
1942年，戴笠在军统局的侦破行动中得罪了国民党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孔祥熙。这件事源于军统局侦查发现中信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受贿，林世良是孔祥熙极为器重的“爱将”。军统局的介入使孔祥熙对戴笠颇为不满，这让戴笠意识到，修复与孔祥熙的关系已是当务之急。为了挽回局面，戴笠很快找到了突破口。
孔祥熙当时正与法国商人奥迪南合作进行一桩烟土生意，这桩生意利润巨大，但也暗藏多方势力的争夺。戴笠以个人影响力出面协调，在幕后大力支持孔祥熙，确保了这笔生意能够顺利进行。同时，他还设法阻止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插手这桩交易，从而让孔祥熙获益颇丰。孔祥熙对戴笠的举动十分满意，开始重新审视戴笠的能力。
戴笠的财富与贪腐行径
戴笠的政治地位逐渐巩固后，他的财务行为和私生活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借助特务头目的身份，掌控大量机密资源，同时利用这些资源为自己谋取了不菲的财富。他在黑市外汇交易中占据了重要位置，通过操作国民党内部的情报渠道，掌握外汇波动的信息，从而低买高卖，赚取了大笔差价。在外汇市场混乱的年代，这种交易方式让他迅速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资金。此外，他还通过控制国民党官方货运补贴的分配权，从中截取部分利益，将原本用于支持抗战的资源转入个人腰包。
除了外汇交易和货运补贴，戴笠还通过特务网络组织抢运物资来牟利。他利用特务身份获得优先运输权，将紧俏的生活必需品、医药用品以及其他高价值物资从内地运往沿海城市或战后重建地区，囤积后高价出售。由于掌握运输资源的绝对优势，他在短时间内就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务操作往往被伪装成军统局的正常行动，以掩人耳目。
戴笠的财务行为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直接利用职权侵吞他人财产的事件，其中最具争议的便是对周佛海及其家族财产的处置。周佛海作为抗战时期的头号汉奸，投靠日本后积累了丰厚的家产。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国民政府逮捕，等待审判。戴笠以保护周佛海生命安全为条件，强迫其交出大量财物。据当时统计，周佛海向戴笠交付了黄金千两、美金十余万元，以及其他贵重物品，这些财产被戴笠悄然转移到自己的私人账户中。
为了进一步施压，戴笠还安排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接到重庆，与周佛海一同软禁。通过这样的方式，周佛海不得不妥协，最终将大部分家产都交给戴笠，以换取相对宽松的待遇。
戴笠的去世与遗产问题
1946年3月，戴笠的意外去世在国民党高层引发了巨大的震动。这场飞行事故发生得突然，戴笠生前所掌控的庞大情报网络和特务体系一时间陷入混乱。作为蒋介石最为倚重的情报负责人，戴笠的离去对国民党的特务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在处理戴笠身后事务时，蒋介石决定派人清点戴笠的遗产。这项工作原本是为了了解戴笠的家属情况以及后续安排，但当遗产清单被呈上时，蒋介石大为震惊。戴笠的遗产规模之大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料。清单中包括多辆豪车，这些车辆中不乏当时市面上极为稀有的进口车型，均为奢侈品。此外，戴笠在重庆、上海、南京等地拥有多处豪宅，这些房产均位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
除了不动产，戴笠还拥有大量的金条和美元储备。黄金千两、美金数十万，这些财富在战后经济动荡的背景下，尤为显眼。这些财产的数量与其个人的收入完全不成比例，使得蒋介石深感愤怒，气得他破口大骂。随着戴笠遗产的披露，外界对其生前的争议评价逐渐浮出水面。
参考资料：[1]曹瑞涛.戴笠的“忠诚之术”[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6(6):2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