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党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中坚人物。
他的名字，曾在遵义、瓦窑堡、洛川等会议上闪耀过光辉，西安事变中，他的身影也不曾缺席。
他低调谦逊，政治信仰如铁石般坚固。
张闻天的晚年，依旧保持着与世无争的态度，直到默然离世。
他的夫人刘英作为革命的见证者，保留了大量宝贵的手稿。
她在多次访谈中，详细回忆了张闻天的过往。
特别是“八大”前的风波，以及政治局委员的调整，皆是革命历史的一部分。
刘英回述张闻天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议17位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
张闻天与刘英
刘英与张闻天的爱情，始于那场万里征程中的风雨飘摇。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再度占领遵义城。
那时，刘英与几个伙伴漫步在街头，偶然与张闻天相遇。
张闻天见她，微微一笑，邀请她到自己的驻地闲聊。
两人在莫斯科结识，曾有过无数次随和的交谈，但这次，张闻天显得有些拘谨，话语间透出一丝迟疑。
他低声说道：“我们彼此早已了解，愿不止是普通朋友……”
话未说尽，一时沉默。
刘英并未作任何思想准备，虽然她一直怀有对张闻天的崇敬，却从未把“恋爱”二字与他相联系。
毕竟，长征的日子已经把她的生活压得疲惫不堪，哪里有闲暇去想什么“恋爱”之事？
于是，她坦然回应：“我早有打算，五年内不结婚。”
这句话脱口而出，却也在她心中悄然播下了爱的种子。
她未曾察觉，一句话的时间，已悄悄改变了两人之间的距离。
时光荏苒，1935年4月，刘英成为中央纵队的秘书长，负责中央领导人的生活、警卫员的思想工作，以及会议记录的任务。
这个职位使她与张闻天的接触更加频繁，交流日渐深入。
每一次的相遇，张闻天关切的目光和言语，逐渐消融了刘英内心的防备。
在那充满艰难与挑战的长征路上，两人常常并肩行进。
无论是骑马，还是步行，几乎总是形影不离。
夜行军中，警卫员拿来了一盏小马灯，刘英看见后不禁笑道：“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
张闻天当即接话，带着一丝幽默：“这是流萤（刘英）嘛。”
那一刻，刘英心中的冰封世界似乎开始融化。
再经过一段时日，刘英渐渐接受了张闻天的感情，虽然表面依旧保持着距离，但心中早已泛起涟漪。
张闻天察觉到了这一变化。
红军终于到达陕北，生活似乎暂时平静下来，张闻天轻声对刘英说：“红军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咱们也该有个家了吧？”
刘英只是一笑，点了点头。
两颗相爱的心终于紧紧相依，路上的风风雨雨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彼此。
张闻天与刘英的爱情，在硝烟中悄然绽放。
1936年6月，刘英与张闻天在瓦窑堡结为夫妻。
那时，并未有华丽的仪式，也没有什么宴席招待宾客。
两人简单地将行李卷叠在一起，就当成了家的象征。
对于革命者而言，婚礼的繁华与奢华本不在考虑之列，重要的，是两颗心的契约。
至于风风火火的“闹新房”，倒是后来毛主席亲自登门补上了这份遗憾。
毛主席当时带领红军在直罗镇大捷归来，神采飞扬，心情极好。
当他到达瓦窑堡时，第一时间便直奔张闻天与刘英的住处，一进门便开口调侃：“你们结婚了，怎么没请客？这婚不算数！”
张闻天一向沉稳，见状顿时有些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回应。
刘英见状，冷静地答道：“请什么客？没钱，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毛主席闻言，哈哈大笑，打趣道：“那就不承认了！”
言外之意，尽管没有铺张，无论如何，也不能缺了这份“新婚的喜庆”。
随即，他补充道：“不过，我是真心为你们祝贺的，还特地写了首打油诗！”
两位年轻人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彼此依靠、相知相守。
刘英31岁，张闻天36岁，虽身处乱世，心中却有着坚定的信念与温暖的陪伴。
谁有真理，跟谁走
刘英与张闻天的结婚后，跨越了近十年的风雨岁月，横亘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
刘英不仅是张闻天的贤内助，更在党内承担了重要职务。
她曾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央秘书处处长，以及张闻天的政治秘书。
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领导层逐步深化了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反思，特别是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
张闻天虽然早在遵义会议前便已脱离王明的集团，但他依旧肩负着执行王明路线的历史责任。
随着对毛主席领导能力与威望的深刻认同，张闻天明确表示：“谁有真理，跟谁走。”
1941年，张闻天提出了下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建议，并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那年，党内开展了整风运动，刘英担任了行政处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开始参与对党内干部的思想审查。
这场运动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
张闻天自然成了审查的重点对象。
反思与剖析的过程，既艰难又痛苦，尤其是对自己曾经执行过的错误路线进行深刻自我批判。
刘英既是张闻天的得力助手，也是一位文化素养高、政治觉悟深的老党员。
她帮助丈夫深刻总结王明路线的深刻教训，还通过她的智慧与洞察力，帮助党内领导人更清晰地看到了历史的真相。
1941年9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所犯的错误，根本上是路线错误。
张闻天在会上诚恳地表示，必须彻底清算这一时期的路线错误，并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承担责任。
为了克服主观主义，张闻天提议要“补课”，通过调查研究和实际工作来纠正错误。
1942年春，他亲自带领调查团深入晋西北与陕北的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与研究。
此行，他不仅收集了大量有实践价值的资料，还写出了多篇深具理论性和实际意义的调查报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派遣两万干部与十万军队进驻东北。
作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之一，张闻天与陈云、彭真、高岗一道，肩负起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前往这片曾为敌军侵占的土地。
而刘英则坚定地与丈夫并肩同行。
在东北，张闻天先后担任了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东北局财委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扛起了恢复革命斗争与建设的重担。
刘英也在这一时期，先后担任宁安县委副书记、合江省委组织部长、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辽东组织部长等职务。
张闻天在东北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深入到基层，发动群众，恢复了地下党的活动，建立了公开的地方政权。
与此同时，他领导了反奸清算、清剿土匪、分配土地等一系列工作，为东北的安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闻天能够敏锐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东北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
他向中央提交的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及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得到了党中央与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成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之一，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刘英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她帮助丈夫在党务工作上整理思路，协调各方力量，还亲自参与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与群众动员。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被任命为第一任驻苏联大使，而刘英则成为使馆参赞、中共驻苏使馆特委副书记。
张闻天深谙国际形势的复杂与多变，始终关注世界政治的动向，并积极思考中国的外交战略与未来。
他较早地提出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主要趋势的判断，指出和平将成为世界的主旋律，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减少，民族主义将继续强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等一系列见解。
毛主席与中央对张闻天的外交理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甚至在张闻天《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上写下“很可以一看”的批语，足见其意见的深远影响。
刘英在驻苏使馆期间，凭借其卓越的外交才干与非凡的凝聚力，获得了外交部的通报表扬。
1954年底，周恩来亲自打电报召她回国，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
此时，张闻天也回国，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
两人在周恩来领导下，继续在外交事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协同推进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的提升。
“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舞台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便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在这次大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数量从原来的13人增至17人。
张闻天和康生两位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被调整为候补委员，而陈毅、李富春等八位新成员则加入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决策层。
纵观这一变动，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趋势。
党内对军队与经济工作领导力量的重视日益增强。
张闻天的角色变化，无疑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他从中央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让不少人产生了各种猜测：他是否心生不满，是否会对这一变动有所怨言？
事实证明，这些猜测并没有根据。
根据刘英的回忆，“八大”之前，中央已经和张闻天进行过充分的沟通与商议，张闻天并未表现出任何异议。
刘英说，张闻天对这一变动的态度相当平和：“组织确定了，怎么定的就怎么定。”
“候补就候补吧！无所谓，不计较。”
在革命事业中，权力的得失、名利的浮沉，往往是领导干部党性的重要试金石。
而张闻天，无疑是这一党性高标的最佳典范。
回首张闻天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真正价值，正是在这种超越名利的精神境界中，在无论职位高低、风头如何的变化中，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责任。
早在遵义会议时，尽管广泛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一职。
但张闻天以其深厚的谦逊与自我约束，再三推辞，直至中央常委会正式作出决定，方才担起了这一重任。
纵观张闻天的一生，他无疑是一位矢志忠诚、无私奉献的革命者。
在党内，他始终坚持集体领导，凡事必求同、广听意见。
他的领导风格，决不是那种依靠个人英雄主义来完成任务的类型，而是在深思熟虑、集体讨论之后，作出最终结论。
这种务实而又包容的作风，使他始终不争名、不争利，随时准备为集体和事业的需要作出自己的让步和牺牲。
1935年，长征途中，面对张国焘的分歧与独断，张闻天毫不犹豫地提出让出总书记职务，以此来保证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又比如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主动向毛主席提出“让出总书记一职”的建议，欲推举毛主席担任党中央总书记。
然而，毛主席却深知张闻天的独到之处与领导所需，婉拒了这一提议，认为张闻天的民主作风与顾全大局的精神，是党和国家所需要的。
而张闻天，也正因其能顾全大局、始终保持谦逊、无私，才被毛主席赞誉为“最适合担任总负责”的人选。
在张闻天的心中，名利与权力从来不是衡量个人成就的标准。
张闻天的务实作风也让他在党的宣传工作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他将精力集中在宣传教育领域，后又成为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致力于理论研究与传播。
他的学识渊博、眼界开阔，使他不仅在党内获得高度尊重，也被同僚誉为“红色教授”。
从毛主席到王震，无不对张闻天的品格给予高度评价。
王震曾回忆说，毛主席曾在与他谈话时提到：“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这一句简短的话，便凝聚了张闻天作为领导人的真正品质——他不谋私利，心无旁骛地投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中。
而当王震将此话转告张闻天时，张闻天却谦逊回应：“这是对我的最好评价。”
这样的评价，恰恰是对他一生务实精神、集体主义风范以及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
参考资料：
刘英伴随张闻天王谦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