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成就瞩目，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质的提高，所有人都看到了改革开放这个决策的高瞻远瞩。不过，很多人对我国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的过渡了解的并不多。
大家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转折性的标志，从此我国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了改革开放。实际上，这个过渡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的关键人物除了邓公，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胡耀邦，另一个是华国锋。
一 破旧迎新
提到华国锋，很多人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铲除了“毒瘤”，大快人心。之后，他当选为新一届最高领导人。当时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精神活力逐步恢复。
1977年3月，中央党校开始筹备复课。当时党校的校长是华国锋兼任，副校长的汪东兴兼任，另一位主抓日常工作的副校长，由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胡耀邦调任。当时的党校主要工作是从理论上破旧迎新，继往开来，既要学习新时期新课题，也要学习毛主席思想。这两方面都是华国锋的主张。
当时胡耀邦很赞同华国锋的理念主张。在党校的指导工作中，无论是全校大会，还是跟各教研室负责人讨论时，他都要一再强调，要加深对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路线的认识，加深对华主席的认识。
他主持党校复建工作，像召开整风会议、机构设置、人事任免、课程安排等，都会向华国锋和汪东兴请示，得到批复后才执行。
党校复课后，在华国锋的支持下，胡耀邦创办了党校内刊《理论动态》，一方面持续批揭恶行，另一方面积极探讨如何适应新时期新形势。可以说，此举对活跃和启发思想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经济建设是华国锋极为重视的一个方面。他多次提到，经济上要“大干快上”，尽快让老百姓富起来。他指出国内民众非常重视两件事，一个是生活富足，另一个是安定团结，并强调安定团结离不开生活富足。
为了尽快让国家致富，他主张经济建设的步子可以放大一些。这一点在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起初国家计委提出的价值65亿美元的进口项目，后来又增加到180亿美元。这个举措得到邓公支持，他还建议引进规模可以增加到500亿美元。当时他们的想法一致，那就是思想再解放一些，胆子再大一些。
后来，有人批评此举是冒进，还跟1958年联系起来把此举形容为“洋跃进”，并把责任归咎到华国锋身上，这种说法受到胡耀邦驳斥。他说当时经济决策都是中央全会通过的，不能算到华国锋一人头上。邓公也做出回应，称这种说法并不合适，因为当时的情况跟1958年不是一码事。
应该说，当时的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保守了还是激进，问题多还是少，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有一点没人怀疑，那就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个方向。
不过，在探索未来的路线上，他们并非总是步调一致。
二 思想“破冰”
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解放思想至关重要。只有思想真正解放了，没了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探索新发展道路的脚步才会从容坚定。我们的改革开放走得坚定不移，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思想解放步调跟得上。而这就得益于那场影响深远的破冰之举。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出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结尾画龙点睛道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社评幕后的指导人是汪东兴，而“两个凡是”表达的是他跟华国锋共同的主张。
此前，华国锋也发表过类似的表述。比如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提到，批揭行动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禁止。
实际上这两个表述都是中央理论学习组撰写的，由此可以看出，此二人不仅徘徊在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范围内，而且还在继续个人权威的老路。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华国锋身上存在一种矛盾，他一方面主张经济上放开步子，但同时又抱持保守的政治思想。“两个凡是”出来后，很多问题都成了不能讨论的“禁区”，对拨乱反正构成了阻碍。在当时，如果不能如实拨乱反正，就谈不上真正的破旧迎新，更谈不上深入的解放思想。所以不难理解，在198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批评华国锋对拨乱反正“不积极、不热情”。
“两个凡是”成了不可撼动的最高标准，破旧迎新、思想活跃的局面眼看要被冻住，要向前推进，必须破冰。这个破冰行动在1977年秋悄然酝酿。
当时《光明日报》向南京大学的胡福明教授约稿，请他写一篇有关拨乱反正的文章。胡福明教授提交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随后报社理论部和其他学者以及作者本人又对文章进行多次修改，题目后定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绕开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直接把文章送到胡耀邦审定。在胡耀邦的把关下，文章题目最后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此文，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由此引发广泛而深刻的讨论。随后出现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是以汪东兴为代表的强烈反对派，他点名批评胡耀邦，意图压制住这股暗流涌动，另一种是以邓公为代表的坚决支持派，他不仅称赞文章，还建议《红旗》转载。随着讨论深入，各界人士纷纷加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深入人心。
与汪东兴的态度不同，华国锋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他并不反对讨论。不过，随着讨论的深入，“两个凡是”以及个人权威现象都受到批评，这一次华国锋被点了名。
三 不破不立
实际上，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就是对“两个凡是”的回应，所以随着讨论的持续深入，批评“两个凡是”也顺理成章了。
从1978年8月开始，胡耀邦在讲话中多次批评“两个凡是”。他认为，“两个凡是”意思就两点，一个是过去一切不许动，再一个是今后一切都照搬。对此他提出质疑，过去一切是对的，不许改，是非如何清？对此，邓公也强调，不要设禁区、下禁令，把刚刚活跃起来的政治氛围压下去。
此外，个人权威也成了讨论的内容，这方面身为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还被点名批评了。华国锋担任领导人之后，对他的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像“接班人”“英明领袖”。如果只是口头表达，姑且还可以算是说话一时改不过来，问题是像到处挂领袖肖像、动辄高呼万岁这些旧习惯还在流行着，这在当时已经日渐开放的环境下特别显眼。
不仅如此，当时神化领袖的做派依然存在。1978年12月，中央党校组织学员到北京某养猪场参观机械化养猪，据说华国锋主席也去参观过。学员们很快就证实了这个说法。他们看到华国锋用过的物品被在特制橱窗内展示 ，供人膜拜、参观。
有学员写信向华国锋建议纠正此举，华国锋也给了回信，称接受该学员的建议。学员的举动得到胡耀邦的赞扬，他借此教育全校学员，要敢于纠正这种不良作风。
1979年2月，在一次中央党校全体大会上，胡耀邦再次强调反对新老个人迷信：不要突出宣传个人，不要制造迷信。同时，在他的支持下，党校内刊《理论动态》发表了相关文章，掀起一股反对个人权威的讨论热潮。1980年11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直接点名批评华国锋突出个人，影响很坏。
从1978年底开始，华国锋就逐渐淡出权力的核心。1981年6月，胡耀邦邀请他出席会议，也被他拒绝了。邓公回应很坦荡：不来算了。这场破冰行动，用邓公的话讲，是一场较量。
这场真理问题大讨论的影响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后社会各界都活跃起来，各种讨论此起彼伏：科学无禁区，突破旧理论、创立新理论，拨乱反正……可以说，这个过渡期，这场破冰之举，为后面的改革开放做了铺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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