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的复杂架构中，债务与货币问题相互交织，宏观杠杆率作为衡量二者关系的关键指标，一直备受关注。
宏观杠杆率，即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总债务除以GDP的数值，反映了债务规模与经济总量的对比。
在美国经济金融知识界，尤其是右翼亲共和党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华尔街经济学家群体中，以宏观杠杆率衡量经济体健康程度与宏观风险的观念颇为盛行。
2015年，在华盛顿卡耐基基金会的辩论会上，围绕中国宏观杠杆率展开了一场激烈交锋。
一方是知名华人经济学家黄育川教授，另一方是华尔街某大投行的印度裔首席经济学家。
黄育川教授
印度裔学者提出中国宏观杠杆率过高且增长过快，存在巨大风险。但与黄育川教授的观点相比，其认知显得较为肤浅。该印度裔学者对中国经济和体制缺乏深入理解，思维相对简单，最终在辩论中被黄育川教授有力反驳。这场辩论凸显出不同视角下对宏观杠杆率解读的显著差异，也反映出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认识的片面性。
探讨债务问题，需将其与货币紧密相连。
这里引入“D币”概念，即债务的定价货币，这对理解债务至关重要。若债权债务关系以自身可发行印制的货币来界定，债务方借的钱越多，越可能占据优势，且不会面临破产风险。
反之，若以美元、人民币、日元、欧元或黄金等不可随意加印的货币借债，即便借款数额不大，还款时也可能遭遇许多问题。
1971年是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转折点。
在此之前，债主在债权债务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债务人一旦面临催债，要么节衣缩食偿还，要么违约而丧失信用，难以在世界市场金融体系中立足。
但1971年后，情况发生了逆转，欠钱者逐渐成为“强势一方”。在国家层面，富国债务率不断攀升，穷国则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在微观层面，富人多高负债，穷人却在攒钱存钱。
同样在2015年，世界银行年会上，著名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中文常称毛咕噜教授）试图解释发达世界（美欧日）债务率（政府债务除以本国GDP的比例）不断升高的原因。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中文常称毛咕噜教授）
他认为这是美欧日民主制度导致的，政治家通过积累债务来“剥削”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和尚未出生的后代。
当时这一观点赢得了不少认可。
然而，基于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的理解与直觉，有观点对此进行反驳，认为真正原因并非民主制度，而是金本位的废除使主权债务的货币约束消失。
哈佛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教授分享的关于债务周期的PPT数据图表，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猜想。
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
从数据中可清晰看到，1970年代之前，美欧乃至整个世界的宏观杠杆率呈下行趋势，70年代达到底部后开始持续上行。
债务周期的PPT数据图表
这表明毛咕噜教授的观点虽看似有理，实则是错误归因，因为它无法解释1945年到1970年代期间的情况。
1971年美国关闭黄金窗口，全球货币体系从金本位转向无锚货币体系，这一变革影响深远。此前，全球价值基准如同由开采成本相对稳定的黄金铺就的平面；之后，则变为一个不断膨胀的中空球体。
全球几大储备货币发行国（如美国、欧洲、日本、英国等）的央行，如同手持打气筒，不断向这个球体充气，且充气速度越来越快。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规模不断增大，纵坐标取对数后，其扩张趋势线近乎直线，这意味着主权信用货币的投放呈加速状态，而球体中充入的“气体”便是大国的主权债务。
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规模不断增大，纵坐标取对数后
这些发达国家凭借特权，将主权信用转化为实际财富。全球经济的运转与这些大国的债务投放紧密相关，个人、家庭和企业挣钱的宏观前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主要大国愿意提供负债来支撑经济信用，这正是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
该理论的旗手斯蒂芬・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教授作为美国民主党左翼代表及桑德斯经济政策总顾问，与相关研究者交流时，研究者总结现代货币理论在1971年后才成立，在金本位或金银复本位背景下并不适用，并且以本币计价的国债本质上更像是一种税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债，这也是“D币”概念用于区分本币债和外币债的由来。
斯蒂芬・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
在此之前，有观点运用这一理念批判瑞・达利欧（Ray Dalio）的去杠杆理论。
瑞・达利欧（Ray Dalio）
最初，达利欧在构建理论时并未区分债务币种，在包括上述研究者在内的学界同行指出其逻辑漏洞后，他逐渐吸收了批判意见并在后续作品中有所体现。
但即便如此，他试图用宏观杠杆率解释金融市场波动、经济波动甚至国家兴衰的理论尝试，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角度看，主要有以下几点错误：
一是量纲错误，GDP是流量概念，债务是存量概念，将存量除以流量缺乏合理的经济意义；
二是混淆1971年前后的不同货币体系逻辑，金本位时期和无锚货币体系时期有着本质区别，将两个时期的数据混为一谈进行统一分析，违背了技术分析中历史、现实和未来内在一致性的假设前提；
三是陷入单因素论误区，试图用单一因素（宏观杠杆率）解释众多复杂经济现象，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常见的错误做法。
华尔街的金融从业者思维活跃，但部分人受右翼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常将意识形态偏见融入所谓的科研与学术中。他们所处的市场生态决定了追求眼球效应、制造惊悚观点以吸引资金委托的倾向，而非真正追求真理。
例如，一些华尔街人士喜欢唱空中国、指责中国债务率过高，这些观点往往可信度较低。
一方面，中国作为他们的大客户，他们可能为维护客户关系而说一些迎合或吓唬中国的话；
另一方面，从社会科学研究的严谨性角度看，这些观点缺乏充分依据。
深入研究全球货币汇率波动与宏观杠杆率（债务除以GDP的比例）的逻辑关系，会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债务率持续恶化，而发展中国家债务率整体偏低。
日本是全球债务率最高的主要经济体之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除以GDP的比例也超过100%，欧洲债务率同样处于高位，相比之下，中国的债务率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
许多发展中国家想借债却困难重重，债务率一旦达到40%-50%，经济往往就会崩盘。
通过研究，相关领域提出“债务耐受度”概念，即探究哪些因素决定一个经济体在较高债务除以GDP比例下仍能保持稳定。
实际上，债务率高低本身与宏观风险并无直接关联，真正相关的是外币计价的主权债务。发展中国家由于本币在国际借贷市场受限，若要借债往往不得不依赖外币计价的债务，这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面临一定困境，某种程度上处于先天不利的地位。
文本内容源自@翟东升的视频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