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即辛亥革命那一年，我出生在陕西高陵县船张村的一个经济上升的中农家庭。在我们这个村子居高南望，可以看见关中山河的一些自然景观。泾渭两河就在这里合流，人们经常可以看见泾清、渭浊，这就是泾渭分明成语的来历。我们村南渭河岸上不知什么朝代筑有土城一座，就叫"会泾寨"。黄昏前，每遇天朗气清，可以看到日落的晚霞把东方的骊山照得通红，这就是长安八景之一的"骊山晚照光明显"。更远一点，可以看到东西横陈的千里终南山，这条山岭形成了关中平原南部一条天然屏障。
每年盛水季节，渭河中总有船队载着山西的煤炭、食盐、碱、瓷器、铁器等运往西安。这些木船连成船队，用人力拉纤逆流西进，约十人一队，每个船队有五六个队，或七八个队，拉纤时纤夫们喊着整齐的号子，以求步调一致。船队的第一只船上最高处坐着一位叫"艄公"的人，手持一根很长的竹竿指挥着"船队前进"，他不断用手中的竹竿敲打用竹篾子做的股股纤绳，好像在陆地上赶车一样，艄公的敲打，使纤夫们因套在胸部的木板发生震动而疼痛，烈日当空，他们光着身体在河滩沙子里一步一步吃力地前行。可以想象这些纤夫们的劳动如何的艰苦。这些船队所载的货物，大体都要在西安北临渭河的草滩镇卸下，然后船队解体，一个一个顺水漂流东返。我住的村子所以称为船张村，可能是我们的祖先从事过船运职业的缘故。
我幼小时家中有两位祖母，父辈叔伯兄弟五人，连同我们这一辈兄弟七人、姐妹十三人，约近四十口人，算是一个大家庭。全家主要从事农业，同时也兼做收购棉花、木料、煤炭等营生。全家衣食可得温饱，父辈当时和睦相处，日子过得还算红火。我六七岁上私塾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已达到富农水平：共有土地二百余亩（其中水田三十余亩），房屋六七十间，大牲畜七八头，大车、轿车、水车、磨坊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基本齐全。平时，雇有长工二人，忙时还雇短工。
祖父一辈的当家人去世后，由大伯父掌权管家。大伯父生性冷酷，作风霸道，令人望而生畏，大伯父和四伯父是同胞兄弟，共同结成家中有权有势的一方，二伯父从事农业劳动，没有文化，去世较早，三伯父可称得上是中国的典型农民，整日劳动，不知休息，更不知享受。我的父亲在他们兄弟中年纪最小，操持商业经营，因有些文化，经常看报，懂得当时的形势。我父亲和三伯父是同胞兄弟，他们一起成为家中只有终日劳动受苦、无钱无势而且受气的另一方。我这一辈兄弟姐妹，各因亲生父亲的地位不同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我的大哥名叫张积，是我二伯父所生，少年时即失去父母，在父辈和睦相处的条件下，上过三秦公学，后来失学。二哥张善、三哥张德是大伯父的亲生儿子，在家中受到的待遇特别优厚。二哥被送进北京大学读书，因家里经常给他寄大量银钱，据说竟在学校里放债；三哥在家里称王称霸，代替大伯父管家，在家中恣意逞凶作恶，他娶过三房媳妇，都是娶一个生一个孩子就死去。而我和我的胞兄却受到种种歧视和虐待。我的胞兄二十五岁时还不给定亲，我虽在父亲支持下坚持上学，但常遭大伯父责骂，更得不到家中的任何经济接济，在学校常常不得温饱，是一名穷学生。记得，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我们学校决定罢课，要我们回家宣传，而我却被大伯父经常拉去下地干活。大伯父有一个明显的企图，就是要使我成为这个大家庭中不花钱的农奴。我的这位伯父对待我的祖母也极为苛刻。一次他大发雷霆，竟要毁掉为我祖母准备后事的棺材。但他对其生母﹣﹣我的大祖母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我记得大祖母的葬礼十分隆重、热闹、排场，有乐队，有自乐班，有各种纸扎的童男童女、金山银山，以及车马之类，耗资很大，被称为当地一大盛事。大伯父对雇工的剥削也残酷无情。记得一位穷亲戚给我家做长工，人们都叫他"垣儿"，我们叫他"垣哥"。大伯父花言巧语对他说："垣儿，好好干，我给你成家立业．"但是，当这位垣哥给我家干活被大车轧断腿后，还一直瘸着腿干了多年，直到实在不能干时大伯父就把他赶回了家，既没有给他成家，更谈不上给他立业，"垣哥"最后病饿而死，受苦受骗一辈子。
大伯父经常训斥责骂我的父亲和三伯父，毫无骨肉之情。在我的记忆中，三伯父最勤苦，整天在地里干活，有时中午我给他送饭，他总是吃完饭又埋头继续干活，不肯休息。他的居住条件也十分简陋，炕上除了一领席一床被子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枕头是一块砖头，到老年时仍是如此。他对粮食十分珍惜，掉在地上一粒粮食也要拣起，吃馍馍一点渣儿也不漏掉。这一点完全体现了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勤俭度日的传统美德。
大伯父虽一心望子成龙，但结果事与愿违。在他的影响下，我二哥在北京上学不参加任何革命活动，刘天章同志（陕西第一个共产党员）多次来我家，以同乡、同学关系争取他走革命道路，但他始终拒绝不干，最后患病死于学生时期。我的三哥则成为家里、村里乡亲都厌恶的恶霸。二哥死后，大伯父对二嫂特别优待，把家中的积蓄、存款不断私赠给她。
我的四哥张公（三伯父之子）因不满大伯父对待子女的不平等，愤然离家当兵。以后回家，与一批穷苦农民结伙，打家劫舍，被官府抓住杀害。
由于封建家长制的种种恶弊，家庭中看不到骨肉之情，人际关系十分对立。目睹这样一个家庭，我内心很是痛苦也十分不满。这个家庭没有给我以任何温暖，甚至连温饱都十分困难。因此，我就盼望这个可恶的家庭早日解体。
家庭状况如此，社会的状况又是如何呢？连年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当时的农村处于一片动荡之中。乡里兵痞横行，土匪猖獗，百姓只要见到一个兵痞的影子，就整村整村地逃避。年轻的妇女怕遭污辱，多在脸部贴上膏药，抹上墨黑，把辫子梳成发髻。兵痞每到一处，都极力搜刮，无所不抢，一次连我穿的鞋也被抢走。老百姓称军阀的官兵为"粮子"，对他们恨之入骨。当时，县城经常驻有军阀的部队，县衙门实际上成为他们的"供给部"。县里成立了专门机构叫"支应局",向老百姓不断派款、派夫、派粮、派料、派柴……凡是他们需要的东西，无所不派。倘有迟缴、少缴者，多被捆绑、刑讯乃至关押。乡村中还时有土匪绑票、敲诈勒索的事发生，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
我大伯父、四伯父和我父亲多次被土匪绑票，不是用钱，就是用马、骡子把人赎回。记得我六岁那年除夕，父亲为安全起见不敢在家住，带着我们兄弟两人宿在商店里。晚上，他教我弟兄看书、打算盘。到天快亮的时候他出了店门办事，结果被几个土匪绑架了。土匪架着父亲，去敲喊家里人开门。父亲叫门时用了暗语，三伯父听到后，从楼房窗口看到有土匪，就点着了家里防卫用的铣炮，"轰"的一声巨响把土匪吓跑了，父亲也得以乘机逃脱。家中虽没有人遭害，却都不敢在家里呆下去了，大年初一，除三伯父留下守家外，大伯父一家逃往泾阳，四伯父一家逃往西安，我父亲带着其他家人乘坐两辆大车逃往三原县。就这样，在家庭内部矛盾和社会动乱的共同冲击下，我们这个大家庭更加分化，到一九二七年，终于分家另居。
按理，分家时应将全部财产按父辈兄弟五人平均分配，但是，由于大伯父的蛮横霸道，在他的主持下，财产分配极为不公。大伯父分得好地五十余亩及正房（正房建筑比其它房好）的一部分；二伯父的遗属大嫂一家分得较好的土地四十余亩及少部分正房，三伯父分得四十余亩土地和整套马房及一套水车；四伯父分得土质较好的土地三十余亩和棉花店铺的一整套几十间房子，而我父亲则分得土质最差的土地三十余亩，房产是我家原木厂的几间破房子，分得的财产、工具量少，质差。此外的三十亩水田，大伯父、三伯父各得十亩，并各得水车一架；大嫂约得四亩，四伯父和我父亲仅各得三亩。牲畜、家具、实物的分配亦极不公平。我家分得一头很老的骡子，不久就死掉了，这给我家的打击很大。更令人气愤的是，大伯父把家中存的几千斤棉花独吞了，而且他和四伯父都没有分担债务，只有三伯父和我父亲各分担了数百银元的债务。
一九二七年分家另居，一九二八年不幸就逢上大旱，先一年粮食歉收，当年的麦子又未种上，在这种情况下，债主又上门逼债。灾荒之年，我们一家六口人生活十分艰难。全家人不得不靠采集树叶、野菜充饥，靠棉籽、油渣等维持生命。另外，不能不上衙门告状，以求抗掉大伯父转给我家的不合理债务，哪曾料到，大伯父竟勾结"信义永"商号的债主，在衙门先告了我的父亲。当时，我是支持父亲告状抗债的，因为我那时还看不清旧衙门的黑暗，总认为它还可能为百姓申冤说理。哪里知道，大伯父给县衙门行了贿，买通了关节，使我父亲有理的官司打输了。父亲被关进高陵县的监狱。那一年（一九二九年），眼看到了十冬腊月，连野菜、树叶也没吃的了，全家处于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绝境。没办法，我的母亲只得踏着一尺多厚的大雪，顶着刺骨的寒风，到十五里外的县城监狱，找父亲商议卖掉我的妹妹，换几个钱以救全家人的性命。征得父亲的同意，我们忍着剜心的痛苦，将妹妹给了新筑镇北的腰张村一家农民作童养媳。可是，卖妹妹的几十元钱能维持多久呢？为了活命，又为了救父亲出监狱，我们不得不再忍痛把十五亩较好的土地典当给债主，抵偿了债务，把父亲从监狱里救了出来。此后，我家就成了这家债主的佃户，每年为债主交两季租，每交一次租都要与债主吵一次架。日子越过越艰难了。后来，我就离家走上了革命道路。据家里人后来讲，这笔冤枉债到底还是抗掉了。
我的大家庭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观念影响的家庭。分家前，全家四十口人中信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的都有，各人都因自己经济地位而选择了自己的信仰，有作乱为匪的，有做安分守己的百姓的，有参加共产党的。我所出生的这个大家庭的兴衰荣辱、分化瓦解，是与旧中国的官场腐败、社会动荡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个家庭是当时剧烈动荡社会的一个缩影。正是由于这种家庭、社会的影响，使我在学生时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张策(1911—1999),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为创建陕甘边苏区、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了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并卓有成效地领导了东蒙的民族自治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1958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和西安军分区政委。1963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78年重新工作后，担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同年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