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傅作义将军率兵起义，北平宣告解放，清算潜伏特务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的行动提上了日程。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案件就是要侦破1927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被害的案件。

可是此时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22年，一无资料二无人证，要破案简直比登天还难，主管此案的北京市公安局只得向各相关单位发出了协查令。

两年时间过去了，杳无音讯。

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1951年的6月的一天，一封铁道公安局的绝密报告由北京市公安局转交到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手里。

原来铁道公安局在审理一个投案自首的国民党特务时，他交代了有关李大钊被害的详细资料，从而揭开了一段血腥残暴的往事。

陈真

第一次北伐战争时期，国共合作进攻北洋军阀。李大钊作为国共双方在北平的领导人，段祺瑞政府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又抓不到证据，一时也没办法对付他。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和各校爱国学生5000多人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8国列强的“最后通牒”中要求北洋政府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

游行队伍来到段祺瑞政府门前时遭到政府军的暴力镇压，死47人，伤15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大家熟知的鲁迅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即以此事件为背景，悼念在此事件中牺牲的领导者之一，女大学生刘和珍及其他爱国人士。

变本加厉的段祺瑞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由，通缉李大钊等主要领导者。

局势越来越恶劣，李大钊等人包括国民党的相关人员迫不得已转入地下活动，一起秘密转移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别说这么多人一起搬进这个有外交豁免权的特区。

八国列强的外交人员很快就探听到了消息，并透露给了段祺瑞政府。

抓捕李大钊的事情交给了当时陈兴亚负责，时任北平京师警察厅总监。

陈兴亚是个很有头脑的家伙，30来岁，正是往上爬的年纪，所以做事特别卖力。

他心里很清楚，无故进入东交民巷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是外交使馆区。于是他串通八国外交大使构陷了一个苏联使馆大量私藏枪支，并把武器提供给不法暴乱分子的罪名。

不仅如此，他还请段祺瑞政府签署了一个进入使馆区的书面文件，要求强行进入使馆区搜查苏联大使馆。

为了进一步得到李大钊等人的确切情报，他又指使手下的三大金刚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和司法处处长蒲志中大肆搜捕共产党人。

严刑逼供之下出了一个软脚虾，他供出了李大钊等人的具体位置在苏联大使馆的旧兵营里面办公。

1927年4月，陈兴亚调集了400多个打手准备强闯使馆，带着枪械和铁棍。

为了避免误伤而引起苏联的报复，他专门选择在白天动手。白天动手的话有个好处，那就是使馆守卫不会轻易开枪，另外一般人也不会想到有人会在大白天强闯使馆而放松警戒。

具体行动方案由吴郁文负责，雷恒成做副手协助他。

李大钊

他把人员分成两部分，雷恒成带100人控制苏联使馆人员，不得有任何人身伤害。

另外200多人直接袭取旧兵营，见人就抓，不放过一个。外面再安排几十人守着，谁跑出去就抓谁。

4月6号这天一早，吴郁文带着张牙舞爪的队伍就直冲东交民巷。值班的外国守卫早就得到了通知，装模作样看了一眼签字的公函后就放他们进去了。

到了苏联使馆门前，他们直接把门撞开，苏联外交人员几乎没反应过来就被控制住了。

吴郁文和雷恒成带队冲进旧兵营，30多个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工作与人员全被逮捕。

几个共产党人想徒手反抗，可是被手拿铁棍的恶汉们包围打伤，而且是几个打一个。

吴郁文恶狠狠地叫嚣：“一个都不许放过，顽抗的给我往死里打！”

他又带着一帮人凶神恶煞般来到二楼李大钊的办公室，只见李大钊平静的坐着，怀里还抱着受到惊吓的小女儿。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他的坦然和镇定让吴郁文有些不适应。

“你是李大钊吗？”

“本人就是。”李大钊毫不畏惧地盯着这个面目狰狞的反动爪牙。

“你聚众闹事被逮捕了，把他带走！”

李大钊和同志们在被捕后的22天里面，受尽了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军阀们始终无法从他们嘴里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

社会各界人士展开了积极的救援活动，但是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府虚构证据，于4月28日对李大钊等人施行绞刑。

李大钊英勇就义，他留下的遗言，彰显着他伟大而无私的高尚人格：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1949年北平解放后，这个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绞刑架在北京功德林监狱被发现，留守的旧警察供认这就是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刑具。

极度震惊的解放军监狱负责人立即向上面报告了此事，得到消息的彭真同志高度重视。

他派专人将此绞刑架妥善处理，贴上0001号的标签，放在历史博物馆，警示世人后辈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

在文件里面，自首的敌特提到当年负责抓捕李大钊的凶手之一吴郁文已改名叫吴博斋，住在北京旧鼓楼胡同的一个四合院。

彭真马上指示市公安局组成专案小组，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把凶手抓获归案。

专案小组不敢稍有懈怠，按照文件中的地址调来片区的户籍资料，查到那里确实有一个叫吴博斋的人，于是就派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先去摸摸底。

贸然去打听一个人的事情肯定会引起怀疑，别说一个四合院，就算整个胡同大家相互之间都很熟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让凶手逃逸。

侦查员想了很久，决定以邮递员的身份去探路最合适，一来刚解放没多久，政府安排转业复员人员到邮局工作很正常，不怕别人怀疑自己的外地口音；二来邮递员送信要问清楚名字也很合理。

对，就这么办！

于是他借来一套邮递员的服装穿上，自己写了一封信，请邮局的同志帮忙盖上邮戳，一大早就来到了文件中提到的四合院。

走到北屋，他敲了敲门，按照信封上的名字问道：“请问于老四在吗？您的信。”

“这里没有于老四，你走错门了！”里面一个沙哑苍老的声音颤巍巍的响起。

透过窗户，侦查员隐约看到一个老年模样的人躺在进门右边的床上。

“可我这信没错啊，您帮我看看？”侦查员机智的答道。

“门没锁，你拿来我看看。”

侦查员推开门一进屋，就闻到一股陈年的腐酸味扑面而来，微微皱了下眉，他很快恢复了正常。

他拿着信来到床上躺着的人身边，打量了他一下。

这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盖着一床薄被，应该是瘫痪在床无法坐起身。

他平躺着艰难的伸出手接过信封看了一下，眼光犀利，跟他颓废的身体完全不相符。

他很确定的告诉邮递员，信寄错了，这里就他住着，已经好些年了。

达到目的的侦查员谢过他之后，退出了四合院。

回到胡同的侦查员借机向周围的人打听四合院里北屋住的是什么人，因为他的信找不到接收人了。

大妈大爷们很热心的给他说屋里住着的人姓吴，叫吴博斋，据说以前当过大官，现在腿瘸了，还得了重病，半死不活的住在这里。

侦查员心里明白了，此人就是真凶！

回到局里汇报了情况，局领导经过多方慎重考虑，决定实施抓捕。

彭真同志说：

“抓捕吴郁文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虽然他已经没有行动能力，但是我们必须给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先烈的后人一个交代，告慰先烈们的在天之灵。只要凶手还有一口气，就必须抓！必须审判！”

6月20日，公安机关将吴郁文缉拿归案，经法院审判，判处死刑，考虑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不予执行，同时出于人道主义给予他治疗。

1953年吴郁文病死于狱中。

吴郁文被抓后知道大限已到，对所犯罪行全部交代清楚，同时供出了同案犯雷恒成的去向。

吴郁文交代道，雷恒成就在北京，他自知罪孽深重难逃人民的制裁，化名“了明禅师”，平时以帮人算命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因多年不见面，不清楚他的具体居住地。

雷恒成不但是杀害李大钊等人的凶手，还参加汉奸队伍，破坏我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英雄赵尚志等人使用过酷刑，手上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

彭真、罗瑞卿和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马上组成专案组进行大范围摸排，不抓获这个大汉奸誓不罢休。

侦查员们便服出行，在北京所有的可能地点，找算命先生一一盘查，都没有发现雷恒成的蛛丝马迹，他似乎从人世间消失了，案件一度止步不前。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大家无计可施的时候，杀害李大钊的又一个凶手蒲志中来自首了。

那时候的蒲志中是军阀政府司法处长，负责审问李大钊，其实就是严刑逼供，折磨犯人以求达到收集情报的目的，所以他算是罪孽深重。解放后每天煎熬着过日子，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生怕哪一天被新政府抓起来。

世上的事有时候就这么巧,蒲志中虽然罪孽深重，他的孙女却是一个正直的人民公安干警！

她锐利的眼光捕捉到了爷爷的焦灼和不安，经过她耐心开导，蒲志中决定听从孙女的建议，来到公安局自首，坦白自己的罪行。

同时他还提供了有关雷恒成和陈兴亚的一些重要线索。

雷恒成家业丰厚，嘴里镶有几颗大金牙，只要一开口就能明显看出来。身上还常戴着一块金怀表，据说是当年抓捕苏联大使馆人员时，被他薅下来没归还。

刚解放那阵他确实在北京以算命为掩护，在这一点上吴郁文没撒谎。但是不久后他就逃去上海了，他认为那里认识他的人不多，更安全，蒲志中也没有他在上海的具体地址。

至于陈兴亚，也逃去了上海。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侦查员们马上赶到上海请当地公安机关发动群众协助调查。

陈兴亚这时已经因为别的原因被群众举报，正在审理。但是经核实，他不算是李大钊案的直接加害者，而且在他后来的经历中以假枪毙的方式救过一个中共党员。

他一生追随张学良，没做过太过分的坏事。被押解到北京后闲居，一直到1959年终老，享年77岁。

不久，接到群众举报说他记得以前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叫“了明禅师”的人给他算过命，得到情报的专案组人员立刻赶到举报地点蹲点。

大家分头寻找，虽然没发现“了明禅师”，但是发现了一位嘴里镶着金牙，衣袋里挂着金表的算命先生.

他不叫“了明禅师”，算命招牌上写着“赵志安”，难怪怎么也找不到。

因为雷恒成是旧警察出身，本身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为了防止这个穷凶极恶的敌人觉察到异常而再度逃跑.

尽管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确认这个算命师就是雷恒成，为了保险起见，侦查人员还是当机立断将他抓获，交由上海公安机关审查核实。

1953年，改名赵志安的雷恒成在上海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个罪大恶极的民族败类最终没有逃过正义的制裁。

蒲志中还举报了杀害李大钊的的另外一个凶手王振南，当时任职于军阀政府京师法庭，参与谋害李大钊。

另外有34人被他直接迫害致死，林育南、恽代英之死都与他有关！被他迫害的共产党人和各界人士多达180人，可谓血债累累。

王振南潜逃上海6年，1955年被抓获。1957年上海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

蒲志中因自首举报有功，被宽大处理。至此，李大钊案四大恶首全部归案，李大钊先生也终于可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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