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调李震将军到公安部，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李震来了公安部后，就充当起了谢富治的最得力“助手”，最可靠的“骨干”。

那时，谢富治通过和依靠李震，进而掌管公安部的一切。由此可见，李震在谢的眼里是多么的重要。几年来，在谢的指挥下，李震领导公安部的一切工作，可谓是“红得发紫，权力滔天”。

1973年10月21日夜，李震却在自己住房西面的地下管道深处上吊自杀了。事情发生后，公安部副部长刘复之却被认为是“嫌疑犯”，后来如何了？

1973年10月18日，刘复之奉周总理之命，去天津处理一起匿名恐吓信事件。突然，刘复之接到了公安部的电话，叫他回北京参加公安部的“党的核心小组会议”。

第二天，因缺少一人没赶回来，李震就宣布会议推迟一天。10月20日，由李震主持了这场会议。会上，有两位同志因“翻旧账”发生了争执，甚至快到动粗的地步，刘复之从中劝解。

这种情况下，会议就没法继续下去了。李震便让会议暂停下来了。21日，刘复之一整天没有接到要开会的通知。22日，李震的秘书郑爱萍给刘复之打去电话，他说，他找不到李部长了，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

当时，刘复之并未太在意。毕竟领导外出不和身边人打招呼的事情，也是有的。刘复之便告诉郑秘书，让其打听一下，是不是周总理把人叫去了？或者是不是熬夜了，回家补觉去了？

没多久，郑秘书又打来电话，称人还是没找到。郑秘书在电话里的语气很焦急，刘复之才感觉到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那时，刘复之是管常务的副部长，他立刻下令叫在家的“核心小组”的成员都到指定地点集合。

人都到齐了，郑秘书就当即汇报了上班后就四处寻找不到李震的经过。刘复之觉得奇怪，心想：李震能到哪里去呢？之后，刘复之就分配大家分头寻找。与此同时，有人把此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过了数个小时，有人着急忙慌的跑来向刘复之报告，说有两个工人查找到地下热力管道二三十米深的地方，发现了李震吊死在了管道上。这个时候，刘复之感到极为震惊。

此时，有人把情况又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下达指示：

“不要动现场，保护起来，不要光公安部的人下去，要马上请北京、天津的专家一块下去勘察。并且要卫戍区派一个加强连，将所有的地下管道口都布哨封闭。”

经过全国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林钧才等人对尸体检验，以及公安专家对现场的勘察，最终得出结论，李震是自杀身死的。具体的过程是，李震自己走入地下管道内，吞服了“速可眠”的药片，然后上吊自杀。

原本事实清楚，但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却认为李震的死不是自杀而是他杀。就这样，中央下令，由施义之、曾威等人组成一个调查组，对李震的死因再做进一步的调查。

起初，“核心小组”成员们在一起听汇报，研究情况。可到了后来，施义之就故意把刘复之给晾在了一边，有些活动就不通知刘复之去参加了。因此，刘复之根本就不晓得，接下来李震的死，会和他扯上关系！

23日到25日，施义之让一些人研究谋杀的可疑线索、对象，回忆李震当天的活动，并逐人排查接触过李震的人。由于他特意安排，事情被人为的搞乱了。

24日，刘复之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被施义之盯上了。25日晚，刘复之被通知到中央开会。与往常不同，刘复之下车后，被人领到了相反的会议厅方向。突然间，埋伏起来的人冲出去把刘复之给抓住了。他后来说，那种“突然袭击”令他终身难忘。

刘复之被带到一个僻静处，警卫人员对他进行了搜身。时任中办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过去向刘复之宣布，他被保护审查了。期间，刘复之没有做任何的抵抗动作，只是下意识反应说：“好嘛！”

刘复之心里明白，肯定是搞错了。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中央会采取如此严厉的方式来审查。

26日，刘复之上了北京卫戍区的吉普车。他从车子行驶的路线判断，他应该要被送到监护所去，而不是秦城监狱。作为公安部副部长的他，曾几次到那个监护所审问过人，所以，路线他是很清楚的。

刘复之被关入了一个单人牢房里，牢房的代号是“251”。被关进去的第二天，牢房来了两个人叫刘复之写材料。刘复之花费了4天的时间，回忆了李震自杀前后2个月的事情，尤其是他从天津到北京的这段情况，刘复之更是写得细致。

在报告的末尾，刘复之写着：“我是清白的，与李震的死毫无关系。”从此，没人再找刘复之谈话了，他与外界的关系完全被隔绝了。

刘复之被“保护审查之前”，所有的证据都清晰地证明了，李震确确实实是自杀的。除了医生出具的报告外，经调查，办案人员从李震穿得上衣口袋里掏出了几十片的“速可眠”，加上解剖时从胃里取出的30多片，正好是一整瓶的量（100片）。

在李震的办公室里，发现有把剪刀放在桌面上，而窗户上的尼龙绳被剪断了。经检验，发现桌子上的剪刀和尼龙绳被剪断的切口是吻合的，都附着有同样的纤维丝。并且剪刀上只有李震的指纹，而地下管道里留下的指纹，也只有李震一个人的。

种种证据显示，李震是自杀而不是他杀，可施义之却一口咬定是他杀，并且称“不破此案死不瞑目。”1975年，根据证据材料显示，与刘复之没什么牵扯。于是，卫戍区的司令员吴忠下令，把刘复之释放了。

释放刘复之的当天，施义之找他谈话。谈话中，刘复之的情绪很激动，施义之就指责他态度不好，声称要下放他到京外去劳动。刘复之表示，自己的身体不好，要求在北京治病。毕竟施义之自知没理，之后便放刘复之回家了。

1975年5月，刘复之被释放出来已经3个多月了，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光明正大地请施义之转送，反映他被关押期间，经常受隔壁房间的声音干扰，导致神经衰弱，要求治病。周总理批准了。

之后，刘复之就到北京医院做检查，最后认定他是高度的神经衰弱，有假性幻听。说起来，这在刘复之的一生里，最受刺激的一次，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折磨。

1977年3月，公安部党组向中央写了份报告，中央批准了报告中“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同年12月，公安部在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向下面传达了这一通报。

刘复之终于洗清了身上的污垢，而令他没想到的是，1980年，施义之成了审查对象。相比于当初他对待刘复之的那种颐指气使的嚣张气势，刘复之审问他时倒是很平静。后来，施义之被开除了党籍、军籍。

参考资料：《李震自杀》、《刘复之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