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后，在686团，李天佑任团长，杨勇为副团长。因为国民党不承认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

但在我军内部，杨勇仍是人们心中的政委。

不久，李天佑被调走，杨勇便是团长、政委一身担了。

吕鸿于1938年4月带着近百名“学生兵”，被分配到了115师686团。

数月之前，吕鸿参加了临汾“学兵队”，从学兵很快就成长为了副区队（连）长。

刚到团里，“学生兵”被安排在连队充当“文化干事”，吕鸿自然是“文化干事”的头，被任命为团直属队教育组组长。

杨勇对于他们的到来，非常重视。在一次大会上，他护犊子地讲道：

“各级领导，务必万分珍惜这些加入到我们部队的新鲜血液……决不允许他们受到任何意外伤害，否则，我要拿你们是问啊！”

这位久经沙场，立下卓越战功的青年将领，给吕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才晓得，杨勇只比他大两三岁。

吕鸿大校

那么，吕鸿是如何成为杨勇的秘书？

来到团里，吕鸿听说，红军时期杨勇便是红一方面军第四师的政委，而686团正是在这支部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吕鸿为加入这支有着红军光荣传统的部队，而深感荣幸与自豪。

那会儿，部队正在休整，每天下午的游戏时间，不少团直的干部、战士都去打篮球。

吕鸿曾在学校篮球队打后卫，到了篮球场时，他发现杨勇总是打前锋，而且投篮很准。

于是，在赛场上，吕鸿和杨勇配合默契。每次投篮得中后，围观的人一齐鼓掌，为团长喊“加油”。

一次打球中间休息时，杨勇忽然走到吕鸿的面前，喊了他的名字“吕儒琦”。那是他的原名，1939年他才改叫了如今的名字。

吕鸿惊讶地问：“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杨勇哈哈一笑，说：“你是我亲自从学兵队挑选出来的唯一大学生，我怎么不晓得你的名字呢？”

事后，吕鸿在一份墙报上，专门画了一幅“团长和我们打篮球”的图画，没想到，此事传到了师政治部，吕鸿受到了表扬。

因吕鸿的文化水平高，杨勇还让他举办了几期以连、排干部为主要对象的“文化补习班”。

每期约100人，都是红军的工农骨干。

相比他们，吕鸿当老师绰绰有余。但在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丰富的实战经验等方面，吕鸿却是一名“小学生”。

因此，他是怀着崇敬的心情，下定决心要把“补习班”办好。

1938年，343旅政委肖华来到团里，组织团首长学习马列主义原著。杨勇让吕鸿做他们的“学习秘书”。

吕鸿心想，我对马列主义原著只是一知半解，怎么敢在这些首长面前班门弄斧呢？

但在杨勇的坚持下，吕鸿还是担任了这一职务。

直到同年8月，肖华要准备东进之事，才把首长的“学习组”给停办了。

这样一来，吕鸿也从这一尴尬任务中，解脱了出来。

9月，686团和685团的一部分，在115师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的统一指挥下，创下了闻名军史的汾（阳）离（石）公路“三战三捷”。

在其中的一场伏击战，杨勇发现几辆汽车上，有不少敌人的文件，他命令吕鸿带队先押着一辆，迅速开去指定地点。

不料，汽车行驶在途中，被藏在山底树丛中的敌人袭击了。子弹朝着护送人员的头顶呼啸而过。

有一颗跳弹从岩石上反弹过来，从吕鸿的下颚擦过去，击中了车上面的一位警卫员。

警卫员当场牺牲。这时，一起押车的战士，不知所措，都慌忙准备跳车。

吕鸿自己被擦伤，但清楚这只是一颗跳弹造成的偶然事故。

于是，他阻止了大家跳车，并催促司机加快速度。到了目的地后，杨勇表扬了吕鸿，还让卫生队队长亲自为他治伤。

11月，吕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政治生命的新起点。

1938年冬，115师686团奉命组建了“东进支队”，从晋西向山东挺进。

“东进支队”顺利渡过汾河和同蒲铁路日军封锁线，接着要翻越绵山。

为了保密，部队必须另开一条没人走过的山道，这一重担落在了团工兵连的身上。

时值寒冬，战士们冒着风雪，仅凭双手和简单的工具镐等，一步步向上攀登，终于完成了任务。

事后，全连90%的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冻伤。在杨勇的关怀下，伤员们全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虽说新的山路已被开拓出来，但还是不好走。不仅崎岖不平，还有积雪覆盖。这时，有些体弱的、有病的，总想歇一歇。

杨勇跑前跑后，催促大家“不能停，快快爬。”

吕鸿的身体素质一向不错，跑在最前面。杨勇鼓励他：“好样的，带头爬啊！”

爬了好久，才翻到“后悔沟”。带路的老乡说，人们从山下跑到这里，不免精疲力尽，后悔不已。故此得名“后悔沟”。

但对八路军战士来说，纵有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翻过绵山后，部队来到襄垣县，上级指示他们就地休整。也就是这时，吕鸿调任杨勇的秘书。

吕鸿的心情既兴奋又不安。他很乐意为杨勇服务，但毕竟自己学的是理工，从未专心于文科。突然要当首长的秘书，他担心难以胜任。

杨勇对他说：“部队东进山东后，有不少统战工作要做。不但要和一些党外人士、友军上层打交道，还要做好当地党组织的联络工作，这些都需要你这个大学生来帮我料理啊。希望你安下心来，做好秘书工作。”

吕鸿听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作为杨勇的秘书，吕鸿除了做些书面记录，草拟书信外，还要跟着首长观察驻地周围的地形，标识军用地图，整理书籍等。

虽然繁琐，但能学到不少东西。

由此，吕鸿的成长速度也很快。

后来，离开杨勇后，吕鸿继续在军队尽职尽责的做事。1955年，吕鸿被授予大校军衔。

晚年的吕鸿，对身边人常说：

“杨勇首长对我的关怀、培养和言传身教，在我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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