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天津民众与当地天主教会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著名的天津教案爆发，为了平息这场冲突，朝廷方面下令要求曾国藩前去处理此事。

谁知，曾国藩接到圣旨后，却变得寝食难安，焦虑不已，出发之前甚至写好了遗书，感觉像是要去送死一样。

事实上，如何处理天津教案对于曾国藩来说，就是一个死局，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完美解决。

为什么是个死局呢？要想搞明白前因后果，还得先了解一下天津教案。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击下，软弱的清政府遭遇惨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门也被打开。

西方传教士因此得以深入内地传教，建立天主教堂，吸收本地人入教。

但是，这些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很快就和当地民众产生了对立。

首先，传教士们干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比如强占庙宇、强买土地改建教堂，利用治外法权包庇违法的教民等。

甚至有不少清朝的地痞流氓混入教会，成为一名教徒，然后仗着洋人的势力欺压民众，由此，教会种种骄横跋扈的行为引发了当地民众的严重不满。

其次，他们宣扬的基于天主教的宗教信仰，以及天主教的那些宗教仪式之类的西式宗教文化，很难被接受。

毕竟自古以来，我们都是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主体的文化，传承了两千余年，突然间冒出这么个天主教，而且教徒们的那些西方化的行为在中国文化中难以理解，甚至是违背传统文化的。

所以，这些天主教堂以及教徒们很容易被视作异端邪说。

最关键的是，除了民众的敌视和排斥以外，洋人传教士还触犯了当地官僚和乡绅的利益。

教会利用治外法权包庇教民，这让地方官员很反感，他们吸收本地人入教，实际上破坏了传统的乡绅主导的社会结构，触犯了乡绅的利益，这就引起地方官僚和乡绅的不满。

由此，从地方官吏到乡绅，再到普通民众，都很排斥和敌视这些洋教。

天津教案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法国人强占了天津著名的望海楼和崇禧观，改建成天主教堂、医院、修女住宅等建筑，然后在天津传教。

后来教堂为了获得更多欧洲捐助的传教经费，以便吸纳更多人入教，于是就让教堂所属的仁慈堂开始大量收容无家可归的儿童、被遗弃的婴儿。

不巧的是，1870年入夏以后，天津出现疫病传染，教堂收容的孩子很多因此死亡。

教堂方面由于和民众、官僚和乡绅之间有对立情绪，不敢在白天埋葬遗体，所以都是在夜间把小孩遗体运到附近掩埋。

结果在埋葬的时候，又因为疫病死亡的人数较多，棺木不够用，往往一口棺材装了几个孩子遗体，埋的时候又是草草应付了事。

挖的坑太浅，埋得不够深，没过几天，这些因疫病死去的孩子遗体就被野狗刨出来啃食，弄得遗体散落各处。

最关键的是，很多遗体上的眼睛没了，而且胸腹洞开。

当地民众见此情形，很容易就把矛头对准了洋人。

他们心想，这些洋人传教士平日里骄横跋扈，怎么会那么好心收容无家可归的孩子？这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紧接着，当地谣言四起，有传言说，洋人收容孩子，是为了挖眼剖心用于配制洋药，教堂附近的墓地里那些没有眼睛，胸腹洞开的孩子遗体就是被挖眼剖心之后弃尸的，当地一时间舆论沸腾。

更不巧的是，这期间当地正好接连发生了多起诱拐儿童案件。

官府很快就捉拿了两名人贩子，此二人名字分别是张栓、郭拐，据他们招供，其作案手法就是利用药物迷拐儿童，但没有供述有没有幕后指使之人。

事后，官府为了平息民愤，急于将人贩子处死，整个审讯过程十分粗糙，甚至连人贩子的名字是真是假都难以判别。

官府处死这俩人贩子以后，又张贴出告示，上面有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这段话是有问题的，尤其是“风闻”俩字儿足以说明一切。

哪怕是在古代，给罪犯判死刑，再处决两名死刑犯，是很严肃、严谨的问题，官府的布告中却将一些未经查证，也没有证据，捕风捉影的传言写进去。

官府具有权威性，现在把这些捕风捉影的传闻写进布告中，很明显是在暗示天主教堂存在将幼童挖眼剖心的事实，官府的矛头明显指向了教堂。

由此可见，地方官吏对这些洋人也是很反感和排斥的，这个案子并没有查个水落石出，就草草结案，把人贩子处死了。

但此举非但没能平息民愤，反而激化了民众仇视教会的情绪。

谁知，在这关键时刻，又发生了一起迷拐儿童案件，将民众仇视教会的情绪推向高潮。

官府处死了两名人贩子后，没过多久，当地民众抓到了一名试图迷拐幼童的人贩子，交给了官府，经过审理后，才知道此人叫做武兰珍，据武兰珍供述，她是通过药物迷拐幼童，而药物则是由天主教堂众一个叫王三的教民提供。

这番供述一经传出，民众顿时就炸了锅，纷纷聚集到教堂门口，要求教堂交出凶手，释放那些孩子。

教堂方面见此情形，担心会发生武力冲突，于是提议让民众选出5名代表，亲自进入收养婴童的仁慈堂查看。

按理说，教堂的这种处理方式还是比较得当的，如果民众进入教堂，亲眼查实，发现教堂并没有传闻中那种将孩子挖眼剖心的残忍行为，教堂方面再加以解释，那么此次事件大概率会逐渐平息。

可万万没想到，教堂旁边法国领事馆的人听到外面的动静后，很快明白了情况，法国领事丰大业直奔教堂而去。

他的出现，彻底让这起事件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

丰大业一看民众选出的代表要进入教堂亲自调查，当场阻止了刚刚进入教堂的民众代表。

这位所谓的“洋大人”，平时嚣张跋扈惯了，别说对待普通民众，就是对待清朝官员，都是一副居高临下，十分傲慢的态度。

他见民众代表要进入教堂调查，顿时火冒三丈，说了一些难听的话，随即便将5个民众代表轰出了教堂。

此等行为直接给人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

道理很简单，既然教堂方面说他们没有对孩子们做那种残忍的事情，那这个法国领事为什么拦着不让人进去亲眼看看？莫非心里有鬼？

事发后，民众议论纷纷，敌视情绪不断发酵。

但是三天后，官府的人出面了，由天津道（官职）周家勋、天津府的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带着案犯武兰珍亲自前往教堂交涉。

最终经过同意后，官府的人带着武兰珍进入教堂，并且把教堂中所有人都交出来对证。

结果把教堂中的人全部指认了一遍，也没有武兰珍所说的那个叫王三的教民，还有武兰珍在供词中所说的接头地点、教堂中的建筑、陈设等，都与供词不符。

这只能说明一点：武兰珍在撒谎。

无奈之下，官府的人只好带着武兰珍离开，但对于这起案件，官府是越来越摸不着头绪了。

谁知，官府的人前脚刚走，后脚就出大事了。

经过几天的情绪发酵，愤怒的民众纷纷聚集在教堂门前，足足有上万人之多，民众很快就和教堂的人发生口角，随即演变成肢体冲突，很多民众干脆朝教堂扔石头。

法国领事丰大业见状，当场带着秘书西蒙携带着配枪，怒气冲冲地闯入清朝在天津设立的三口通商衙门，找三口通商大臣（北洋大臣的前身）崇厚。

进去之后，丰大业一脚踹开崇厚的办公室大门，对着崇厚就是一阵咆哮，甚至掏出手枪，对着崇厚就开了一枪，所幸没打中，子弹倒是把屋子里其他东西打坏了。

崇厚见状只能暂时躲起来，等手下的人一阵劝说后，丰大业才稍微冷静了一下，这时崇厚才敢出来，还得赔着笑脸。

但丰大业却要求派兵镇压民众，崇厚便与之周旋起来。

就在这时，天津本地民间自发组建的消防组织“水会”也出动了，大家纷纷拿起刀枪，朝着三口通商衙门聚集，要修理一下这些嚣张的洋人。

崇厚收到消息后，连忙劝说丰大业，让他先不要出去了，外面民情汹涌，暂时避避风头再说。

可丰大业却大言不惭地说道：“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于是提着枪就离开了三口通商衙门，朝着教堂方向而去。

一路上，街道两旁站满了民众，人人手持兵器，怒目相视，但并未动手。

正常情况下，丰大业应该可以安全回到教堂旁边的领事馆的。

可没想到，嚣张和傲慢，送掉了他的性命。

丰大业走到教堂附近的浮桥时，正好遇见前来处理民众聚集在教堂门口这起事件的知县刘杰。

丰大业问了几句话后，对刘杰不满，当场拔出手枪对着刘杰就开了一枪，结果击中了挡在刘杰前面的随行人员高升，致使其受伤倒地。

一声枪响之后，现场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洋鬼子杀人啦！”

这下，民众被彻底激怒了，群情激愤之下，大家一拥而上，当场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西蒙打死。

随后，怒不可遏的民众冲进教堂，见到洋人就打，最后放火焚烧了教堂和法国领事馆以及教堂所属的洋行，附近的美国、英国等国的讲书堂、洋行等也受到波及。

最终的结果是，这起冲突事件造成多处教堂、洋行被焚毁，多国外交人员、商人、传教士等20人死亡，另有16名加入天主教堂的中国教民也死于这场冲突。

另外也有文献中说，民众冲进教堂后，搜到了人贩子教民王三以及另外一名人贩子教民安三。

后来曾国藩到天津后，他给朝廷的奏章中也提到了审讯这两个案犯的事情。

可见，这天主教堂平时收纳一些不法分子入教，终究给自己惹了大祸。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起冲突事件的严重程度在这一刻达到最顶点，史称天津教案。

事发之后，由于事关重大，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于是就上报给了朝廷。

朝廷方面考虑之后决定让曾国藩出面去处理此事，因为天津属于直隶总督的辖区，曾国藩当时的职务就是直隶总督。

此时的曾国藩，身体也越来越差，原本已经向朝廷请了病假，没想到连假都没休完又被请出来了。

可没想的是，曾国藩看到慈禧发来的旨意后，心里顿时就是一阵发慌，面色越来越凝重。

因为他很清楚，天津教案是个棘手的问题，弄不好就得把自己玩儿死，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日日苦思冥想，还是想不出一丁点办法能破局。

为什么说处理天津教案对曾国藩来说是个死局呢？

因为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在此次事件中受到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欧美列强共计7国，联合起来将军舰开到天津近海，实施武力威慑，并且对清政府施压，要求严惩凶手。

可问题是，西方的这些教会进来以后，也干了不少强占庙宇，强买土地的事情，还收纳不法分子入教，纵容其欺压民众，还为其提供庇护，这些早就引起各方不满了。

天津教案中，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在真相没有彻底查明之前，民众做出过激的行为，出发点并无过错。

试想一下，原本这些洋人就嚣张跋扈，引起反感，再加上传出洋人将收养的儿童挖眼剖心这种残忍的事情，最后抓住的人贩子又供述说是洋教堂指使的，谁能不愤怒。

还有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傲慢和粗暴，甚至当街开枪打人，这谁也不能忍。

按照现在的话说，民众就是基于朴素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发地进行了一场反侵略斗争。

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作为泱泱大国，却被西方列强两次攻破国门，被欺压了三十年，无论是朝廷有识之士，还是民众，心里都是希望国家强盛，希望对外强硬，驱逐外敌的。

而此次天津教案，民众打杀洋人，焚烧洋教堂的行动，是获得舆论支持的。

就连朝廷里包括亲王奕譞在内的很多大臣都认为民心可用，应该利用民心力量，废除昔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列强再决雌雄。

此外，在此次事件中，引爆冲突的是法国领事丰大业当街枪击朝廷官吏，才激起了民愤，因此，当时的顽固派大臣认为，民众是为了保护朝廷官员，才做出过激行动的。

这说明，民众忠于国家而不畏惧夷狄，所以民心可用。

此等情况下，我们用一段最朴素的话来形容，就很好理解了。

如果曾国藩在审理过程中偏向洋人，必然得罪全国舆论，如果偏向百姓，那么必然得罪洋人。

得罪全国舆论的后果是身败名裂，因为百姓是自己国家的百姓，洋人是仇敌，这是共识。

偏向洋人，那么全国舆论就会指责曾国藩，为了讨好列强，不惜牺牲百姓，是卖国，他几十年积累的声望将会一朝尽毁，从此受千万人唾弃。

而得罪洋人的后果可能是与列强开战。

可开战的后果也是曾国藩承担不起的，当时还是1870年，洋务运动才刚刚起步没多少年，清朝刚刚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元气大伤，而且陕甘回民起义都还没有镇压下去，左宗棠都还在西北打仗，耗费巨大。

此时如果与洋人开战的话，胜算极低，一旦战败，免不了又是一次屈辱地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及割地赔款。

到那个时候，一方面于国不利，另一方面，朝廷也饶不了他，弄不好连命都得丢掉。

所以，对于曾国藩来说，这就是死局，他苦思冥想多日，也找不出任何破局之法。

此时他的病情也没有好转，感觉再去天津这么耗费心力折腾的话，估计就死在天津了，所以出发前，他甚至给家里人写好了遗书再硬着头皮去天津。

当他抵达天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波涛汹涌的民意比想象中更加激烈。

曾国藩乘坐的轿子京城的路上，当地士绅共48堡纷纷派出代表百余人拦住曾国藩的轿子，向他控诉天主教堂的罪行，围观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

等他到了安顿之所，当地有头有脸的士绅、官吏又纷纷前来拜访，反正表达的意思就一个，请他把洋人驱逐，要为当地官民伸张正义。

这一刻，曾国藩才切身感受到了当地波涛汹涌的民意。

就在曾国藩调查期间，西方列强也开始了他们的行动，洋人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对清政府以及曾国藩采取极限施压，甚至摆出一副不按他们的要求惩办凶手，就要开战的架势。

原本慈禧也相信洋人真干了那些残忍的事情，所以要求曾国藩查出真相，把洋人的罪行公布天下。

但在列强的极限施压下，慈禧转变为不轻启战端为好。

列强的要求，除了赔偿损失以外，还要求处死提督陈国瑞、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但清政府认为在他国强迫下处死大臣，有损体面，因此拒绝了法国的要求。

此时，曾国藩也做出了他最终抉择，那就是尽量避免开战。

而这个选择，注定是要得罪舆论的。

迫于清朝实力不足，曾国藩虽然没有答应处死三名官员，但也将三人革职查办，试图以此“稍塞洋人之口”。

至于教堂涉及的迷拐案和挖眼剖心这两个问题，曾国藩也给出了结论。

经过调查，教堂确实没有做挖眼剖心这种残忍的事情，但是迷拐幼童这事儿，教堂是有嫌疑的。

谕旨垂询迷拐一案究竟有无确据。臣查挖眼剖心，决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前文提到的案犯武兰珍供述给她提供迷药的教民王三，还有被抓获的另一名案犯安三，都是有问题的。

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章中提到，这俩案犯很狡猾，时而招供，时而翻供，最后迫于洋人的压力，只能把人放了。

奏章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王三屡经翻供，现已释还。教民安三迷拐被获，因狱词未定而该使索之甚坚，亦经暂行释放。——《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注意关键词“该使索之甚坚”。

所谓该使，指的是法国公使，这两名案犯可是迷拐幼童的罪犯，曾国藩为什么轻易把人放了，就是因为法国公使出面施压，利用不平等条约中的治外法权给教民提供庇护。

那么，这俩人既是教民，又是迷拐案犯，只能说明一点，迷拐幼童一事，教堂脱不了干系。

这些教会虽然收容婴儿，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教会的扩张服务的。

教会收容婴儿以后，有时候会将婴儿卖了，以此引诱买主入教，有时候还会将婴儿送给一些人做童养媳，这些人拿了好处，甚至全家入教。

还有，教会对于外面的人，如果有人送婴儿给教会收容的，教会就给予奖励。

这就造成了一些人贩子为了获得利益，不惜拐卖婴儿，然后送到教会收容，换取钱财。

而曾国藩的奏章中提到的王三和安三这两个案犯，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手段获利的，然后他们再加入教会，以获得洋人的庇护，好逃脱清朝法律制裁。

所以，教会里的这帮传教士，很多时候也不是什么好鸟。

对于这起事件的最终处理，曾国藩终究还是不愿意冒着和列强开战的风险，采取强硬态度，而是选择了得罪舆论。

他的方案是，洋人死了多少人，就抓捕当天参与打杀洋人的人，一命抵一命，计划抓捕20人处死，给洋人一个交代，以平息事端。

但是在具体的处理上，曾国藩采取了两边不得罪的方式。

他给朝廷写了一封奏章，前半部分是论述洋人没有干那些残忍的事情，在替洋人辩驳，后半部分又提出了五个疑点。

他想通过这五个疑点来替当地民众说话，大概意思就是由于那五个疑点的存在，民众误以为洋人教堂干了残忍的事情，最后产生武力冲突，发生流血事件，是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的。

但是，慈禧动手了手脚，直接让曾国藩身败名裂。

慈禧收到奏章后，很快便将奏章在朝廷公布出来，然后公开讨论对策。

只不过，这份奏章是残缺的，慈禧故意把奏章的后半部分删除了，只公布了前半部分。

所以，奏章公布以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

原本曾国藩是既帮洋人辩驳，也证实了洋人没干残忍的事，又帮着当地民众说好话，两边不得罪，这样可以尽量减轻舆论的压力。

现在慈禧公布出来的只有上半部分，大家一看，里面全是替洋人美言的词儿，没了后半部分，整个奏章一眼看去，责任全部都是当地官吏和民众的，洋人倒是成了完全没有责任的受害者。

从此，朝野上下，纷纷认定曾国藩是在卖国，为了讨好洋人，出卖当地官民，这是屈膝投降，卖国求荣。

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骂声。

京城里，湖南籍的同乡将其视作耻辱，而且湖南籍的士大夫开会商议决定将曾国藩从湖南名籍中除名，不承认他是湖南同乡。

甚至他的好友要与他绝交，还有他的部下、同僚写信谴责他，总之，各种各样的口诛笔伐接连不断。

这一刻起，他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声望，就在这旦夕之间，化为乌有。

等曾国藩发现是自己的奏章被故意删除后半部分，断章取义后，也无可奈何，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六月二十三日一疏袒护天主教，既乖正理，并违本心，而发抄时内阁又删去“五疑”一层，遂致物议沸腾。——曾国藩给彭玉麟的信件节选

此时他已然是肝胆俱裂，痛苦至极。

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痛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遘此大难。——《曾国藩全集》

但是，这事儿还没结束，天津教案还没处理完，曾国藩还得继续干活。

谁知，这会儿慈禧的旨意又来了，要求他“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意思很简单，对天津教案的最终处理，必须既要保证不与洋人开战，又不能失去民心，这要求其实挺过分的，曾国藩真要有这种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早就把事情解决，还用等到现在。

就在曾国藩着手进行扫尾工作时，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朝廷又急忙调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

至于他手上的事情，则调李鸿章来天津接手处理，替他的老师做了收尾工作。

这起冲突事件，最终以清朝向列强赔偿46万两银子，将天津知府、知县流放，参与打杀洋人的民众，原本要被处死20人，经李鸿章交涉后，只处死16人另外四人获得减刑，其余还有被充军流放。

崇厚则远渡重洋，亲自到法国赔罪。

至此，天津教案算是了结。

曾国藩到两江赴任，两年后病死。

处理天津教案这事儿，其实慈禧在幕后运用了权术，曾国藩作为湘军首领，又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功勋人物，还是手握大权的汉人重臣，深受慈禧忌惮。

曾国藩虽然当时是直隶总督，但与洋人交涉这种外交事务并不归他管，慈禧就是借助天津教案把曾国藩推到第一线顶着，一开始就想好了让他来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

最后在最关键的时刻，富于心计的慈禧再故意删减曾国藩的奏章，让他彻底得罪舆论，从此名声败坏，以达到打压曾国藩，解除威胁的目的。

这番操作下，曾国藩去了天津以后，其实就是死局，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在得罪洋人和得罪舆论之间，他只能选一个，但无论选哪一个都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纯粹就是无解的局。

参考史料：《曾文正公全集》、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通史》、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

注：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搜索，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