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一个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被共产国际派遣往中国担任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
李德虽然怀抱着一腔热血来到苏区，但是他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再加上刚愎自用，导致在军事指挥上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令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一度走到了悬崖的边缘。
好在，毛主席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最为危急的时刻拯救了中国革命，这才有了后来伟大的胜利。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要为中国革命前期的失利负很大责任的人，却从来没有道过歉，直到他临终前的最后几年依然不断地在为自己的错误狡辩。
一、“独立房子”里的“图上指挥家”
李德是一个典型的考试奇才，1932年春他以各门考试全优的成绩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随即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进行情报工作。
在他到达中国仅仅一年之后，临时中央便迁往了瑞金。李德作为苏联著名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当仁不让地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
当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博古在排挤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之后，自己对军事却一窍不通，正是一筹莫展之时，李德的到来对博古来说就如久旱逢甘霖。
为了迎接李德的到来，博古在一片开阔的稻田中间大兴土木，为其专门修建了一栋100多平方米的民宅，正屋有三个房间，中间作为作战会议室，东屋是李德的卧室，西屋则住着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
由于这栋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稻田中间，于是被人称为“独立房子”。
在李德到达瑞金的当晚，博古就迫不及待地前往“独立房子”与他商谈。
因为当时军情紧急，博古又毫无办法，就把军事指挥权全部交给了李德。
李德在接下指挥大权之后，也毫不含糊，马上投入了紧张的指挥作战当中。
但是，他这个人有个毛病，那就是太过信任地图，却从来不考虑实际情况。
李德每天就窝在他的“独立房子”当中，围绕着地图指挥作战。每当前方有战报送来，不管白天黑夜，都立刻送往“独立房子”，然后他再根据地图做出下一步的指示，李德也因为这种指挥风格而获得了“图上指挥家”的雅号。
然而，行军打仗并不是学校的考试，单靠在图上的作业是打不了胜仗的。
李德从来没有去前线进行过实地考察，对作战的实际情况非常不了解。
他指挥作战不考虑敌情，不考虑天气，甚至连部队吃饭睡觉的时间也不考虑，再加上他经常朝令夕改，导致指战员们来回折腾，疲于奔命，战斗也是一败再败。
李德作为总指挥，对于前线作战的失败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然而他却觉得这是前方指战员不按照他的命令执行的结果，轻则处分前线军官，重则枪毙问斩，令指战员们敢怒不敢言。
就这样，李德非但没有给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帮助，还令红军蒙受了重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
二、一味避战，导致红军损失5万人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成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怒不可遏的蒋介石集结起30万大军对红军进行“追剿”。
李德和博古被来势汹汹的敌军吓破了胆，竟然只想着逃跑，一味消极避战，做出了西渡湘江的决定。
蒋介石对李德的这一决定早有预料，派遣重兵牢牢守住了湘江一带。
为了掩护中央军委顺利渡江，李德命令红1、红3军团在湘江两岸的新圩、脚山铺、光华铺等地区，构筑工事，阻击国民党军。
11月28日，敌军对红3军团第5师的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炮击，当时第5师仅有两个团的兵力约3000余人，而敌军却有1.2万人，再加上巨大的火力差距，第5师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
但是李德却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阻击国民党军！”
军令如山，没有办法的第5师与敌军血战三天三夜，打到弹尽粮绝，最终与敌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
直到红6师第18团接防之时，3000余人的第5师牺牲了超2000人，营以下所有干部全部牺牲。
与第5师一样，其他负责阻击的部队也先后遭遇了敌人猛烈的进攻，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虽然给予了敌人巨大的杀伤，但是自身也损失惨重。
至12月1日凌晨之时，红军部分阵地已经进入敌人之手，但是李德下达的命令依旧是“不惜一切代价阻击国民党军”。
阻击部队为掩护中央军委渡江，大多被敌人分割包围，损失惨重。
12月3日，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区，各部队遂相继撤出战斗，湘江战役宣告结束。
此役是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战役，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湘江两岸随处可见红军战士的遗体，湘江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直到上世纪60年代，当地居民还时不时在两岸挖到红军战士的遗体。
湘江战役的惨胜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不满，要求毛主席进行领导的呼声越来越高！
三、至死都在狡辩
湘江战役直接推动了遵义会议的召开，这是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次会议，会议最终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毛主席在接过指挥权之后，令红军的前途重返光明，他在最为危急的时刻力挽狂澜，一举拯救了中国的革命。
李德之后跟随红军走完了长征全程，在抵达陕北之后，共产国际对李德定下的结论为“有错误，但不处分”。
也正是因为共产国际的这一结论，导致李德始终不肯道歉，这令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对其极其失望，他也没有了任何插手军事事务的机会。
1939年8月，李德黯然离开延安回到了苏联。
在之后的日子里，共产国际也没有给李德安排新的工作，他只好当起了老师。
从军事顾问到老师，这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但是李德却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错。
在他临终前，他依然在为自己狡辩，他称自己在中共失去领导地位完全是因为权力斗争，至于湘江战役他更是颠倒黑白地说：“几乎没有造成损失……”
然而，李德的这些狡辩都是徒劳，因为任何史料都证实不了他的谎言，即使是蒋介石的日记也这样写道：“匪在全州西北受创”。
试问，如果没有损失，那“受创”一词又从何而来？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是中国人从小就懂得的道理，然而李德却至死都不明白，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