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巴尼亚工作了1年后，耿飚因一次意外被摔成骨折回到国内休养，当时国内的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了；1971年1月，周总理特意与耿飚谈了两个多小时，安排了他此后的工作：中联部部长。
当时的局势下，耿飚遇到的压力可想而知，可他仍然凭借着出色的能力顺利完成任务。
“将军大使”并非一朝成型
晚清期间，耿飚出生于湖南一户贫困人家，家里连一间房都没有，几口人只能借住在耿传公祠中。
为了生计，年幼的他就不得不直面生活的压力了。
从13岁开始到水口山铅矿当童工，到接触到革命队伍加入共青团，耿飚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那些老战友都记得，他在军中的学习能力可不是一般的强。
过去没什么机会读书，后来他的知识都是自学的。
戎马岁月里他非常喜欢看书，看完一本就换另一本去看，若是碰到一本好书，他就会一直背着，连行军打仗的时候都舍不得扔掉，渐渐成为了红军中一位“能文能武”的杰出人才。
从湘江打到乌江、从娄山关到赤水河，他的理论水平也不断在实战中得以检验。
期间，红军在漳州缴获了一批照相机，上级看到耿飚实在爱不释手，便批准他留下了一台，这架相机在耿飚心中有着极重的分量，并陪伴他从长征到抗战再到解放战争，他所拍摄的老照片也极具价值。
1936年夏天，美国记者斯诺来到苏区采访，后来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其中不少照片都是耿飚拍摄的，书中对于长征的描述，也有不少出自耿飚的日记。
耿飚从长征走来，一步步走向高级将领的职务。
到了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领导者之一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就是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赫赫功勋。
原本，耿飚也觉得自己会始终立足于军队建设，应对未来的风险，而周总理的一纸调令则让他去了新的岗位。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周总理就专门从战场上挑选了10位兵团级干部，原本总理的意思是让耿飚去出任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耿飚就去担任了驻瑞典大使，兼任驻芬兰、丹麦公使。
由此，“将军大使”就出现了。
每年他都有一大半时间在国外当大使，回国、回家的次数少得可怜，他的儿子耿志远的童年记忆也很清晰：每次到了春节，外交部就会把我们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孩子”召到首都体育馆一起开联欢会，幽默风趣的陈毅还总教育他们“不许随地大小便”。
按照政策，未成年子女可以随父母出国，耿志远也在瑞典待了一段时间，发现那里都是冰天雪地的世界。
第一年国庆，瑞典皇家海军司令询问耿飚：“听说阁下是一位将军，曾指挥过多少人？”
耿飚很真诚地回答：“不多，也就十几万。”
要知道，这个数目可比瑞典全国的军队数量还要多，不过这个数字在中国确实算不上什么，跟东野那种百万雄师比起来，十几万部队确实显少了。
就那一句话，一下就使得在座的贵宾们纷纷震惊起来，还有人特意前来碰杯，夸赞耿飚是一位“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使者”。
外交工作并不容易，特别是在新中国正遭受西方国家围堵期间。
耿飚向来被周总理寄予厚望，几乎是“哪里需要哪里搬”。
1969年，耿飚被派遣至阿尔巴尼亚，毛主席对耿飚此次去任职也极为重视，特意叮嘱道：“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更是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关系。”
可阿尔巴尼亚当时的要求却不少，明明中国的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他们却希望中方援助。
在中方出手帮助下，阿尔巴尼亚几乎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能看；在中方没有什么外汇的情况下，还为阿方进口棉花、布匹，可阿尔巴尼亚却反过来将成衣卖给中国人挣钱。
这些情况，只有真正身处阿尔巴尼亚的人才能发现，国内大部分人还并不知情。
耿飚回国后第一时间提出：“要调整援阿的策略方针！”
李先念对耿飚的直言也十分欣慰，并风趣地说：“你胆子还真的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也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
为了把所有事情都给说清楚，耿飚特意给主管欧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信，提出：我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客观效果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懒惰与依赖死刑。
因为这件事，周总理更加器重耿飚了，毛主席也评价道：“耿飚敢说真话，是个好大使。”
正是有了这件事的铺垫，后来阿尔巴尼亚再度狮子大开口要求50亿人民币的经济援助时，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谨慎态度，最终只给了10亿贷款。
在中国改善与南斯拉夫关系、尼克松访华等事件后，阿方更是极为不满，公开攻击中国，最终使得双方分道扬镳。
临危受命：出任中联部
无论是过往资历还是工作能力，耿飚完全能够在中联部担任部长，且他也是周总理心中最为合适的人选。
在阿尔巴尼亚期间他不小心摔了腿，回国修养期间，他也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周总理与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希望他出任中联部部长，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情况变动很大，耿飚需要注意的事情有很多，颇有“走钢丝”的感觉。
耿飚接下命令，并于1971年1月正式上任。
应该是中组部长宣读任命，不过原中组部长已经几乎不在岗，是郭玉峰代理部长职务，此人也于1975年正式升任为中组部部长。
问题是，郭玉峰这个人的资历还不够，不足以为耿飚宣读任命。
从郭玉峰的过往来看，他是抗战期间才加入八路军的，到了1943年还是营副政治教导员，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后才担任师政委。
特殊环境下，他在中组部期间，很多冤假错案也没法得到纠正，他本人也干到1978年就被撤销了职务。
周总理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在考虑这件事时心思同样很缜密。
1971年1月15日，由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任命耿飚为中联部部长，耿飚在第一次中联部留部全体工作人员及干校代表大会上说：“我来到中联部，秘书、司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都没有带，今后完全依靠部里面的同志做好工作，希望大家给予支持。”
当时中联部不少干部已经没法工作了，在耿飚的提议下，才有一些干部回来工作；张香山和唐明照回来参加领导工作也是耿飚努力的结果，后来这两人一人当了联合国副秘书长、一人成为中联部副部长。
不少老干部都有着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70年代初期，中国在外交工作上取得了极大的开拓进展，这也与耿飚的努力密切相关。
周总理率领党政要员前往越南访问时，耿飚也作为主要访问团代表成员随访，《人民日报》也首次公开了他中联部部长的身份，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的称谓成为一段历史。
耿飚在工作中同样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他顶住巨大的压力保护住一大批干部。
那两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很快就迎来了尼克松访华和田中角荣访华，此后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
新的变化对工作就有着新的要求，耿飚也考虑着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中联部的工作。
他还提出：可以与各国的社会党进行交往，也能够同第三世界国家中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关系。
周总理认为他的想法很好，补充道：“如与一些友好国家的执政党来往，就可以同政府间的交往一致起来。”
有了耿飚的推动，后来少数国家的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成员来华访问，工作也朝着更深层次的外交方向更进一步。
1975年10月，南斯拉夫总理来华，毛主席请他问候铁托。
耿飚在这个节骨眼上认为这是突破口，他立即向中央建议邀请铁托访华。
遗憾的是，由于铁托并没有第一时间到来，双方关系是缓慢回升的，使他没能再见到毛主席；直到1977年，铁托终于来到中国，这是世界上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瞬间成为舆论焦点。
新的历史背景下，中联部也意识到恢复中南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再度向中央建议。
1978年6月，中央致电祝贺南共联盟十一大，标志着中南两党正式恢复了关系，两国的关系也走出寒冬。
在外交领域，耿飚的眼光向来是敏锐的，他总是能在时间的缝隙中迅速找到突破口。
后来，耿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外事委员会是需要人才的，他的儿子耿志远毕业于清华大学，还有人民解放军海军服役经历，又去过光电所工作，是有文凭、有经验、年轻的干部，哪方面都符合条件。
得知父亲那缺人，儿子便去毛遂自荐，结果得到了“不行”的回复。
耿志远又向父亲推荐了两位同学，结果这两人没怎么费力就调去了，这还让他纳闷：怎么别人可以，到我就不行了？
父亲还是耐心地解释了原因：“不同意调你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父子俩在一个单位工作影响不好。”
明白了这个道理，耿志远就去了一家大公司当职员，即便如此还有一封信“揭发”他，说“他是靠着父亲的关系才进入大公司的”，组织上很快下来调查，发现耿飚压根都不知道这件事。
很多找他办事的人都是一样的下场，清正的家风也是他留给后代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哪怕到了今天，耿飚的书房里仍然留着他晚年生活的痕迹，书架上四处都是泛黄的书籍，最显著的位置摆着一张全家福，那是他对家人们的爱，由于工作繁忙，这份爱在太多时间内都是埋在心底的。
参考资料
1.耿飚：永远的人民战士 耿志远 中国新闻发布
2.钧正平：当年振聋发聩的“耿飚之问”，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