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的财政收入主要由田赋、盐课、关税、杂赋四大类常例收入再加上耗羡银（在200万两和四百万两之间）、捐输（300万两左右）构成，其数额基本上是固定的，基本上维持在银4000万两（像乾隆十八年可以达到4800余万两）左右。清廷往往根据常例的收入数额来安排支出，在这种“量入为出”的体制下，支出总额要少于收入总额，才能保证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这个运转体系在康熙到乾隆时期运转基本正常，还能大量盈余，嘉庆之后随着国力削弱，走向入不敷出，下面就来说说清朝的财政支出。

康熙朝岁出讨论

对于康熙时期清朝的财政收支情况，清初的地理学家刘献廷的著作《广阳杂记》里已经有所提及（康熙朝《大清会典》除了各省兵饷支出总数，其他项目语焉不详），根据《广阳杂记》记载：每岁进银三千四百八十四万四千九百七十五两，加闰在外。每岁出银二千七百三十八万八千五百八十八两，加闰在外。每岁存剩银七百四十五万六千三百八十七两。

根据刘献廷的计算，清廷在康熙年间每年的财政盈余高达745万多两，但这是个错误结论。根据这段文字下面的说法谓：“案天下之饷，合满汉之兵，岁需者不过一千三百五十万两而止耳。”显然刘献廷认为清廷支出的军饷为1350万两，但根据康熙朝《大清会典》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记载，兵饷分为两个口径统计，为“在京兵饷”（禁旅八旗）和“在外官兵俸饷”，而当年的“在外官兵俸饷”为“直隶各省驻防满洲、汉军、绿旗官兵俸饷米折马匹草料，共计岁需银一千三百六十三万三千九百二十一两三钱八分七厘零”，即1363万两，与刘献廷的数据相差无几。所以，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刘献廷在计算岁入岁出总额的时候肯定有所偏差。

根据其所罗列的财政支出数据，康熙中期财政支出可以分为四大块，分别为京师、盛京八旗军饷5348820两；驻防八旗、绿营军饷13492755两（即所谓1350万两之数）；各省存留驿站、河工、俸工7415676两；京城官员俸银、杂项银2453771两，总额为28711022两。其中军饷支出占大宗，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65%。财政结余6133953两。实在不知道刘献廷这个27388588两是通过什么方法算出来的。

乾隆、嘉庆时期岁出讨论

乾隆朝在岁入大为增加的同时，财政开支也大为增加，其财政负担相对于康熙朝并未减轻，反而有所增加。根据《清朝文献通考》、《清史稿》、《圣武记》等罗列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开支：

京师开支有禁旅八旗和巡捕营官兵军饷6033045万两，每年实领400多万两。盛京等地兵军饷130万两至160多万两不等。京城王公百官俸银938700两。外藩王公俸银128000两。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备用银565000两。宝泉、宝源局料银107671.2两。在京各衙门胥役工食银83330两。内务府上驷院、兵部、工部、理藩院等刍牧银83560两。其他支出银178211两。

以上数据全部来源于《清朝文献通考》。京师支出费用总计为9417517两至9717517两之间。

外省驻防八旗、绿营军饷17037100两，扣去上面已统计过的盛京八旗军饷，为16455546两。（《圣武记》、《清史稿》显然将《大清会典》里的饷乾之款所列的军饷当作了是全国军队俸饷，但其当为驻防八旗和绿营俸饷，禁旅八旗军饷和外省驻防八旗、绿营发放军饷渠道不同，其由户部八旗俸饷处专核，往往另外记载，两书的编纂者考察失误，竟然把此数据当作了全国军队饷额）。文职养廉银3473000两。武职养廉银800000两。八旗添设养育兵422000两。满、汉兵赏恤银300000两。恩赏旗兵钱粮380000两。更造漕船料银120000两。河工岁修银3800000两。采办颜料、木、铜、布银121014两。织造银140050两。各省留支驿站、官俸、役食银6000000两。以上数据来源于《圣武记》、《清史稿》。外省支出费用总计32011610两。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得知，乾隆三十年（1765年）总开支为41429127两，是康熙年间的1.44倍，主要是来自军饷、俸禄、工食钱粮的增加。而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岁入在4900万两左右，可以得知，其财政盈余为600至700万两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每年除了折色银两支出之外，清廷还须以大量本色粮米搭配用来支付军饷、俸饷（如一名八旗前锋，其薪水为每月银4两，米48斛）。根据嘉庆朝《大清会典》记载，京师每年发放数目为3022262石，而各地驻防八旗需要发放826304石，绿营需要发放1373827石，合计5222393石。

而嘉庆朝的岁出基本上依乾隆之制，但在项目上更加细化，根据嘉庆朝《大清会典》卷十二记载，共分为12个项目，分别是：祭祀之款、仪宪之款、俸食之款、科场之款、饷乾之款、驿站之款、廪膳之款、赏恤之款、修缮之款、采办之款、织造之款、公廉之款。根据嘉庆十七年（1812年）奏销数据，“岁入银，除蠲缓银四百八十三万二千八佰六十二两有奇，实入银四千十三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两有奇，岁出银三千五百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四两有奇”。

从嘉庆十七年（1812年）奏销单上，可得知约有5028660两的结余，但这些结余并不代表嘉庆十七年（1812年）财政充足，实际上这些是“各省岁入岁出之数”，并不包括京师费用，这5028660两的结余是属于各省的结余，“或入拨解部，或留协邻省”，而京师每年则要消耗900万到1000万两的款项。可知在嘉庆年间清廷已经开始入不敷出，财政情况极度恶化。

“量入为出”的财政体制需要收入和支出总额是相对固定，支出总额少于收入实现盈余，才能保持国家财政运转相对平稳。但从嘉庆年间开始，“出”的方面急剧增加，“入”的总量也出现略有下滑的态势，已经呈现出一定的财政困境。

“出”的上涨：嘉、道年间大宗支出军费和河工对财政的吞噬

清朝的财政状况在乾隆年间尽管有“十全武功”的浩繁军需与河工开支的加大，但尚能支撑，始终保持增长态势。据《陶庐杂录》记载，尤其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间，户部库银从6033万两增加到7390万两。所谓“乾隆一朝，大兵大役，散财不赀。四十五年以前又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户部尚余银七千八百万两”。

但白莲教起义的爆发成为清朝财政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根据史志宏所著《清代户部银库和库存研究》一书中写道，经过七年的镇压白莲教起义，光是在嘉庆六年（1801年），库存银降到了1919万两的空前低水平，几乎耗尽了乾隆以来规模巨大的库存银两。

而从整体上看，嘉、道时期的军费开支也比乾隆年间大得多。据《清史稿》记载，乾隆年间两次金川之役耗银9000多万两、平定准噶尔、回部耗银3300多万两、缅甸之役耗银900多万两、平定廓尔喀耗银1052万两、平定台湾地区林爽文之役耗银800多万两。其书漏记了安南之役，加上安南之役后，乾隆朝的战争经费支出应该在1.6亿两。

而嘉、道年间的战争经费开支则大为增加，前后高达2.5亿两。此外，该有《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两。嘉道两朝的军费支出明显比乾隆年间高出一倍多。以故“嘉道以后一切经费皆有竭蹶之虑”。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军需的财政支出中，并非全都来自中央户部的拨款，还有很多是户部直接向各省调拨的款项，从嘉庆三年（1798年）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清廷因为战争军需陆陆续续向各省调拨了1000多万两的经费，这些都对地方财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加剧了地方的亏空。就比如陕西一省，据《清仁宗实录》记载，白莲教起义的军费开支直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还有未销银528万多两。

仅次于军费的就是节节上涨的河工费用，所谓“乾隆四十七年以后之河费，既数倍于国初；而嘉庆十一年河费，又大倍于乾隆；至今日而底高淤厚，日险一日，其费又浮于嘉庆”。

据魏源所述，康熙年间河工一年不过数十万，到嘉庆年间已经是每年需要300多万。据《清史稿》记载，道光年间，每年的治河费用已不下500到600万。

嘉、道时期河工经费之所以不断上涨和人力成本、物料成本的上涨是分不开的。如物料价格，据文献记载，物料价格：“雍正以来，常年工费率六十万两，自此驯增百六十万”。

由此可见，军费和河工给予财政的压力是最大的，位居第一、第二位。而这些费用的加增，有两大因素构成：第一、合理性增长之外，比如河工一块，物料、人力成本费用上涨也是没办法。第二、就是嘉、道以来，贪腐问题愈演愈烈，不断推高了清廷办理具体事务的财政支出，也就是说有相当部分的财政支出完全空转，被贪腐所消蚀。据《清稗类钞》记载，如南河河工“岁修费银四百五十万两”，竟然有几乎一半要分润给各级官员，实际上就河工本身来说实际费用也就200多万两，“上下欺蔽，瘠公肥私，而河工不败不止矣”。

而清军内部也是贪污横行，在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时候，魏源指出八旗、绿营铺张浪费极其严重，与乾隆时期形成鲜明对比，“昔随明瑞征回部时，军中大帅惟供肉一胾，盐酪数品”。“及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理饷之员，如建昌道石作瑞、绥定知府刘佳琦，皆干没巨万。”

“入”的减少，巨额民欠扩大财政缺口

民欠是指百姓应该缴纳的赋税钱粮未能如数缴纳以至于拖欠者。由于嘉、道时期民困民贫的问题加剧，再加上吏治腐败，国家汲取能力严重弱化，造成了民欠急剧增加。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八月，“部中正项钱粮积欠，竟至一千九百余万两之多”。

据魏源在《圣武记》中所述，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到雍正四年（1726年），每年民欠“仅欠六十万”，而在嘉庆以后，“每年拖欠不下二百万”，在官侵吏蚀的相互作用下，各省民欠事态显然在不断加剧，严重伤害了清廷的财政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嘉道年间加大了开捐并摊扣官员养廉银的力度，而这两项政策则加剧了腐败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所谓“捐纳实官”，“嬲乱吏治，阻阂人才，莫此为甚”。

综上所述，清代前中期的财政支出康雍乾年间尚能运行良好。而在嘉道年间随着军费、河工上涨，支出急剧增加，再加上民欠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伤害财政收入，财政收支走向失衡，象征着清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下滑的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