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一）马场町刑场的经典照片

1950年6月10日，轰动岛内外的所谓“间谍案四要角”：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英勇就义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其中，33岁的聂曦上校：身穿白衬衫，下半截扎在军裤内，脚穿马靴，虽然两手反绑在背后，脖颈上紧勒着两股麻绳，但表情自然，面露微笑，视死如归。

就连台湾媒体在拍下这张照片见诸报端后，海外媒体配发的文字也是：“聂曦形象英武，大义凛然，死前毫无惧色。”聂曦上校就义前的这张照片，堪称经典，令不少后人心生无限感叹！

对于吴石中将、陈宝仓中将、朱枫情报员三位烈士的英雄事迹，后来均有较为详尽的的资料报道。唯独对于聂曦上校的情况，报刊及电视节目中都以“知之不多”为基调，甚至对他的生平、家庭、婚姻等情况都不得而知。只知道他是吴石将军的副官，替吴石送过情报，替朱枫前往舟山出过力等等。

近年来，随着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更多文件的解密，聂曦烈士在狱中的“自白书”、对自身生平的描述，及牺牲后遗孀高秀娟申领遗物的呈文内容都浮现出来。一个更加真实、有血有肉、甚至“希望从轻办理”的平凡英雄的形象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似乎与“脸谱化”的“高大上”英雄形象有些“出入”。

但是在这里我要郑重声明：聂曦烈士大义凛然的赴死形象依然伟大。他的“希望从轻处理”就如同台共“四大金刚”之一的张志忠烈士在狱中告诉属下：敌人要放你出去抓战友，你应该答应他们，只要坚持立场，出去可以做很多事情，还可以保护战友逃亡！……二万五千里长征，失掉联络的党员，二十年以后再联络上的也有，不要大家都去当烈士……”一样的道理。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二）聂曦事迹简介

聂曦（1917—1950）祖籍福建闽清（福州市辖县），出生于福州著名的富人区——三坊七巷中的宫巷（有资料介绍说其原名聂能辉，这是错误的，聂能辉是其亲戚，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前夕就义于南京雨花台，解放后被授予革命烈士）。

其从军履历如下：毕业于海军陆战队讲武堂学生队第二期，曾任陆战队排长两年，其后历任军委会粤桂江防司令部上尉队长，第四战区长官部少校副官、军务处少校科员，军政部总务厅交际科中校科员，国防部交际科中校科员，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长，福州绥靖公署上校专员，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上校专员，卅八年十月（即49年10月去台后，本文作者注）调任现职（以上是聂曦“自白书”自述履历）。

聂曦烈士的“自白书”

聂曦大概是在1941年前后，成为时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吴石将军的副官，其后的职务均由吴石安排提拔，由于是乡谊的关系，其后一直是吴石绝对信任的亲信。被捕时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上校科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石到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聂曦跟随吴石升任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长。自1947年吴石与中共开始秘密接触后，为我党提供了的许多重要情报（如《长江布防图》），其中大部分都是作为副官的聂曦专程从南京送给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个别极重要情报是吴石将军亲自接头的）。

吴石将军

就在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时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中将，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让他的副官聂曦和王强把298箱国民党准备运台的绝密军事档案，转移到福建省研究院书库藏匿起来，留在了大陆（福州解放时，这批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被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然而8月14日，就在蒋介石任命吴石将军为国防部参谋次长，要求他赴台上任之际，本可以留在大陆转赴解放区的吴石将军却说：“我的决心已下得太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8月16日，吴石毅然留下大儿子、大女儿，携夫人王碧奎和小儿小女奔赴台湾，聂曦也义无反顾地跟随长官潜伏入台。次日，福州解放。

去台后，吴石将军与妻子、小儿子合影

聂曦入台不久便升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上校科长，他推荐了“好友”兼老乡的“国防部”二厅中校参谋王正均继任吴石将军的副官（俩人此前在宫巷同住时便认识，后来走向相同的革命道路），但“重要事项”吴石将军还是会“安排”聂曦去完成。

聂曦不仅与潜入国民党军队的地下党同志秘密接头、传递情报。还按吴石指示，利用其特殊身份，将重要情报亲自送往香港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

但随着国民党当局对进出台湾的海陆空通道的封锁愈来愈严苛，以及舟山群岛、金门战役的相继失利，为了及时收集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决定派遣在港的情报员朱枫赴台接续传递情报（朱枫先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上，再与吴石将军接头获取了不少的重要军事情报，前期文章皆有专述）。

（三）事发被捕就义

1950年1月底，随着中共在台最高领导人、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被捕，供出了朱枫。吴石将军得知此事后，冒险为朱枫申请了一张往定海的离台“特别通行证” （署名为“刘桂麟”），而为朱枫办理申请出境证件的经办人就是聂曦。

朱枫虽然于2月初乘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但因无船渡海，在躲藏了14天后被随后赶来的宪兵队拘捕关押。2月26日夜朱枫吞金自尽未果，被送往台北医院抢救。

朱枫

随后吴石将军夫妇，陈宝仓将军及聂曦上校、中校副官王正均等人于3月初相继被捕入狱，轰动一时的“密使一号”（吴石将军的潜伏代号）大案就此告破。

国民党当局为“密使一号”大案专门成立了“国防部特别法庭”进行审理，审判长是时任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的二级上将蒋鼎文，审判官是时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的韩德勤中将和刘若英的爷爷、15岁入黄埔一期，时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的刘咏尧中将等四人。

根据诸多解密档案显示，吴石等人在审讯的过程中还是“比较配合”的，对事件“供认不讳”，以期争取一定的“宽大处理”（其中就有聂曦的“希望从轻办理”的签名档案，签名日期是四月四日）。

这当然无可厚非，人在绝境之下的“求生本能”是再正常不过的。“脸谱化”的“高大上”肯定有，而且不在少数。就如我们前文提到的硬汉——台共四大金刚之一的省委委员兼武装部长张志忠烈士也是在多番劝降下不愿投降，只求速死的，在关押四年后被枪杀。而其他三人：书记蔡孝乾、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都当了叛徒而苟活。

据时任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1950年3月20日呈递的《特种刑事案件侦查意见书》显示，聂曦所犯主要有三罪：1、利用职务之便多方搜集情报提供给吴石；2、亲自携带吴石的重要情报赴香港送交何遂；3、捏造假身份代女交通员刘桂麟办理出境证（即朱谌之）。

1950年6月初，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呈文“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提出对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给予重判，但免于死刑。

周至柔将此判决意见转呈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大怒，严厉地批示：“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审判不公，并为罪犯说情，殊为不法之至，应即明该三员革除原职为要。”于是，情况急转直下。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特别法庭”在国防部军法处开庭。审判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整个审判时间很短，审判长匆匆问过四名“要犯”的姓名、年龄和籍贯后，就匆匆宣读了死刑判决，并称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立即执行。

实际情况是，蒋介石亲自“核准”的《总统宁高字390084号》杀人密令已于开庭前一日送达军法处。

当日下午四时半，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即被押赴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两个月后的1950年8月10日凌晨，受“吴石案”牵连的副官王正均、作战参谋林志森也在马场町就义。其余受牵连者被判处5—10年有期徒刑。

聂曦烈士牺牲后，以前的报道都是：“聂曦在台湾没有亲人和子女，遇难后无人认领遗体”。实则不然，解密档案显示，聂曦遗孀高秀娟此时因患病在身（二人育有子女！），便委托在台北的亲戚杨韵清（为聂曦表妹）代办了烈士身后的相关事宜。不至于使聂曦烈士向许多大陆赴台牺牲的英烈们被草草掩埋于台北六张犁乱坟岗，甚至有的烈士的遗骨最后都不知所终。

聂曦遗孀的呈文

（四）多余的解释

上述有些描述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太“舒服”，但这是真实的历史记录。个人认为这绝对不影响吴石、聂曦等烈士在我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他们的形象反而更加鲜活、更加真实可信。难道刻意的塑造形象就是对英烈们的尊重吗？

事实上，在2013年修建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时，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烈士的雕像是位居广场正中位置的，也许这就能说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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