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的话，五代时期政权的碎片化应该基于中古时期南方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观察，体现的是南方人口、经济水平的增长。

严格来讲，“五代”与“十国”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纵向的时间概念，后者是横向的区域概念，前者指代的是北方政权的更替，而后者指代的是南方政权的零碎，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方实际上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北方展现出的各个势力对于“中原”地区的争夺，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割据体系，如果我们将问题聚焦于为何五代十国会呈现出零碎感，那南方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南方的开发可以说是贯穿中国古代史的重要问题，饶胜文在《布局天下》认为三国时代并不是天下三分的典型模式，更加典型的是南北朝时期关中-关东-南方的格局，也只有整合整个南方的实力才足以和关中、关东鼎足而三，这进一步体现出在中国古代史的前半期南方实力的衰落，以最为典型的楚国为例，从版图上看楚国几乎占据了南方的大半个中国，但是实际上楚国的核心区范围十分有限，首先是作为立足根本的江汉地区，而到了战国后期，在白起破郢以后楚国的核心区转向了淮北地区，实际上已经不属于纯粹的南方地区，而到了楚汉之际，项羽所依据的也主要是淮北地区，而并非南土。

而进入中古时期，南方开始了迅速的发展，从魏晋时期的衣冠南渡到隋唐时期的大运河，南方的人口与经济水平开始提升，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唐廷的衰落进一步加剧了对南方漕运系统的依赖，在张国刚的分类中南方也被划归为“东南财源型”，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南方也是首先被唐廷收复的区域，东南地区的刘展之乱在安史之乱之中便被平定，这也为中晚唐时期中央维持与藩镇的平衡奠定了物质基础，从刘展之乱的爆发与平定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一方面是南方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则是相对中原地区而言他的军事力量仍然不足，实际上这种矛盾关系同样也是五代时期的写照。

观察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形势，可以发现“闽”“南汉”“吴越”等政权在此前并不常见，更多时候他们是作为“楚国”“东晋”等南方政权的一部分存在，并且这些政权大多存在了超过半个世纪，这说明此时南方各个区域的经济与人口已经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政权，因此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出现割据最基础的原因在于：南方各部第一次拥有了独立割据的实力。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与这种割据现象相伴而来的是现象是南方局势的相对稳定。在南唐崛起以前，南方各个政权基本满足于保境安民的目标，他们不仅无意北上，甚至对于称霸南方也兴致阑珊，最为典型的就是钱镠临终前仍叮嘱道：“子孙善事中国。”从这个角度而言，五代时期的南方政权仍然处于刘展之乱的延长线上：一方面随着经济、人口的增长，他们有了割据一方的能力，另一方面南方各部在军事方面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让他们满足于割据一方，仅仅作为五代更替的旁观者。这种格局最终被南唐打破，南唐本身就是魏晋时代南方的核心区域，他在南方对闽、楚的扩张可以视为重建东晋式南方帝国的努力，但是在宋结束了五代的动乱后，这种努力最终也只能付诸东流。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的更加长远一些，会发现五代十国与元末的南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元末的乱世，朱元璋、陈友谅都是以南方为根基，并最终以此争夺天下，两相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在此时南方的人口水平已经足以支撑更为宏大的统一计划，饶胜文形容的关中-关东-南方模式已经不适用于后半期的中国古代史，因此那些称赞朱元璋是第一个实现以南胜北的人存在一个思路上的偏差，即此前南方的羸弱并非因为军事地理问题，而是在于没有足够的人力，到了元末这一形势便被逆转了。

总而言之，五代十国南方的割据形势基于两个方面的夹击作用：一方面，南方各个政权的经济、人口能力足以支撑各个部分独立建国，另一方面，此时军事上的不足限制了南方各国的扩张，反而促进了南方割据形势的相对稳定。如果没有前者，南方将被一个统一的南方帝国统摄，如果没有后者，割据形势将会被更宏大的征服计划取代，因此从本质上来看，五代十国的碎片化是因为他处于东晋向元末的过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