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军

调军机关工作后，我无时无刻不受到首长们的亲切教诲和传帮带。1978 年，处里分工我管内勤。虽然我在团里干过内勤工作，但军里范围大，层次高，涉及面广，上对兰州军区，下对各师和直属团，每天给首长呈送文电，与机关各部门打交道。工作中我从来不怕苦和累，最担心出纰漏，一向认真细心，很快得到首长和机关的认可，一致评价作训处新调来的那个瘦高个参谋工作认真负责。

然而最担心出纰漏还是出了纰漏，1978 年下半年，我呈送胡军长签发的两份电报接连发生一字之差张冠李戴的问题。第一份电报是发给 55 师，明确 164 团 9 连到兰州军区中卫造纸厂执行军工生产任务，要求师里事先派人到宁夏军区作训处联系相关事宜。我在电报中，将宁夏军区作训处误写成作战处，军长边审阅电报边问我：“省军区作训处改成作战处了？”

我当即意识到是自己笔误，十分愧疚地说：“军长，是我写错了。”

军长一句话也没有说，将“战”改为“训”签发了。

时隔不久，我又起草了一份答复坦克12师嘉峪关机场反空降方案的电报呈送军长签发，电报里将动用坦克 45 团误写成了47团。军长边看电报边摘下眼镜对我说：“47团驻文殊沟过北大河不方便吧？而且距离也远，还是就近动用驻榆树沟的45团吧。”

我一下子紧张得身上冒出汗来，结结巴巴地回答军长：“是45团，我写错了。”

只见军长一边用左手上下晃动着他的老花镜，一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真厉害，两次都是一字之差，就把单位给张冠李戴了，打起仗来可要掉脑袋呀！”

我一时羞愧得无地自容，浑身的汗水湿透了衬衫。军长见我尴尬窘迫的样子，一面迅速将电报修改签发后交给我，一面严肃认真地说：“文字工作一定要细心、准确。”

胡军长接连两次一字纠错，对我触动教育极大。我没有原谅自己到军机关时间不长，对相关编制和部队部署不够熟悉的情况，也没有埋怨处长审阅时没有把好关。而是向调军机关早，经验丰富，曾经管过内勤的老参谋请教。

刘德山参谋告诉我，“秘诀只有一个，凡是呈送给首长的文电都要反复校，校反复，逐句逐字，逐字逐句，毫不马虎”。吃一堑，长一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在认真领悟胡军长“打起仗来可要掉脑袋。文字工作一定要细心、准确”的教诲，虚心向他人学习的同时，下决心练习文电校对功夫。从此后直到离开军机关，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那时各处室都统一在打字室打印文件，除文件起草人员校对，将错情改在蜡版的底印页棉纸上外，还要求打字员在油印前，也要认真校对。后来，打字室王玉倩、杨丽萍和侯京芳三位同志，见到我校对的文件底印页时，总是以信任的口气说：“陈参谋校对的文稿，免校。”

能有这样的进步，胡军长一字纠错，殷殷教诲，触动大，收获多，令我终生难忘。

胡军长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和郭时胜军长一样，都是久经沙场，战功卓著，治军有方的战将。曾获得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和红星功勋荣誉。是党的十一大代表和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在担任志愿军 419 团团长和 140 师副师长期间，参加了五次战役与“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行动，指挥所属部队英勇作战，殊死搏斗，与兄弟部队一起，创造了我 47 军打败不可一世的美帝王牌“骑兵 1 师”的辉煌战果，为抗美援朝作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当年 47 军驻防湖南期间，胡军长曾与时任省委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多有交往。他虽然经历如此辉煌，但却非常务实低调，从不向部下提及。他经常要求部属的一句话，“19 军要想有地位，就得扎扎实实搞好工作，加强部队全面建设，让党中央和华主席放心”。

这就是我们 19 军当年的两位具有传奇故事的军长，我能在他们手下当参谋，得到他们的教诲和关爱，十分幸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