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出来的又一项成果，其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卜天这样评价：现代科学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塑造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许多观念的产生都与科学变革有关系。可以说，后世建立的一切认为社会学科都蕴含着一种基本动机：要么迎合科学，要么对抗科学。

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人类最终还是选择了迎合科学，简单的例子便是：在没有科学的古代，即便明君再怎么有德行，即便再怎么国泰民安，终究还是有些受不了现有制度体系的智者，选择归隐山林，自乐自得地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西汉初期的商山四皓，唐朝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就是绝佳案例。

隐者之所以归隐山林，要么就是对统治者的政策不满，要么就是受不了制度礼法的条条框框，还有就是看不惯当时“被污秽”了的社会风气，故而躲在山林里眼不见心不烦，落个逍遥自在。

再来看看科技全面武装的二十一世纪，试问还有谁愿意归隐山林，过着与世隔绝的原始人生活？就连过去以深山宝刹自居的得道僧人，也都忍受不了寂寞，人手一部手机聊得开心得不得了。虽然寺庙中依然香火缭绕、经声琅琅，但大都坐落在市区最繁华地段，看似诵经祈福，实则不免招徕一把生意。

为何在科技主导的现代，人都不愿归隐山林做一名声名远扬的隐者呢？主要原因还是科技给得太多了。古代因为生产力的原因，很多困难无法解决，连跨省出游都要走个把月，故而只能磨炼自己的耐力来使得自己心静。现代不同了，有了科技的“仗义出手”，别说跨省旅游，就是出国也不过十几个小时，无须通过修心来强迫自己能忍了。

所以，正如张卜天所说，科技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毫无争议的大事，对人类现代文明起着重新塑造的作用，科技的高效率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快节奏，对人类社会方式起到了完全变革作用。

不过很可惜的是，科学这一对人类产生伟大变革的新学科，却不是我泱泱大中华发明创造的，而是由我们迄今都很反感、认为志不同道不合的西方世界所首创。不论是早期的阿基米德浮力定律，还是中期的系统性力学运动定律，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学者。

即便是现代的科学体系，无不是西方和北美学者在添砖加瓦，我们泱泱大中华正在做的，似乎是紧紧跟随他们的步伐，不落伍罢了。难怪张卜天所言：科学是一个西方概念，脱胎于西方文明这一母体。

科学为何亲西方而疏东方？这不得不提2100多年前的一次“大一统”选题，导致科学彻底跟中华文明说拜拜。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在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时期，随着君主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官僚体系越来越强大，对老百姓的思想禁锢可谓越来越深。宋朝时期女子生活不爽，还能有离婚自由，可到了明代，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可谓深入民心了；

清朝时期更不用说，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在推行奴化教育，朝中大臣不以当听话的“奴才”为耻，反以为无上的荣光。故而在面对具体的事务时，习惯了“多磕头少办事”，导致整个社会呈现出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死气沉沉的局面。

人人都死气沉沉，脑子被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礼义廉耻塞满了，怎么可能还有运动定律、浮力定律的思考琢磨，科学当然不可能入中华门。

虽说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扼杀了人心，更扼杀了创造性，但在26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还是迎来了思想大齐放的黄金时期。

在这一时期，虽说囿于生产力低下、人力至上的现实，如何治国、如何凝心聚力仍然是思想界的主流旋律，但让人十分欣慰的是：以劝课农桑为主业的农家诞生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农业科学将是我泱泱大中华首创；以机械制造、光学成像为主业的墨家也诞生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光学理论也将由我们说了算。

尤其是墨家的学说，荷兰学者弗洛里斯·科恩曾这样扼腕叹息过：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墨家包含的研究和学说最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或者已经接近于发展出这种科学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墨家学说已经萌发出了科学萌芽。

为何这么有科学发展潜力的农家和墨家学说最终“昙花一现”了呢？这不得不提中华老祖宗的一次“大一统”选题，导致科学萌芽“胎死腹中”。

首次“大一统”选题的是孔子，作为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圣人，关注的焦点一直是这个天下是不是礼仪的天下、自律的天下？

在孔子的心目中，他希望天底下的所有人在行为举止上高度统一：举手投足都能谦卑恭敬，面对君王都能跪地叩拜，女人都应该穿得严严实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男人见了女人都应该背对着，不理不睬，因为“男女授受不亲”。

由于有了孔子的“正本清源”，再加上孔子对砍瓜种菜非常鄙视，因此专注于研究农作物生长的农家就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导致原本可以两条路走的“科学”失去了一条腿。

再往后，到了汉代，慑于秦朝的转瞬即逝，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万世为君”的汉代统治者便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思想再次来了个“大清洗”，力求来个思想上的“大一统”。最终，在董仲舒（公元前100年左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呐喊声中，中华老祖宗于2100多年前最终完成了“大一统”选题，导致科学萌芽彻底“胎死腹中”。

对此，弗洛里斯·科恩也深表叹息：当了东汉时期（公元1世纪），整个墨家传统最终消亡，由皇帝批准的道的综合把它彻底赶出了历史舞台，它没有也不可能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