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知中华文明的人都知晓：作为主导中华文明走向的历代圣贤，他们的一大共同特点便是：对现实的物质世界顺从，而对人自身（准确说是对他人，自己排除在外）则十分苛刻。

为此，他们对大自然总是抱着敬畏的心态，将大自然打造成了一个脾气非常大、力量无穷大的神秘领袖。在与大自然打交道期间，只敢总结这位神秘领袖的脾气秉性进而逆来顺受，却不敢逾越雷池半步；

但反过来，他们对人自身则求全苛责、要求不断；自春秋时期开始，以“治人”为核心的思想在中华大地上野蛮生长，随后经历了秦末农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灵魂拷问之后，他们将“治人”更上一层楼。

在汉武帝时期全面推行了以“忠顺之德”教化、以等级之礼约束的儒家思想，中华历史进入了全方位的集权时代。

虽然中途短暂出现了“解放思想”的历史朝代，但“治人”一旦绷紧便再也无法松开，直至明清，以“奴才”为教化的忠顺之德在中华大地上开出了畸形花朵，民族的个体性、创造性被彻底扼杀。

所以不要问中华民族为何出不了原始创新，怪就怪在中华老祖宗推崇的“忠顺之德”，深深刻在了中华民族的基因当中。

中华老祖宗：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成为了2000年封建集权的法理基础

客观而言，中华文明之所以全面迈入“治人”、“忠顺”的主旋律，并非儒家一家治国。

早在春秋时期，齐法家代表人管仲就曾在《管子·正世》中下了一个恐怖结论：“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给以后2000年的中华文明成功上了一道紧箍咒。

站在统治者角度而言，自然不喜欢民众有思想，七嘴八舌的、絮絮叨叨的，真叫人烦恼呢。于是他们将民众的嘴巴闭上，将民众的视野关闭，用刑罚、用利益、用国家机器等各种措施“弭谤”。

用他们的话来说，民众的思想如同婴儿一般落后不成熟，唯有他们这些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大思想家才能提出高屋建瓴的建议和宏伟的愿景，才能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

至于执行嘛，自然不是他们的事，得让民众帮他们执行。做得不到位就拿起皮鞭往死里抽，拿各种鸡汤疯狂灌，力求将民众的精气神榨干榨尽。

所以封建王朝的农民非常可怜，不要搞生产供养庞大的、爱吹牛的老祖宗们，还得征调入伍打仗、服徭役给执政者干规模浩大的面子工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华老祖宗牛皮吹得有多大、做事有多不靠谱，实践一检验就出来了。历代封建王朝（尤其是搞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经历了短暂的以榨干民力堆积起来的盛世之后，很快沦为了不堪重负的病人。

偏偏此时的他们依旧执迷不悟，依旧将压榨民力、大搞集权当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最终不过是南辕北辙、提前归西罢了。历代王朝民众的揭竿而起大多不是为了“王侯将相”的尊位，而是因为“吃他娘、穿他娘”，可见中华老祖宗的想法有多不符合实践。

“乱”真的是大害吗？唐太宗：我就纵容乱了，“贞观之治”不香吗？照样响当当

回到主题，“害真的莫大于乱吗？利也真的莫大于治吗？”站在科学角度显然是不正确的。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并不是一人说了算就政通人和、百废待兴了。反而“一言堂”容易让政策走偏，进而出现不可扭转的恶果。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懂得这个道理，即便自己是智商超群的明君，难免也会误信误判导致出现政策失调，这就是“中正”。为此，他吸收了不给自己面子的魏征、孙伏伽等人，让他们有啥说啥，不要在乎自己的脸面。

有了这个基调之后，魏征果然“有恃无恐”，不仅经常当着大臣的面说唐太宗的错，还变本加厉说是“十分愚蠢”的行为，搞得唐太宗李世民常常下不了台，怼不过只好气呼呼走了。不过冷静下来的李世民又对魏征道歉，可谓深谙“中正”之理。

按照中华老祖宗一贯的理念，这是不是太乱了。臣子骑在君主的脖子上不仅说君主错了，还说很蠢。这不是乱了尊卑和君主名分了吗？但是，最终结果却是：李世民成为了历史上无可争议的千古明君，而君臣较乱的“贞观之治”却成为了大唐的第一个盛世。

所以，中华老祖宗就是自以为是，根本不存在“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唐太宗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我就乱了，“贞观之治”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