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学者弗洛里斯·科恩在科学史丛书《世界的重新创造》开篇章节，给出了科学来临前后人类生活的鲜明对比：

科学来临后，人类生活经历了由地狱到天堂的巨变

科学来临前：你终生必须在土地上弯着腰劳作，但依旧不能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为了能够增加劳动力收获更多的粮食，你会生下很多孩子用以帮助劳作，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没有有效的抗病药物，他们大多先你而去。

即便他们中少部分活了下来帮着一起劳动，但你会发现他们产出的粮食根本应付不了你们的口粮。周围战争处处可见，你的儿子们被迫上战场，很快就得到他们战死沙场的坏消息。

面对接踵而来的噩耗和拼尽全力都无法养活家人的现实，你变成了意志消沉、哀怨四起的怨妇，你会怨天尤人，会诅咒命运不公，会嫉恨给你带来痛苦的所有人，最终，你和周围大部分人一样，活不过45岁。

科学来临之后：因为有了机器之后，到处都是一片轰鸣声。机器的使用使得你和家人都从不适合人类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而机器的高效率使得商品层出不穷。商店里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旧的还未被使用，就被新的商品所取代。

因为医疗卫生的发展，通过注射各种疫苗，孩子们的生命得到了保障。他们变得比以前更可爱、更漂亮也更健康。不过你生的孩子比以前大幅减少，倒不是因为战争的问题，而是你有更加想要做的事情。

你的生活比以前忙碌许多，除了应付各种会议之外，你还必须跑到很多远离家乡的城市出差。当然，有了飞机和火车之后，以前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的路程，现在只需要几小时就能到达。

因为能够经常出去看到外面的世界，你的视野打开了，心情也变好了，因此在工作之余，你会出去旅游度假，在海滩上闭门养神。因为食品卫生有了保障，你的寿命大幅提高。

1687年，牛顿综合前人和自己成就，发表了历史性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宣告了科学时代全方位来临

通过科恩对人类生活在科学来临前后的对比可知：之所以人类世界的生活能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科学带来了高效率高强度的机器生产，使得人类从原本不适合自己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进而发挥人类独特的优势——发明创造，并进一步改造机器，提高效率。

那么，是谁带来了科学呢？这个答案小学生都知道，是英国的牛顿。

1687年英国人牛顿发表了历史性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宣告了人类文明步入了科学时代，自此，工程力学、数学、天体力学、生物医学等各个领域同时发展，成为了助推人类文明打了鸡血般前进的利器。

实际上，科学的出世并非牛顿一人之贡献，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时期，科学就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诞生，进而历经阿基米德的公式推导实验求证，再到公元1600前后实验物理学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终于为科学的全方位到来铺平了道路。

牛顿综合前人的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总结提炼出了力学定律，为科学世界奠定了一块基石。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因为牛顿是英国人，故而科学体系首先在英国构建。由科学促成的工业革命也首先发生在英国，故而英国从科学中受益最早也最多。

原本龟缩于英伦三岛的英国借助科技利器，开始了全球范围的殖民扩张，鼎盛时期建成了横跨欧亚非大陆的330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成为了一时风头无两的“日不落帝国”。

力学之父牛顿为何生在西方？除了不用佝偻着背敬酒之外，西方世界的“有力”环境也是关键

读到这里，很多国人估计忿忿不平：我大中华论面积是英国的40倍，人口更是英国的20倍。而且大家都这么认为：咱们中华民族自古都很聪明也很勤劳，春秋时期，咱中华老祖宗们就开始玩谋略，比现在西方国家早了不知几千年。

那么问题来了，力学之父牛顿为何不生在咱们大中华呢？在我看来，理由有二。

1.想要出人头地，佝偻着背敬酒少不了。早在轩辕黄帝统治的上古时期，中华文明就形成了以群体为蓝本的生存模式。如何发挥群体的合力成为了历代中华老祖宗执着钻研的难题，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建立君主专制，最大限度发挥领头羊的领导力，是发挥群体合力的关键。

在这个彼此心照不宣的共识达成之后，中华文明逐渐迈向了一条“羊肠小道”：如何做好一个君主？如何治理百姓？以此发展出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等治国思想，看似百花齐放，实则选题单一。

至于力学、天文学等统统不重要，把人“治好了”才关键。这种以“治人”为终究奥义的文化内核一旦形成，必然扼杀了个体思想，甚至为了减轻君主治人的难度，孔子提出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下愚不移”等愚民化政策，科学所需的创新思维必然被齐根切除。

而且，树立了以君主治人为核心的文化氛围，必然导致一切向君主看，想君主之所想，急君主之所急。这就诱发了一个让普通人叫屈的现象：想要干出成绩，出人头地，对君主佝偻着背谄媚敬酒，必然少不了，何来的创新发展？

2.西方“有力”环境也是关键，东方则追求不受约束的“大权独揽”。东方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一大特色便是：它孜孜追求的是权力无限大，不受外界约束、大权独揽是历代皇帝最想干的事，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历代君主上台之后，无不诛杀权臣、功臣，为的就是将这些制约自己权力的绊脚石统统挪开，这居然被称为智慧。

西方文明则截然不同，虽然西方不乏皇帝，但权力也是被约束的。英国小说《金枝》曾提及到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

故事主人公因为会求雨，拥有了常人不具备的技能，被民众授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是被制约的，民众在赋予主人公权力的同时，也对其施了外力：一旦他求雨不成，必将自杀以谢罪。

无独有偶，德国皇帝建造了一座皇宫，因为太高遮住了一处民宅，让农民享受不到阳光，于是农民就将皇帝给告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法院居然判皇帝败诉。这在东方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存在。

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外力作用，西方国家对“力”的感受也最深，故而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探讨了自然界中的力学问题，只不过当时认知受限，导致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牛顿晚来人间2000年。

综上，牛顿为何生在西方而不是咱大中华？除了不用佝偻着背敬酒，“有力”环境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