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总结的一句话：东方文明“治人”，人很听话；西方文明“治物”，物很听话，可谓一语中的。

自古以来，以中华文明为驱动力的东方文明均将“治人安天下”当成了唯一研究课题，如此保证了“家天下”的稳定传承，并逐步走向了集权专制的畸形时代。

而西方文明对于“治人”似乎向来有心无力。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英国时期，国王詹姆士一世深感权力集中的“好处”，准备效仿东方文明进行文化上的引领，提出了“君权神授”的口号，不曾想不止没能达成共识，反倒促使了全民的暴动，最终引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治人”只会拉仇恨，谁满脑子里都想着如何“治人”，仇恨值就会在谁的身上野蛮生长，最终将他葬埋。

中华文明好“治人”，轻“做事”，仇恨值一直居高不下

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是，明知“治人”容易拉仇恨，但东方文明却常常无视“前车之鉴”，反其道而行，在“治人”的路上越走越远。

即便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继位之后都在为子孙万代万世为君的“春秋大梦”不懈努力中，即便历代圣贤们也都不遗余力地提出各家思想理论为君主圆梦。

但事实胜于雄辩：历代王朝在不断集权的过程中，仇恨值越来越高，最终积攒到一定程度，流民四起，权臣当道，群雄逐鹿，王朝崩溃。

即便中华老祖宗以“气数已尽”搪塞世人，但王朝末期的腥风血雨却无情说明了一点：诱使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治人”引发的仇恨值实在是太高了。

明知“独吞独占”、“多管闲事”的“治人”必将引发王朝喋血街头、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为何中华文明依旧好“治人”呢？这与中华文明的特殊起源有关。

自中华始祖起源之时，险象环生的外部环境，新石器时期山一般的猛兽四处横行使得中华始祖们只能抱团取暖。在这种过程中，中华始祖们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

个体在自然中根本就无以生存，但汇聚成群体便能“服狡虫、制禽兽”。故而中华始祖们不断给自己贴上了“群体动物”的标签。

如何让群体力量最大化呢？很显然一方面是不断增加群体的人数，另一方面则是推选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使得他能够震慑天下、威服四方。如此，以“治人”为目标的君主和君主原则也就应运而生。

虽然后世王朝的末日崩塌不断告诫着一个真理：“治人”除了拉仇恨，还是拉仇恨，对子孙万代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因为有了“群体动物”的生存理念，中华老祖宗们对“治人”非常头铁，总是一厢情愿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时君主权力不够大，身份不够神。

史上难得的“做事”朝代，仇恨清零，历时23年，成为了千古传颂的盛世，缔造者也成为了千古明君

中华文明对“治人”的迷之自信和执着追求，导致中华老祖宗们走入了另一个歧途：培养情感上对自己万分依赖的“傻子”，才是“治人”的真谛，这便是后世君主万分痴迷的“忠”，孔子将其上升为“德”。

号称儒家三礼之一的《礼记》有云：“孝悌忠顺可以为人，可以为人，然后可以治人”可谓赤裸裸将古人期盼的“德”之真相公之于众。在这种追求“忠顺”的文化面前，臣子最高谥号为“忠”，臣子最大罪过便是“谋反”。

故而历代帝王对于臣子的“不忠”可谓是深恶痛绝，常常防微杜渐、将其扼杀在摇篮里。但凡臣子有一点“不忠”之表现，即便没有十足的证据，帝王都会将其斩杀以绝后患。

著名的如汉景帝。因为汉景帝动作太大，搞出了七国之乱，汉朝天下危在旦夕。好在武将周亚夫善于用兵，及时将其平定。如此功劳，绝对是汉朝忠臣。

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汉景帝对这位帮了汉家江山的得力干将猜忌了起来，并且还借着吃饭的当口“测试”了一把。原本就粗人一个的周亚夫哪懂得这些东西，果然没通过测试。

虽然回到家的周亚夫意识到自己出了纰漏，及时赶到皇宫向汉景帝道歉，结果却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再也无法收回。周亚夫的最终结局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当然凡事总有例外，史上也出现了难得的“做事”朝代，只对事不对人，导致“仇恨清零”，前后历时23年，成就了千古传颂的盛世佳话，其缔造者也评为了千古明君。他就是唐太宗缔造的“贞观之治”。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天下和解，并没有对建成和元吉余党斩尽杀绝，反倒是大赦天下、竭尽所能。这种不计前嫌的心态被后世之人称之为“胸怀宽广”，实际在我看来唐太宗不过是“做事”的心态。

因为崇尚做事，淡化“治人”，导致不拉仇恨，建成死党魏征、薛万彻、李思行等成功加盟太宗阵营，并被委以重任，为贞观之治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崇尚做事，淡化“治人”，魏征终于可以硬怼李世民，表达出了“只做良臣不做忠臣”的做事人设。

所以说，中华文明好“治人”有其特定环境因素使然，但代价却是仇恨值过高，史上难得出现一“仇恨清零”朝代，前后历时23年，终成千古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