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最后被慈禧太后加封为一等毅勇侯，以此表彰他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卓越贡献。这也使得曾国藩力压同时代的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名臣，成为取得事功成就的第一人。

曾国藩取得这样的巨大成就无疑是艰难的，但在关于他是如何做到时，我们总是被灌输正面的思想，说他严格自律、勤俭节约、廉政光明等等。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曾国藩真的是保持稀有的品行，在一群人心复杂的同事之中，最后脱颖而出，成为天选之子的么？

不见得。

如果你了解韩国总统文在寅、卢武铉的往事，或者知道古代清官海瑞的结局，就知道要在官场这样的大染缸里，靠别具一格的个人魅力和品格成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官场要做成一件事，不是看你有多干，而是要看你能调动多少资源。你要是太过于光芒万丈，难免招来横祸，最终身败名裂。

从这个角度来看，曾国藩一定比我们以前接受的形象更复杂。

而我在阅读一些史料之后，最被颠覆的认知是曾国藩其实是个“贪官”，准确地来说，他是个非典型清官。而这一切有着必然的原因，以及令人深省的哲理。

曾国藩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文化教育，他有非常严格的一套修身、做事的规矩。

他推崇并执行这套规矩，坚信做人应该做君子，当官应当为民请命。

年轻时候的他不但自己坚定执行这些理念，还要推己及人，只要别人稍有违背，他就要跳出来严厉指责，是一个“优秀”的愤青。

这样的性格和行事，让年轻时候的曾国藩吃尽苦头。

咸丰皇帝新上位的时候，走走程序的让大臣们进谏说说皇帝的缺点，给他咸丰提点建议，让他好好改进。

大家都懂，这种事情嘛，说点不痛不痒的事，诸如领导少熬夜，领导要好好吃饭之类的，就可以了。

但曾国藩觉得不行，我们追求圣贤君子，君子怎么可以说谎，君子怎么能不讲信用。于是，尽职尽责的曾国藩本着尽忠的原则，给年轻气盛的咸丰提了3个缺点：

1、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2、徒尚文饰（喜欢搞表面功夫）

3、刚愎自用，出尔反尔

人家咸丰好歹是皇帝，这样直白的话放在普通人身上恐怕也要得罪人，毕竟树活皮人活脸。

结果咸丰大怒，扬言要把曾国藩绑了马上法办，好在周围的人及时劝阻，这才让曾国藩逃过一劫。

曾国藩对皇帝都敢如此，对普通同事就更加如此了。

1853年，曾国藩奉皇上之命，在当地操办团练，说白了就是组织训练民兵。

当地的正规军是由清德在统领，当时的清军体系已经病入膏肓，武将整天混日子，士兵小偷小摸。

曾国藩一看不行啊，咱们儒家推崇仁智礼仪信，再说了为人臣子就要替人尽忠，你这算什么事。

就号召清德组织士兵们跟湘军一起训练，但清德不理他，还故意找茬闹事。曾国藩一急，就用皇上特批的专折凑事之权，一封信就把清德给双规了。

新上任的绿营头领鲍起豹一看曾国藩这么嚣张，就直接鼓动一群士兵去曾国藩办公室闹事，逼得他翻墙落荒而逃。谁知道他吃了暗亏，湖南一把手巡抚骆秉章不但不帮他，还教训他“打仗还是要靠他们”。

本以为应该得到道德表彰的曾国藩，反而遭到了湖南官场的一致孤立，曾国藩一气之下远走江西。

江西巡抚陈启迈是个控制狂，他不懂军事却要对曾国藩指指点点，曾国藩不听他就克扣曾国藩军饷，曾国藩气不打一处来，一封信交给咸丰，就把陈启迈给办了。

新上任的江西巡抚看他屌屌的，就更不配合他，军饷都随时停放，曾国藩苦不堪言，一边是涣散的军心，一边是屡屡的败仗，另一边是不断的内部斗争。

他逼得没办法之后，向咸丰要权力，希望能做两江总督，从而把财权控制在手里。但咸丰不同意，反而趁曾国藩父亲去世，让他回家守孝。

从曾国藩中进士开始到回家给父亲守孝，是他年轻时候过得最窝囊的时期，要朋友没朋友，要地位没地位，同事不团结，领导不厚爱，劳苦奔波大半生，落得个回家守孝的结果。

可以说，曾国藩的这一切悲剧的缘由，都在于他拿衡量自己的尺子，去衡量这个世界。把自己执行的一套原则，强加到别人身上，从而引起整个人际系统对他的排斥。

曾国藩在家守孝两年，最后因战事吃紧，再次被皇帝召出来。

以前我们总认为曾国藩笨，很多野史的材料都说曾国藩天资不好，智商不高，其实我是不赞同的。

虽然曾国藩中进士的年龄比同时代的牛人像梁启超、李鸿章这些人大，但只能说明他读书开悟得晚，天赋比他们差一些。但曾国藩好歹是在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中，挤独木桥出来的“进士”，放在今天那至少也是中国十大名校的水准。

所以，曾国藩天资不算卓绝，但绝对不是差。因此在家守孝两年之后，曾国藩有能力实现自我的反省与超越，在学了黄老之学反省自身很多后，曾国藩再出山时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国藩接到咸丰的诏书之后，准备了四天就出发了。

他用这四天准备了大大小小的“礼物”，给每一个他将要去拜访的地方官们，上至巡抚大臣，下至县令，都准备了礼物，说是去赐教。

他的第一站长沙，就去拜访了当时的长沙县令。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得了的新闻，因为古代有句话：前世作恶，今生县令。恶贯满盈，县令附郭。

意思就是，上辈子做了孽这辈子才会做县令，而上辈子要是恶贯满盈的话，这辈子就要做省城的县令。

说白了县令就是官场最垃圾的职位，尤其是省城的县令，因为要经常来往的接送到本地的大官，各种“规矩”必须得安排上自己的日子才好过，所以县令非常不好做，一没油水，二没地位，腰身还要非常的柔软才行。

但曾国藩却连这样的人都去拜会了，还送了礼物，并且是带着请教的心态去的。

曾国藩除了这种日常的迎来往送之外，还会主动地考虑“送礼”。

以前清朝有个机构叫户部。他们有个专门的业务就是给打仗完之后的部队报销军费，所以户部的人一旦遇上军费报销就意味着提前过年。

曾国藩打下天京之后，派人去和户部的人说报销的事，初步答应要给户部8万两银子，但是恭亲王突然说，打仗搞得民不聊生，干脆所有的都不报账了，这对打仗的人来说是好事，对户部来说就是噩耗。

但曾国藩还是给了钱，他从自己的存款中拿出8万两，分给了户部。

此时的曾国藩与以前一根筋推崇儒家文化的愤青相比简直是两个人，拿他以前的标尺来衡量，现在的他肯定是个“小人”。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以后，每到江西等地，当地的地方官就会给他送豪宅豪车。曾国藩也不生气也不骂他们乱搞，而是指着他们送来的几卷草席子，说：你们有心了，这样吧这个我收下了，其他的你们带回吧。

后来曾国藩过生，手下的爱将鲍起豹，把多年打仗以来得到的金银细软、古玩字画，扛了六大包来给他贺寿。

曾国藩没有像以前一样严厉的指责属下，问责他一个大头兵哪来的这么财产，是不是发了战争财等等，而是看了看这些礼物，然后挑了一个绣花的小帽子，说：我只要这个，其他的你自己带回。

曾国藩在发起洋务运动的时候，身边有个高材生叫容闳，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曾国藩信任他就给了他一个肥缺美差，给他播了一批特款，让他国外去购买机器。

容闳从美国回来时，曾国藩给儿子写信说，容闳一定回来送礼，你也不要一份都不要，20两银子以内你就收下，多余的退回。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再出山时候的曾国藩已经变了个人，他从以前的刚直不阿、仁义礼信，变成了现在的圆滑世故、人情达练。

而好处也很明显，以前同事排挤打压，皇帝也不厚爱，现在加官进爵不说，走到哪人缘都好，最后所有合力，成就了曾国藩一等毅勇侯的功名。

那是不是说，要想做出点事，就得学会那些油里油气的行为？

不，光这样解读曾国藩，太过于浅薄了，仔细琢磨他的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哲理。

曾国藩跟一般的小人有所不同，他依然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君子，只不过是在内心坚守那块属于自己的高尚领土，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推己及人。

他把“责己严，责人也严”变成了“责人宽，责己严”。看起来他像是跟一般人同流合污了，其实这只是他外圆内方的一个最终策略。

曾国藩在卸任总督之后，让儿子把自己在位时留下的钱，只留2万剩余的一万余两全部拿到京城去散给官员们。

儿子问他为什么？

他说自己不愿得清官之名。

理由是，人人都愿得清官的美名，若是自己做得了美名，而别人得不到，这样就会让人难为情。换句话说，自己若是在官场上标新立异，就会遭到其他人的排挤，最后的结果就是做不成事。所以，不愿得清官之名。

曾国藩的行为不能被称作清官，但他却有清官之实。

史料记载，曾国藩的老婆听说他当两江总督之后，特地跑来江西看看，结果发现曾国藩贼穷，总督衙门陈旧不堪，住的地方还只有两个老妈子。她实在受不了之后，花钱去街上买了一个丫鬟回来，结果最后曾国藩还是把丫鬟送给别人。

几年总督下来曾国藩大概总收入在一百八十万两白银左右，但曾国藩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钱，死在两江总督位置上时，余钱也就一万八千两，最后还被办丧事花得精光。

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他的平时生活起居，吃穿住用全部都是从简，自己吃晚饭都很少吃肉。总之，曾国藩不像和珅那样的大贪官一样富可敌国，而是仅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一栋老宅和书屋。

你看，曾国藩其实是这样一个外圆内方的王者。

他在内心依然坚持儒家那一套高贵的品质，严格的要求自己，一切与仁义礼信相违背的事，都不做。而一旦和实际相结合，为了在真实世界做成事，他也能够表现得合时宜，让周围的人觉得舒坦自在，不显得光芒万丈让周围之人难为情。

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我觉得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总结得非常好。

曾国藩这个人给我们呈现出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中华文化的那种正面力量，只要加入了实事求是四个字，中华文化完全可以表现出非凡的弹性、包容性和开放性。

第二样东西，一个资质平凡的人，依靠超凡的意志力，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人生高度。

以前总觉得，曾国藩的主要标签就是严格律己，现在看来这样的认知太过于肤浅。

曾国藩作为一个被毛泽东、蒋介石以及马云等名人推崇的人物，他并不应该只是我们平时所了解到的正面的样子，他应该更复杂，也更有内涵。

而只有当我们即从正面，也从侧面去看他的时候，曾国藩才会更加的立体，从他身上汲取到的精神养料才会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