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曾说：苏轼已死，但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苏轼作为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他一生风雨却旷达飘逸，将别人严重的苟且硬生生活成了远方的诗和田野。

公元1057年，年仅20岁的苏轼第一次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一同参与会试的除了苏轼的弟弟苏辙以外，还有一众将来会牛掰得一塌糊涂的大人物，比如：

程颢，《爱莲说》作者周敦颐的学生，理学发展的重要人物

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

吕惠卿，北宋年间王安石下台后的副宰相

张载，理学创始人

程颐，开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

曾布，王安石之后的宰相

而且当时得主考官是一代大文豪欧阳修，所以苏轼参与得这次科举考试被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

阅卷时，梅尧臣连叫几声：“绝妙，绝妙”。

欧阳修大喜，接过一看，啧啧称叹：“妙哉，奇才啊，百年难得一见”。

转念一想，此文优秀异常，大概率是弟子曾孔所作。若圈为第一，必有人嚼舌根，便判为二等。

解封之后，才发现是苏轼所为，欧阳修便让苏轼把以前的文章找来看看，读罢便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欧阳修感叹自己的文坛领袖可以换人了。

苏轼从这一年就开始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可惜出道即巅峰。苏轼有才华但仕途很不顺利，他还没能在京城待多久，就因为各种帮派风波被贬官、流放。

最著名的一次是乌台诗案，差点落到杀头的结局，当时苏轼都已经开始写家书交代后事了。好在铁杆粉丝皇太后出面求情，三朝元老张方平也出面求情，当朝宰相王安石也力劝“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轼才堪堪躲过一劫。

贬官流放的苏轼却比我们想象的要洒脱，非常擅长苦中作乐活在当下。

流放外地时，路过浙江金山寺，在这里他结识了自己一生的挚友佛印大师。两人相见如故，很快就成了一对忘年交。

一个时才高八斗饱读诗书的大才子，一个是参悟佛理的得道高僧，两人经常坐而论道，探讨人生终极问题，《赤壁赋》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写出来的，也偶尔两人互怼，有些嘴仗放在现在都是名场面。

有次，苏轼去金山寺拜访佛印大师，没料到大师不在，佛印爱徒来开门。苏轼傲声道：“秃驴何在？”。

小沙弥淡定地一指远方，答道：“东坡吃草”

不得不说，小沙弥回击得这句话太绝了，苏轼原本想说的是佛印是“驴”，经过小和尚的巧妙回答后，却变成了自己是“驴”。

这一问一答成就了一对口耳相传的绝佳对子。

还有次苏轼与佛印在乘舟出游，苏轼看到河边上有条狗在觅食，灵机一动便对着佛印说：“狗啃河上（和尚）骨”。

佛印听后一把抢过苏东坡手里的扇子，丢进河中：“水流东坡诗（尸）”。

利用谐音梗互相调侃是二人的常规操作，偶尔也拿诗文做切入点，拿对方开涮。

苏轼看着佛印的光头说：“诗里通常都是用僧对鸟，例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还有‘时闻啄木鸟，疑是扣门僧’，怎么你今天就对着僧人，当了只鸟呢？”

“鸟”在宋朝，是粗话，佛印听了，直接怼回去：“我现在也是僧人，僧对鸟也，我不就正对着你吗？”

苏东坡一生坎坷却依然旷达飘逸，可见其心性和格局都与常人不同一般，而这份心性在他与佛印互侃之间也能窥得端倪。

也许正是他保持了这样乐观的真性情，才能适应各种环境，配合他个人的才华写出各种“合时宜”的千古诗词。

在边关镇守时，他会写意气风发的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

在想起亡妻王弗时，他会写情感细腻的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在想起自己虽一生坎坷但依然斗志满满时，他会写激昂的词：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苏东坡写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多人普遍都有的痛点，但在他的笔下就显得别有一番美感，也正是如此苏轼成了一个魅力十足的诗人。

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文人大夫都很喜欢他。林语堂喜欢他，台湾诗人余光中也很喜欢他。

余光中说：“旅行，我不想跟李白，因为他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我也不想跟杜甫，因为他太苦哈哈，恐怕太严肃；而苏东坡就很好，他很有趣，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

余光中是从哪得到这些判断的呢？答案是诗词里。

诗词是一个人思想的集中地，也是他人物本身的故事会。

我在读完《苏轼词传》之后，就更进一步地了解了苏轼的生平经历和想法，近距离感受他的世界观。

在他的词中我读到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也读到了“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的感怀，还读到了“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是梦”的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