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这位清末的小知县，民国的大总理，新中国的座上宾，真是一棵“政坛不倒树”。

从清朝到民国，再到新中国，这段跨度巨大的历史看起来像三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朱启钤却像个穿越者一样，硬是活跃在这三个时代的舞台上。

他从清朝的裙带官僚起步，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在北洋政府坐上交通总长和代理国务总理的位置，后来又当上了新中国的政协委员。

有人说他投机，也有人说他实干，但无论如何，他的经历绝对够传奇。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1. 裙带关系是起步，但能力才是关键

朱启钤的仕途起点，说白了就是靠关系。

他的姨父瞿鸿基是清朝的大员，给他铺了不少路。

人家一上来就捐了个江苏知县当当，后来又在瞿鸿基的提拔下进了京师译学馆。

可问题是，靠关系只能入门，能不能站住脚，还得看本事。

朱启钤显然不是个普通的“关系户”。

他在京师译学馆的几年，硬是从一个看上去只能靠裙带的人，变成了清廷眼中的“实干派”。

满清政府改革邮传系统时，徐世昌看中了他的才能，把他提拔起来。

后来，他去了俄国、日本考察农垦事业，这些经历让他眼界开阔，成了那个时代罕见的“新式人才”。

靠关系起步，靠能力攀升，这就是朱启钤能从底层爬到北洋高层的原因之一。

2. 适应能力强，善于抓住每个时代的机遇

朱启钤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能看清形势，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

在清朝，他是个忠实的官僚；到了民国，他摇身一变成了“改革派”，跟着袁世凯干了不少“新政”。

辛亥革命后，他迅速适应了共和政体的游戏规则，靠实干能力进入北洋政府的高层，甚至短暂代理过国务总理。

袁世凯复辟时，他又参与其中，虽然因此遭通缉，但等风头一过，他又回到政坛，继续担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

到了新中国，他更是一个绝佳的“老好人”形象。

周总理亲自关心他，他也不负周总理的期待，捐献文物，支持国家建设，甚至拿出香港的轮船支援大陆。

这个人像一块海绵，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能吸收新的规则，然后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的适应能力强到让人不得不佩服。

3. 懂得取舍，能在关键时刻“急流勇退”

朱启钤的成功，还在于他有自知之明，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

在民国后期，他看清了政治的混乱，果断退出政坛，转而投入实业和文化事业。

他主持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保存了大量古建筑史料，为中国未来的建筑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样的转型，不仅让他避开了民国的政治漩涡，也给他赢得了新中国的信任。

1949年，国共谈判时，周总理念念不忘他，亲自写信请他北上。

这种待遇，不是随便哪个民国官僚能享受的。

朱启钤的一生，横跨三个时代，身份从清朝的知县到民国的大总理，再到新中国的政协委员，堪称一个时代的缩影。

他的成功，既有裙带关系的影子，也有个人能力的支撑，更有他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

有人说他是个投机者，但如果投机能做到他这样的高度，那也许投机就是一种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