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刘梦溪著《东塾红学三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了，“三书”即《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修订版）、《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增订版)、《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三种红学著述。
东塾红学三书
笔者于2024年8月23日上午10时收到顺丰快递的《东塾红学三书》，其中《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修订版）扉页前衬页有著者的题赠签名，题签时间2024年8月21日。
笔者曾在《名家与红楼梦研究》一书“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是‘儿童团’时期的营生”一章中做过粗略统计：
自2016年7月至2019年7月，刘先生先后题赠“淮生先生惠正”“淮生先生指正”“淮生先生教正”“淮生先生存正”的著作大概14部16册，特分列如下，以见真迹：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牡丹亭与红楼梦——刘梦溪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现代学人的信仰》，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马一浮与国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陈寅恪的学说》（三卷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学术与传统》，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
《七十述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陈寅恪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中国文化的张力》，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韩译本），韩惠京翻译，2019年版；
以上著作的阅读收获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是对于修订《刘梦溪红学学案》的直接帮助。
《王国维与陈寅恪》
《名家与红楼梦研究》一书由知识产权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未能及时收录2020年11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刘梦溪著《王国维与陈寅恪》一书，题赠签名时间即2020年12月27日。
时隔一年略有余，笔者又收到刘梦溪著《八十梦忆》题赠签名本，该巨册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1月出版，计606万字，插图60幅。笔者原拟通观《八十梦忆》《七十述学》之后撰述一篇书评，以略酬问学之交谊，然尘务萦心，至今尚未随愿。
前文所列14部签赠著述中，笔者尤为重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此书传播最为广远，影响颇为可观，堪称红学史述类的别出心裁之作。
据商务印书馆本“修订版前记”说：“本书今次是第四版，第一版的出版者是文化艺术出版社，时间在1990年。第二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第三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每个版次的间隔时间在六至九年左右。”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修订版
除了上述四个版本之外，韩惠京教授翻译的韩文译本正式出版于2019年，书名题为《论证剧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红学智力冒险》。
刘梦溪在 “修订版前记”中说：“《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被翻译成韩文，是我不曾想到的。这要感谢韩国加图立大学韩惠京教授的苦心孤诣。当韩文版甫将竣事之际，她来到北京与我晤面。她的译笔是令人信服的。书名，韩文译作《论证剧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红学智力冒险》，可谓深得拙著精神旨趣得神来之笔。”
韩惠京教授则在“韩文版译者后记”中说：“《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可谓将与‘红学’相关内容一网打尽。可以说这本书展示了红学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在这部书中能看到在其他书中很难看到的红学的真相。……《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对于百年间红学史的庞大内容按照不同的流派进行了整理，对于围绕红学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争论一网打尽，可以说这本书是一部能让人有如临红学论争现场的阅读感受的一部书。”
韩惠京教授的此番话大抵可以说明韩文版书名的旨趣，这一旨趣获得了原著者的欣然认同。
毋庸置疑，《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被翻译成韩文传播，自然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一般红学研究者都不曾想到的，此亦显见这部红学史著述实实在在的影响力。
据笔者所知，近几十年来影响力持续不衰的红学著述应首推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此外，为数不多的红学研究畅销书中《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应属必选，且堪称“红学必读书”无疑，不仅入门必读，亦研究必读。
笔者执教中国矿业大学迄今二十五年矣，这期间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红楼梦导读》《红楼梦鉴赏》《红楼梦研究》等课程近二十年，《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则是指定的课外必读参考书。
《名家与红楼梦研究》，高淮生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
那么，《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何以成为指定的课外必读参考书呢？此可参见笔者曾在《名家与红楼梦研究》一书中记述的一段真切感受：
7月10日午后，看到刘先生发来的韩译本《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书影以及微信留言：“韩惠京翻译，815页，装帧考究。可惜我看不懂。”笔者回复道：“看不懂无妨，这一成果影响可观！”刘先生感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笔者回复道：“悠悠岁月，余心有寄何所求！在笔者看来，红学史著凡数十部，能雅俗共赏者寥寥无几，先生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可谓能领风骚矣！”
由以上感慨可见：《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这一“儿童团”时期的营生毕竟在刘梦溪先生的心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虽不曾想到《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竟然译介海外传播，却已有过一段先知经历：
《红楼梦十五讲》
2017年6月24日，笔者曾赴韩国首尔参加由首尔中国文化中心和韩国红楼梦研究会共同主办、韩中文化友好协会承办的首届韩中学者红学研讨会即《2017韩国红楼梦国际学术大会：韩中红学家对话》，研讨会的综合讨论与自由问答阶段，韩惠京教授提问道：“请问高淮生教授，您对刘梦溪先生著作《红楼梦与百年红学》怎么评价？”
笔者回答：“《红楼梦与百年红学》写作体例新颖，材料编织巧妙，学术史影响较大。如果说到不足之处，那就是不能像学案史那样把学人写得足够鲜明生动，也不能像通史把事件和时间写得更加系统全面。”
韩惠京教授比较满意以上回答，笔者当时并未深究其提问的特别用意。
会议闭幕后，韩惠京教授主动告知笔者，《红楼梦与百年红学》韩文译本不久将出版，所以对《红楼梦与百年红学》的评价很关心。
又据韩惠京教授相告：此前已经翻译出版了刘梦溪先生的《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一书。听了韩惠京教授的主动告知，笔者竟多了一份期待。
时隔两年有余，笔者欣慰地收到韩惠京教授2019年8月19日签名题赠的《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韩文译题《狂者的诞生——中国狂人文化史》）以及《红楼梦与百年红学》（韩文译题《论证剧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红学智力冒险》）两种译本，笔者由此两种译本的选题便十分地钦佩韩惠京教授的学术个性和学术精神。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韩文版译者后记”中所说的一段话：“翻译的过程如同与红学旅程中的无数学者一道品尝其中的苦乐，翻译完成之后的心情就像从一场心酸的梦中醒来一般，如同在迷梦中徘徊。仿佛答案就在眼前，然而正要抓住时却瞬间从手中滑落，于是只好再次握紧。虽然花费不少精力，付出不少努力，最后却让人感到不过是枉费精力而已。诚如很多红学家所言，在阅读《红楼梦》后所产生的那种虚无感与混乱感，在回顾红学史时依然萦绕于心。让人感觉到，不但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反而陷入很深的混乱之中。……这些学者有关红学论争的风采让我对于学者的姿态与风度有了重新审视的机会。”
《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韩惠京教授的译后感悟很自然地令笔者记起刘梦溪在由《红学》改名《红楼梦与百年红学》的二版题序中说过的一段话：时下的红学由梁任公先生给定的第四期（即衰落期）向前又跨了一步，似乎进入“闹学”时期……这回可真的该告别红学了！
笔者由此认为，《红楼梦与百年红学》的确是一部可以给著者、读者、译者同样带来深切感悟的红学书，感者自感，悟者自悟，真可谓：各有灵苗各自探！
据笔者所知，红学百年历程中海外红学著述中文译本常见，而中国内地学者的红学著述译介海外者寥寥。韩惠京教授曾告知：这是韩国第一部介绍《红楼梦》研究史的书。
另据韩国首尔大学崔溶澈教授的女弟子王飞燕博士相告：出版《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韩译本的这家出版社的确非常有名，其对所出版书籍总有很严格的要求, 所出版的书籍往往被认为是很有价值的著作。
《红学学案》
或问：为什么高淮生教授在回答韩惠京教授的提问时竟如此从容笃定呢？答案即在2013年2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高淮生著《红学学案》一书中。
《红学学案》一书第十二章即“刘梦溪的红学研究：红楼新论犹可论、红学史述善通观”，章下三节分别为“红学新论：《红楼梦》与红学通解”“红学史论：《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楼探源：《红楼梦》与文化传统”，其中“红学史论”一节对《红楼梦与百年红学》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评述。
现摘取几则如下：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则无论在学术树义、学术视野、方法论、学术境界等方面明显地胜过《红楼梦新论》，这部红学史著述已经成为当今红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同时也成为《红楼梦》教学的主要参考资料。这是他学术转向过程中形成的成果，即刘梦溪在“传统与文化”“学术与传统”“红学与传统”等方面的思想沉浸过程中，思想和方法更新了，视野开阔了，思想融通了。
陈寅恪、钱锺书、余英时的影响是促成其学术思想和方法、态度和立场转变的直接精神动因，以上三位学人的学术精神和人格精神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通”→“通达”“会通”“融通”“圆通”“通识”。也就是说，他们都是“通人”，所谓“通人”即“主体自觉并得到充分弘扬的人”，刘梦溪“心向往之”地企慕这样的“通人”。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在红学史著述中又有着怎样的突出特点和学术贡献呢？
现在还不是为红学史著述规范某一通则的时机，迄今为止的红学史的撰述仍然处于探索新路的时期，各种写法都可以尝试。尽管严格按照所谓“时间进程”撰写通史是红学史写作的常规，但并不说明红学史写作就只能设定这一“一元论述”的规范，同时拒绝“多元论述”的新规范的尝试。可以这样说，《红学》或《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正是贡献了红学史著述的一种新样本，至于这一新样本的典范意义如何或是否具备纯粹的学术史品质，则有待于时日的验证。
刘梦溪的《红学》或《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善用材料，博观精取，并力图在材料的梳理中显其识见，就此而言，称之为“学术史”足可当之。笔者姑且作这般并不见得恰当的比喻：著者就如同一位编织高手，大量的原始材料经过经纬交织之后而条理化了，这高手的能耐是否如晴雯织补雀金裘一般的巧夺天工，仁智之见常有，姑可立此存照。客观地说，经过这一番“融会贯通”和“条分缕析”之后，这织品也就仿佛是独立创作一般。这一“作品”又并不像有些红学史著述那样，著者充其量就是个“文抄公”。
〔马来西亚〕卓鸿泽说：“作者尽量做到‘让学术归学术’，摆脱种种学术以外的成见，较之以往的红学史专著，立论自由、活泼得多。这种‘突破’，不当限于刘先生个人，而应广被整个大陆红学界。我觉得这是刘著最可贵之处。” 不仅比较 “客观公正”了，而且能体现著者的“好学精思”，而深思熟虑的识见往往来自这种“好学精思”。
刘梦溪感慨：“百年红学的事情，比荣府的家政要复杂得多。只好举其突出之点，略志梗概。” 笔者将刘梦溪这一“略志梗概”的特点归纳为：探源溯流、提要钩玄；发遑心曲，论见新识。
《八十梦忆》
以上评述是笔者对《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所做的粗略的学术史通观，由此亦可见彼时“觇文辄见其心”之尝试过程。
刘梦溪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三版题序中说：“人的一生，知遇最可贵，也最不易得。所以《文心雕龙》又‘知音篇’，劈头就发为感慨：‘知音其难哉！’学问文章亦复如是，见知于当代，总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陈寅恪宁愿相信：‘后世相知或有缘。’文化史上一些典范性著作，常常藏有特定文化系统的密码，由谁来完成这样的作品，接受群体中谁能成为当时或后世的真正‘知音’，参与其中的个体生命角色固茫然若无所知，历史也无法预设。不只是知识和学养的问题，对他人和前人的著作能否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尤其重要，甚至还需要‘有缘’。”
笔者《红学学案》“前言”中曾如是说：“《红学学案》撰述坚守两个基本‘原则’：一则‘仰视其人格、平视其学术、俯视则不取’的心理原则；二则‘非遇亲者而谀之、非遇疏者而略之、非遇强者而屈之、非遇弱者而欺之’的撰述原则。这两个‘原则’究竟是否可取或缜密呢？当留待时日以检验。由第一个原则可知，《红学学案》撰述只涉及学术事实的述评，不涉及人格价值评价。由第二个原则可知，《红学学案》撰述‘不惟是非成败定褒贬，而以学术贡献论高下；秉持了解之同情，摈弃学派性偏见。’”
笔者至今坚信：彼时“觇文辄见其心”之尝试过程的确做到了“秉持了解之同情”，至于是不是接受群体中的真正“知音”则不敢自我期许。
《中国文化的张力》
说句题外话：笔者曾促成《韩惠京：〈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译者后记》一文的推介，该文即苗怀明教授主办的“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文章，发布于2019年7月23日。因为这个学术性公众号的读者非常多，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极大，发布此文的确有助于《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韩文译本的学术传播。
《东塾红学三书》的另外两种红学著述《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增订版)以及《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皆颇见文心，义理辞章亦能相得益彰，亦恰如刘梦溪著《七十述学》自述：“我之为学，不谙异域文字，无家学可承。所长在识见，词采也不错，但积宝不足。一定找出有什么优势，我想在文本阅读，不厌其细，反复推求，每有会心。即‘六艺’经典，也能因细详而得雅趣，明其义理。故陈寅老‘了解之同情’一语，深获我心。”
略作推求可知，《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增订版)情辞流韵，别具意趣，以爱情心理学阐释《红楼梦》之“儿女真情”可谓别开生面；《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思理绵密，每每会心，其文章选题能见创获亦多见启迪。
笔者以为，此红学二书之阅读效果亦正如著者《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一文中所愿：“带来阅读的欢乐，带来文学的趣味，带来理性的思考。”当然，因性分不同，偏好各异，读者的领受自然各见厚薄。
笔者的阅读感受：《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增订版)以“阅读的欢乐”和“文学的趣味”尤为突出，而《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则以“理性的思考”引人入胜。当然，此“二书”均能给人带来“手不释卷”的阅读体验，亦即“欣悦”的阅读体验。
笔者向来认为，做学问也如交朋友，有缘即订交，无缘则离散，“欣悦”而已！既然“后世相知或有缘”，缘来缘往，各有分定啊！
正如《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修订版前记”说：“红学于我，用得上《红楼梦》十二支曲的‘枉凝眉’中的一句话：‘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遇着了，奈何！其实‘遇’本身也就是缘。缘遇，缘遇，此之谓哉。”
做学问如此，读书何尝不如此。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曾口占之四句亦可为“缘遇”佐证，特录以为据——《庚子即至口占四句以奉梦溪先生解颐》：
丙申之遇沐春风，
疑义相析快哉翁。
尤忆他年拟红案，
雁书沉影不从容。
嘻！“丙申之遇”竟成就了“《东塾红学三书》之评”，岂不“欣悦”哉！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曰：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东塾红学三书》实乃寄心之作，何啻“成一家之言”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