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沈阳，一场惊天大案震惊了整个东北。沈阳造币厂800两黄金突然失窃，这不仅是一笔巨额财富的损失，更关乎新中国金融体系的信誉。当时的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此案，要求全力侦破。然而，这起轰动一时的大案却陷入了长达19年的僵局。期间，众多疑点重重：为何犯罪现场如此干净利落？为何仅有的几条线索都中断在厂区内部？最令人不解的是，为何作案者能对厂区的安保系统如此了如指掌？直到1980年，一位普通大婶的一次存款，意外揭开了这个尘封近20年的谜题。这究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内部作案，还是另有隐情？这位大婶又与这起旧案有着怎样的关联？
一、案发前的沈阳造币厂
1961年初春的沈阳造币厂，是东北地区最重要的货币制造基地之一。这座建于1896年的造币厂，见证了近代中国金融业的沧桑巨变。当时的沈阳造币厂不仅承担着人民币的铸造任务，还负责将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黄金提纯、加工成工业用黄金。
造币厂坐落在沈阳市和平区，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厂区内分为铸造区、仓储区和办公区三大板块。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位于厂区中心的金库，四周由水泥墙围护，墙体厚度达到半米，看似坚不可摧。然而，由于当时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厂区的安保设施却相对简陋。
1961年的沈阳造币厂有职工近千人，分为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和普通工人。技术人员主要负责黄金提纯和货币铸造，行政人员负责日常管理工作，而普通工人则承担运输、包装等基础工作。当时的厂长是王德新，他从建国初期就开始担任这一职务。
在安保制度方面，造币厂实行三级管理制度。第一级是厂区大门，由武装警卫24小时把守；第二级是各个车间的出入管理，需要专门的出入证；第三级则是金库管理，采用双人双锁制度。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很多安保措施并未得到严格执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初，造币厂刚刚完成了一批来自东北三省的黄金提纯工作。这些黄金纯度高达99.99%，是当时国内最高品质的工业用黄金。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黄金加工需求，厂区还专门成立了金银产品包装组，负责对加工完成的黄金进行称重、包装和入库工作。
在人事制度方面，造币厂采用严格的政审制度。每位员工入厂前都要经过详细的背景调查，特别是在关键岗位的人员，更是要求履历清白。然而，由于当时档案管理系统尚不完善，加上人手短缺的问题，一些人员的政审工作难免存在疏漏。
就在案发前的一个月，厂区刚刚完成了一次设备更新。新购置的熔金设备大大提高了黄金提纯的效率，使得车间每天能够处理的黄金数量翻了一番。然而，设备更新后的管理制度却没有及时跟上，这为后来的案件埋下了隐患。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正在酝酿。而此时的造币厂上下，却还沉浸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喜悦中，丝毫没有察觉即将到来的风暴。
二、精心策划的盗窃行动
在这起震惊全国的大案中，主谋关庆昌表面上是造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实际上却是一个极具反侦查意识的犯罪分子。他在1957年通过关系进入造币厂工作，伪造了自己的履历，隐瞒了曾在伪满时期担任警备队成员的经历。他的妻子黄淑珍也在厂里担任包装工人，两人都在关键部门工作。
作案前的准备工作长达半年之久。关庆昌首先利用工作之便，详细摸清了厂区的安保漏洞。他发现，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之间是最薄弱的时段，因为这时正值两班倒交接，警卫人员会有短暂的交接时间。另外，他还注意到包装间的后窗由于年久失修，铁栅栏已经松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关庆昌在作案前三个月就开始记录保安巡逻的规律。他发现每天晚上九点后，保安会在固定时间点巡逻特定路线。同时，他还利用妻子在包装组的便利，掌握了黄金入库的具体时间和线路。
黄淑珍则负责收集更细致的信息。她通过与同事闲聊，了解到每个星期四下午是黄金称重和包装的固定时间。而且由于工作量大，有时会延续到傍晚。包装完成后的黄金通常会在第二天上午统一入库。
1961年4月18日，这个精心挑选的日子终于到来。那天下午，一批重达800两的高纯度黄金刚完成提纯，正在包装间等待入库。按照规定，这批黄金应该立即转移到金库，但由于当天恰逢厂里开会，负责押运的人员都去参会了，黄金不得不临时存放在包装间。
傍晚五点四十分，关庆昌趁着交接班的混乱时刻，从后窗潜入包装间。他选择的是最容易得手的位置：靠近窗户的工作台。他带来了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包，里面装有撬棍和绳索。整个作案过程仅用了不到十分钟。
为了掩人耳目，关庆昌还特意在逃离现场时制造了假象。他故意在包装间留下了几个烟头，这些烟头的牌子是厂里其他工人常抽的，目的是转移警方的注意力。同时，他还刻意从正门位置留下了一些脚印，实际却是从后窗逃离。
第二天早上，当包装组组长郭家惠例行清点时，发现整整一箱黄金不翼而飞。这批黄金价值连城，而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黄金失窃案。更令人震惊的是，现场既没有撬动的痕迹，也没有打斗的迹象，就仿佛这些黄金凭空消失了一般。
在此之后，关庆昌夫妇仍然正常上班，表现得和往常一样。黄淑珍甚至还主动参与了厂里组织的安全大检查。这种表面上的平静，让他们成功地度过了案发后最危险的时期。
三、案件调查与转折点
案发后的第一时间，沈阳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鉴于案件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辽宁省公安厅也派出了精干力量支援。专案组最初的调查方向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厂内可疑人员排查，二是周边销赃渠道摸排。
4月20日，周恩来总理听取了案情汇报后，立即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这不仅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更关系到国家金融安全，要求各级部门全力配合，务必尽快侦破此案。随后，公安部派出了以张国华为组长的专家组，前往沈阳指导案件侦破工作。
专案组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发现是在包装间后窗发现的几根新鲜刮痕。技术人员通过痕迹分析，确定这些刮痕是由专业工具所致。这个发现直接推翻了此前＂内部人员用钥匙作案＂的推测，案件调查开始转向＂技术性盗窃＂的方向。
就在调查取得初步进展时，一个意外事件打乱了专案组的部署。5月初，包装组的老员工李国柱突然在家中身亡。李国柱生前是最后一个离开包装间的人，他的死因被认定为心脏病发作。但令人生疑的是，在他去世前一天，曾向专案组表示要提供重要线索。
这起突发事件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通过对李国柱的社会关系进行摸排，专案组发现他与一个在香港经商的旧识有密切联系。这条线索使调查出现了新的可能性：是否有人试图将这批黄金转移到国外？
为了查证这一可能性，公安部专门联系了香港警方。经过对方协助调查，发现确实有人在案发后不久，曾试图在香港出售一批高纯度黄金，但因价格过低而未能成功。然而，当警方循线追查时，相关人员已经离开香港。
6月中旬，专案组又获得一条重要情报：在沈阳市郊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人看见可疑人员深夜活动。专案组立即展开突击搜查，虽然没有找到黄金，但在一处废弃的地窖中发现了可能用于熔化金块的工具。
与此同时，专案组对造币厂全体职工展开了新一轮深入调查。重点关注的是近年来新进厂的职工，特别是那些履历存在疑点的人员。在这个过程中，关庆昌的档案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他的入厂时间、工作岗位都与案件有某种微妙的联系。
然而，就在专案组准备传唤关庆昌详细询问时，他和妻子黄淑珍突然请假离开了沈阳，称是回老家探亲。专案组立即派人前往他们声称的目的地追查，却发现这对夫妇根本没有到达老家。至此，他们成为案件的重要嫌疑对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都收到了协查通报。但关庆昌夫妇仿佛人间蒸发一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起本已扑朔迷离的案件，就此陷入了长达数年的僵局。专案组不得不将重点转向更长期的潜伏侦查工作。
四、十九年的潜伏与生活
在消失的十九年里，关庆昌夫妇辗转于全国各地。他们先是逃到了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关庆昌化名张明山，以木匠的身份谋生。黄淑珍则改名叫李秀芳，在当地一家纺织厂做工。为了避人耳目，这对夫妇刻意保持低调，很少与邻居来往。
1965年春天，因为担心身份暴露，他们又搬到了内蒙古。在那里，关庆昌学会了蒙古语，开始在牧区收购羊毛。这个职业让他能够经常流动，不易引起注意。黄淑珍则在当地一家民族服装店做售货员，慢慢适应了草原生活。
1968年，他们再次转移，这次选择了云南边陲的一个小镇。关庆昌改行做起了小本生意，开了一家杂货店。那些被盗的黄金被他们分批熔化，制成各种首饰，通过不同的渠道逐步变现。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们从不一次性使用大额现金。
到了1970年代，这对夫妇又辗转到了广东潮汕地区。在那里，他们租了一间临街的铺面，开起了中药材店。关庆昌这时已经改名为陈光明，而黄淑珍则用了林美珠这个化名。他们刻意留住当地口音，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
1975年，他们再次移居，来到了江苏的一个县城。这时的关庆昌已经50多岁，头发斑白。他们用积蓄买下了一间小院，开始经营副食品店。期间，黄淑珍还在当地慈善会做义工，树立了良好的街坊形象。
然而，1978年的一次意外差点暴露了他们的身份。一个来自东北的顾客认出了黄淑珍的口音，并对她的来历产生怀疑。这个惊魂一刻让他们不得不再次转移，这次他们选择了浙江的一个沿海小城。
在浙江期间，关庆昌夫妇开始谨慎地将剩余的黄金变现。他们采取的方式是通过不同的银行，分散存款。每次存款的金额都控制在不引人注意的范围内。然而，正是这种看似谨慎的做法，最终成为了暴露他们的关键线索。
十九年间，这对夫妇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们从不与人谈论过去，也不留任何照片。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会编造一套完整的身世故事。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们也没有动用过大量现金，而是过着与普通百姓无异的生活。
到了1980年，关庆昌夫妇似乎已经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他们在杭州附近的一个小县城定居下来，开了一家小饭店。这时的他们，已经完全改变了外貌和举止，就连多年的追查者也难以认出他们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要犯。然而，正当他们以为可以就此安度晚年时，命运却给他们准备了意想不到的结局。
五、案件告破与最终审判
1980年10月15日，一个平常的秋日，杭州市公安局接到了一份异常的银行报告。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当地多家银行出现了一批可疑的存款记录。这些存款金额不大，但频率异常，且存款人的身份信息存在疑点。
专案组随即对这些银行记录展开调查。通过仔细比对，发现这些存款都来自杭州附近一个小县城。更引人注意的是，这些存款的时间规律与当年造币厂失窃案中黄金的预计变现周期高度吻合。
10月28日，专案组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对可疑人员展开秘密侦查。他们注意到一家名为＂福满堂＂的小饭店，店主夫妇的活动轨迹与那些可疑存款有着密切联系。经过多天的暗中观察，专案组发现这对夫妇虽然经营着一家普通饭店，但其生活作息和言行举止都显示出不同寻常的警觉性。
11月3日凌晨，专案组实施了统一抓捕行动。当警方破门而入时，这对夫妇正在清点当天的营业收入。现场搜查中，警方在他们的住所地下室发现了一个精心伪装的暗格，里面藏有部分未经销赃的黄金和大量现金。
经过突审，关庆昌和黄淑珍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随后的调查显示，他们在这十九年间，已经将大部分黄金通过各种渠道变现，总计价值达数百万元。这些钱被他们分散存入全国各地的银行账户，或者用于购置房产。
1981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起公诉。起诉书显示，关庆昌夫妇不仅涉嫌特大盗窃罪，还涉及伪造身份证件、非法持有金银等多项罪名。案件审理期间，检方出示了大量物证，包括作案工具、赃物销赃记录以及他们在各地使用的假身份证件。
同年4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庭审中，关庆昌供述了当年的作案细节。他们之所以选择在1961年4月18日动手，是因为那天正值厂里开职工大会，安保力量最为薄弱。而选择傍晚时分作案，则是为了利用交接班的混乱。
1981年6月8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关庆昌因犯特大盗窃罪、伪造证件罪等，被判处死刑；黄淑珍因从犯罪行，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时，法院追缴了他们的全部赃款赃物。
案件审结后，公安部对参与破案的民警进行了通报表彰。这起历时十九年之久的特大盗窃案的告破，不仅挽回了国家的重大损失，也展示了司法机关坚持不懈的追查精神。经过这次案件，全国各大金融机构、珍贵金属储存单位也都加强了安保措施，完善了安全管理制度。
在关庆昌伏法后，专案组又陆续破获了与此案相关的数起销赃案件，追回了部分流散在社会上的赃物。这些黄金最终被收归国有，重新投入国家金融储备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