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军

1975年9月于张掖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提干后引起一些好心人对我婚姻的关注，包括首长在内不断有人为我物色对象。1974年回家探亲途经兰州、西安，先后与几个姑娘见面。然而由于观念使然，最终在泾阳老家尘埃落定。

我的婚恋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那个年代军人婚恋的状况，回忆这段看似纯属个人的罗曼史，或许能帮助读者朋友多角度地读懂军人，了解军人。

接着说我到兰州西安见面谈的情况。到兰州本来是要以替首长取一套《红楼梦》的约定，与冀师长介绍的军区总院一位护士见面。谁知在军区招待所碰见 2 连排长史光远，他一边摇头一边说他知道这个人，虽然模样长得俊俏，但是个干部子女，娇气得很，劝我还是找一个朴实一点的好。此番话正应了老同学刘西君让我“脚踏实地，眼睛向下”的告诫。这样未见面就先吹了一个。

接下来又去见梁副参谋长和史副处长介绍的兰化图书馆贾姑娘，我按图索骥很快找到通渭路她的家。迎接我的是一位身材高挑、彬彬有礼的姑娘。当我说明是替史处长送信时，对方忙不迭地说，你误会了，误会了！等你信的人是我姐，我今天临时从学校回家取东西。你稍等，我姐马上就回来。说话间，她的姐姐进了门，俩人长得犹如一对孪生姐妹，一个比一个俏。姐姐刚进门，妹妹就要回学校，说着便拎包走人，姐姐跟着送出门外。这哪是回家取东西巧遇，分明是姐妹俩精心安排的双簧。

贾的母亲是兰州一所中学的校长，育有四个女儿。继父在政府部门工作，家庭条件优越。环顾家中摆设，目睹她时髦的穿着打扮，我心里直嘀咕“门不当，户不对”。尽管对方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我却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

到西安后，又见了四叔父托朋友介绍的小贺姑娘，在省体温计厂当检验工，家住北大街一个平房院落。她一米六五的窈窕身材，眉清目秀，言谈举止得体，待人热情大方。父亲是一位陕北老革命，在省政府农林局工作。老人家见了我，希望我们进一步交往。我当时感到她就是我要找的意中人，十分高兴。

岂料当回家向老祖母和父亲汇报后，祖母明确表示：“你不要翅膀硬了就想远走高飞，探亲休假光往媳妇那里跑，见不到我和你大（大，关中方言，爸的意思）。你不能在外地找对象，可以在泾阳找一个自带粮票的。”

那个时候西安对我们老家人来说去一趟很不容易，很多人一生都没到过。直到这时，我才弄清祖母和父亲对我谈对象的基本态度，明白了应该在哪里找对象，找什么样的对象。祖母之命不可违，我只好放弃此前不切实际的想法，重新考虑婚姻大事。

其实，我初中女同学中也曾有人和我倾心爱慕，保持通信达两年之久，我当兵走后人家还到家中看望老祖母。只是由于自己反应木讷，加之那时部队不允许战士服役期间谈恋爱。刚提干那阵，又忙于工作，总感到自己年龄还小，不用着急，完全没有顾及对方的感受，未及时表明需要时间和等待的态度，这位同学误以为我是负心之人，便舍我而去。

就在这次休假的后期，我的婚恋出现转机。在县人民银行工作的梁永红和正在休假的岳永升两口子找到我，说县棉纺厂实验室小王姑娘，各方面条件不错，让我尽快见面。

那时部队规定未婚干部两年休一次假，假期 20 天。我当时假期过半，感到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对方，想等下次休假时再谈。结果遭到两位老同学批评，主张尽快见面。这年春节是 1 月 23 日，在他夫妻俩和几位热心朋友张罗下，年前见了面、拜见了双方老人，吃了订婚饭。没想到令我纠结多时的终身大事，在1974年春节前有了眉目。可见婚姻是讲缘分的，军人婚恋更有着他的特殊性，打下了时代烙印。

说到这次订婚，还有一个后门“订婚宴”的插曲。当时晓梅父亲感到我两年才探亲一次，担心中途生变，提出按泾阳习俗，吃订婚饭、拍订婚照，郑重其事。按说老人的要求合情合理，只是照相不难，吃饭却成了问题。那个年代，没有地方为你承办订婚宴。就在我犯难的时候，晓梅托所在厂“三结合”到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张凤莲特批，1 月 20 日在县国营第一食堂花 12 元钱，宴请了见证我们订婚的几位热心同学和朋友。为避免不良影响，大家都按约定从后门进入食堂。后来我开玩笑说，那时候就有走后门的问题了。

订婚照则因那天是星期天，照相馆关门，未能拍成，留下遗憾。经一年又八个月 60 多封书信往来，我们商定1975年下半年在部队结婚。在那个没有手机和微信联络的年代，鸿雁传书，功不可没。

当年 9 月 6 日，晓梅与在师机关工作的岳永升爱人，我们的介绍人梁永红相伴，从西安乘绿皮火车，经 29 小时一路颠簸到达部队。说是 29 小时，加上接车时的阴差阳错，40 个小时都有了。

她们乘坐的是经停张掖、平原堡、临泽的 71 次快车，事先说好过了张掖后晓梅在平原堡下车，永红在临泽下车。但她们脑子里没有几个车站相互关系位置的概念，结果晓梅提前在张掖下了车。当火车经停平原堡站时，永红看到车下接站的我和刘西君时才反应过来晓梅下错站了。于是，我便和西君挡了一台地方便车往张掖赶，让一同接站的隋元昌、张绪胜赶快给本团调作训处的陈荣哲参谋打电话，请他帮忙先去张掖火车站接上晓梅送往汽车站与我见面，几经接力才将晓梅接回平原堡。

陈参谋在张掖车站接上晓梅后开玩笑说：“你们才见过一次面，见到陈启军你能认识吗？”晓梅回答：“有点印象，估计见了面能认出来。”

我们的婚恋，没有热恋中的卿卿我我，缺乏花前月下的含情脉脉。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浪漫色彩的话，当属爱人名字中的“小”改“晓”。我们相爱后，我感到她不仅外表小巧玲珑，内心更加清纯可人，想着一定要读懂她的内心世界，结婚后我建议她将“小梅”改为“晓梅”。至今结婚证上写的姓名一栏还是王小梅。若干年后，在办理一些需要出示结婚证件的事情时，还不得不出具“晓梅 ”就是“小梅”的证明。

经过一番简单准备，我们在驻地婚姻登记机关张掖县乌江堡公社领了结婚证，9月 9 日晚 8 时举行了具有时代烙印的结婚仪式。婚礼在司令部会议室举行，长条会议桌上摆了几盘喜糖、葵花子和香烟，我和晓梅站在长条会议桌的一端，会议室内外挤满了前来祝贺的首长和战友。婚礼没有鲜花和爆竹，但却充满着首长和战友祝福的热烈气氛。在家的部门以上首长吕少松政委、张庆泰、王云先副团长、武钦友副政委、王必先参谋长、王富生处长、侯太寿副参谋长、赵船海副主任，以及司政后机关与连队代表 80 余人见证了我们的幸福时刻。婚礼由副参谋长主持、武副政委证婚，参谋长讲话，刘西君代表来宾讲话。副政委证婚幽默诙谐，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如今一些年轻人讲什么新社会，新国家，结婚后不养爹和妈。希望你们要发扬中华民族好传统，孝敬父母，尊老爱幼。”

当时团里规定，干部结婚可在伙食单位自费置办每桌 6 元标准的两桌酒席。为了能让多一些人喝到喜酒，我将两桌菜分成三桌，结果还是坐不下。一些战友便闹腾到新房喝喜酒，不胜酒力的我在接连给大家敬酒中喝醉躺在床上，新娘忐忑不安地在酒气熏天的新房中度过一夜。

我们的婚房布置在家属院临时客房，起居做饭都在一间房子。一张课桌，一把椅子，一张单人床加一块木板拼成婚床。两床被子，一床是找军需股助理员白忠智 14 元价拨的军用被子，另一床是托张庆泰副团长在杭州买的浅绿色拼副缎被面，被套被里都是旧品新用，结婚总共花了 70 多元钱。

当年部队结婚，亲朋好友恭贺不兴份子钱，而是赠送年画、洗脸盆、暖水瓶、茶杯、枕巾等日用品，有人送毛选。不过也有例外，我的同乡战友就破例赠送我一件刚面市的的确良衬衫，宣传股封志忠股长也破例行了 2 元大礼，他还为我们书写了一副充满时代色彩的婚联。

上联：帷幄运筹打一场反修持久战

下联：彩虹飞舞织一幅防变远景图

横批：互赠锦言。

（待续）